缘分

1975年，快过春节了。

腊月二十七那天，9224厂党委派遣政治处主任和厂办公室干事，专程来通化看望我。两位同志在我家坐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到站前旅店休息去了。他们头天晚上坐了一宿夜车，当天晚上还要坐夜车回厂，所以要好好休息一下。

送走了厂里的同志以后，我心里很感激厂领导的关怀。我在工厂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干部，组织上能在春节前最忙碌的时间里，抽出两名干部专程来看我，真的让我很感动。我想今后更要努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回报组织上的关怀了。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装了一拎兜父亲单位搞福利分给职工的苹果，带着小弟弟喜华去火车站送工厂来的两位同志回厂。

因为是春运最高峰阶段，火车站里人特别多。为了进出站台方便，进入候车室以后，我让小弟弟站在候车室里边小卖部窗下等我。我告诉弟弟：“千万不要动，我把客人送上车就回来找你。”小弟弟点点头答应了。于是我进火车站把同志送上了火车。

送走客人以后，我回到候车室来到小卖部找小弟弟，可他没在那里。这一下我可着急了，急得出了一身冷汗，难道小弟弟出了什么事儿啦？正在我四处找小弟弟的时候，一个人拍了我肩膀一下，我抬头一看，是个解放军，我心里想，你拍我一下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我刚要走，那个解放军笑着对我说：“你干啥来了？”他这一笑，我认出他来了，这不是胡堂凤的弟弟胡堂林吗？我对他说：“我来送我们厂的同志。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他说：“我刚下火车。”我问他：“你下火车不回家进候车室干啥？”他说：“我下车以后转向找不着家了，想进来辩一辩方向。”我说：“你等一会儿，我找一下我小弟弟，然后我送你回家。”正在这时候，我小弟弟来到了我的身边，我问他干什么去了？他告诉我上厕所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离开候车室，去了公共汽车站。

在汽车里，堂林问我 ：“你最近去我家没有？”我说：“去了，前天还去了呢。”他说：“我妈有病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我一天接到家里四封信，都说我妈有病了，把我急得脖子上都起疙瘩了。部队请假很困难，领导知道我妈病了才照顾我，让我回来了。”我对他说：“要过年了，家里可能是为了让你回来过年，怕你请不下来假才说你妈病了。”他说：“可能是吧，但是我可是真上火了。”

汽车启动了，堂林和我抢着买票，结果是他拿钱买了票，我拿出买票的一元钱还弄丢了。在回家的路上，堂林给喜华弟弟装了满满两兜糖果。我家离石化厂车站近，正常情况下我应该在那里下车，但是为了送堂林回家，我们多坐了一站地，到粮库站点下的车。我把堂林送到他家房后的马路上，我指着他家的房子告诉他：“那个亮着灯的房子就是你家。”堂林说：“我现在已经转过向来了。谢谢你们啦。”

堂林走了以后，我带着小弟弟回到了家。妈妈还没有睡觉，小弟弟把堂林给的糖果掏出来放到了炕上。妈妈问：“怎么买这么多糖？”我告诉妈妈：“我们在车站碰到了胡堂凤的大弟弟从部队回来探亲，是他给喜华的。”妈妈一听，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一边哭一边说：“只要有口气，走多远都能回来，没有气的，就永远也回不来了。”没想到因这些糖，又惹妈妈哭了大半宿。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去市公安局找老马要志华死因结论。这是弟弟死后我第四次找公安局。每次找他们，他们都说等几天，领导还没有研究。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还是老调子，我已经看出来他们是在运用推拖磨的办法来对付我，于是我告诉他们：“在你们这讨不到公道，我就往上找，我到省公安厅去反映这件事，我去问问省公安厅的领导，放电影把人给挤死了，又把死因定给被挤死的人对不对？国家哪条规定患扁桃体炎的人不许看电影了？”我每次到公安局都要惹一肚子气，无论你怎么说，接待你的人都是板着一副毫无表情的面孔，像机器人一样坐在那里无动于衷，等你说完了你要说的话以后，他会以毫无表情的态度告诉你：“先回去吧，等我们领导研究完了再告诉你。”他只要把你糊弄走了，他也就算完成任务了。

我从公安局回来，妈妈告诉我胡堂凤来了。妈妈对我说：“胡堂凤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她给你介绍的是她的弟弟堂林。她说，她们家人都挺喜欢你的，原来和你提过这事，你说你调不回来，现在家里的情况变了，你也必须得往回调了。胡堂凤告诉我，她妈说咱家孩子少，她家孩子多，她妈把老二送给我当儿子，问我要不要？我让她把她弟弟领来我看看体格长得怎么样？要是好咱就要了。”

听了妈妈的话，我对妈妈说：“她弟弟的身体又高又棒，看身体那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他现在当兵，家是农村的，现在复员兵的政策是哪里来哪里去，回来以后他还得回农村，没有工作怎么办啊？”妈妈对我说：“只要身体好就饿不着，咱先看看人再说。” 妈妈说完以后，就要从炕上下地去做饭，刚一起身，头就晕了，我马上扶她上炕躺下，我去厨房做了午饭。

下午，我们家刚吃过午饭，父亲上班还没有走呢，胡堂凤就带着她弟弟堂林来我们家了。堂林穿一身新军装，在我家那十来平米的小屋里，显的格外高大，他姐把我的父母介绍给他以后，他很有礼貌地和我的父母唠嗑，他稳重的举止、微笑的谈吐赢得了两位老人对他的好感。堂林他们在我家坐了有半个来小时就起身告辞了。

他们走了以后，妈妈很高兴地对我父亲说：“我看这个小伙子可挺好，你看人家说话那态度，多和气，一看就是在部队受过教育的，我看可行，你看呢？”父亲回答我母亲说：“我看也不错，看面相他脾气能挺好，听说话办事儿也能行，身体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书念的不多，可咱姑娘书念的也不多。我看也行，不知道姑娘同意不？”听了父母的意见以后，我想难得老人都看中了，论个人条件，我觉得堂林算是可以的，但不是很理想的。可是，如果我说不行，一旦以后找一个我看好了而父母没看好的，那以后的关系怎么处啊？为此，我只能同意父母的意见，但是对于他以后的工作问题，我感觉还必须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于是我对父母说：“对这个人，你们都同意我也不反对，但是关于他以后的工作问题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国家现在对复员军人的政策是社来社去，他复员以后回农村怎么办？”妈妈听了我的话以后说：“他身体那么好，回农村还能饿着他了？你自己有工作，也用不着他养活，现在国家号召计划生育，只让要两个孩子，你们还至于吃不上饭啊？以后真有困难，有我这口气活着，我一个月补贴你们20元钱。”妈妈说完以后，父亲接过去说：“党的政策不是提倡缩小三大差别吗？你是党员，不应该为缩小三大差别做点贡献吗？”父母进一步的坚定态度，使我无法再说“不”。于是我对父母说：“既然你们这么认为，那我就什么也不说了，你们同意我也同意。”就这样，我的终身大事定局了。

晚上，父亲下班回家对我和妈妈说，他把我看对象的事儿和我二舅说了，二舅说晚上要来我们家看看堂林。

我们家里刚吃过晚饭以后，二舅和舅妈、洪生弟弟来我家了。父亲让我去堂林家找他再过来一趟。因为天已经黑了，我舅妈让洪生陪着我一起去找堂林。在去堂林家的路上，洪生弟弟问我：“大姐，他复员回来没工作怎么办啊？”我说：“没有就没有吧，只要他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了。”

我们到堂林家时，他们家正在吃晚饭呢。我说明来意以后，他妈妈很高兴地对我说：“吃完饭就让他去。”我们在他家只坐了几分钟，堂林就吃完饭了。胡堂凤和堂林一起抱着她女儿海洋来到了我们家。大家在一起唠了一会儿嗑以后，堂林他们回家了。二舅和舅妈看过堂林以后也说他人挺好。

晚上，我躺在炕上没有睡意，我在想，这是志华弟弟死后家里的第一个晴天。妈妈今天一天没有掉眼泪，也许堂林的到来能转变我家的气氛，也许他能把我从郁闷的氛围里解救出来，堂林走进我的生活，对于我是喜是忧，我无法下结论，但是这一天，我感觉到家里终于晴天了。这是两个多月来，多少人多少话都没有得到的效果，也许是堂林的到来，给妈妈带来了对生活的希望。在思索中我进入了梦乡。

1975年的春节，我们家是在悲痛中度过的。正月初二，胡堂凤来我家拜年，她告诉我，堂林到老叔家拜年去了，初四能回来，她让我初五晚上到她家去和堂林谈一谈。

初三那天，小潘和刘雨州到我家来看我们，他们告诉我一些工厂里的情况。从他们那里，我知道车间还是老样子，春节前生产任务不太紧，只生产了点民品，春节以后能干军品。他们说车间里的同志都很想我，问我过完年能不能回厂上班。我告诉他们，春节以后争取回厂，但是正常上班可难保证，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就来病了，先回去看看再说吧。他们在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初五那天晚饭后，我来到了堂林家。他们家里刚吃过晚饭，胡堂凤正在收拾桌子，她看见我来了就对堂林说：“你和艳华出去溜达溜达吧。”我还没有进屋，堂林就从屋里迎了出来。我们一起离开家，沿着针织厂边上的人工河边走边聊。

堂林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对我二姐说的那个事儿是怎么想的？”我回答他：“我没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想法吗？”他说：“我没想到你会这么矮。”我说：“我也没想到你能这么小。”堂林笑一笑说：“看来矮就矮了吧，小也就小了，客观条件不是主要的，咱们还是看主观的条件吧。你考虑过我复员以后的事吗？”我告诉他：“这是我重点考虑的问题，从现在的情况看，你不至于养活不了自己，我想，只要你能自己养活了自己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堂林又问我：“你的工作能调回来吗？”我说：“正在办，但是很难，厂领导不放我走，我想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现在只能说争取早日办成。”

我们俩走着走着，发现路上的行人都在看我们，我一下子反应过来，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年代，一个军人和一个女人在晚上同行，必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为了躲开人们的视线，我们离开了马路，把行走的路线改到了僻静的江坝上。

在上江堤的时候，坡陡路滑，堂林走在前边，怕我摔着，他伸出手，把我拉上了江堤。

我说话声音很大，堂林告诉我：“你小点声，别象做报告似的，江堤下面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家。”

我问堂林：“你回来那天，在火车站转向的事儿，你家里人笑话你没有？”堂林说：“别提了，我一进家门，我妈就埋怨我‘你怎么没来封信告诉一声，家里要是知道你回来，是不是就到车站接你去了。’我告诉我妈我在车站转向了，是你把我送回来的，全家人都笑了。我爹问我‘你看艳华那个人怎么样？’我说‘人家不是挺好的嘛！’我爹告诉我说‘咱们全家人都看好她了，想要她给你当媳妇，让你回来就是看看你同意不？如果你也看好了，明天让你二姐去她家问问。’我说‘人家是干部，咱们回来能不能找到工作都难说，人家能干吗？’我爹说‘让你二姐问问再说呗。’没想到你还真同意了。”我对堂林说：“人家都说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咱们也算是有缘份吧。要不然我怎么能从车站把你接回来呢？”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笑了。

我看看表已经快九点钟了，我对他说：“我得回家了，要不然妈妈该着急了。”堂林说：“那咱们就往回走吧。”经过三个来小时的交谈，我们感觉还算谈得来。分手时我告诉堂林：“我妈说，如果咱们俩同意处下去的话，明天中午我家请你和你的父母来我家吃饭。我妈说，不让你们带东西。”堂林说：“行，几点钟去？”我说：“11点多钟来吧。”堂林把我送到家门口以后，他就回家了。

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和妈妈准备午饭呢，还不到9点钟，堂林就来了。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早？”他说：“我妈说，你们让我们来，是不是认亲？要是认亲，我们得拿四彩礼，不能空手来。我也不懂，我来问一问。”我妈妈告诉他：“不是认亲，就是让你们来串个门，什么也不用拿。”

我妈妈说完以后，堂林在我家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我父亲看他是走着来的，就把自己的自行车钥匙递给他说：“你骑自行车回去吧，省得来回走。”堂林笑着接过自行车钥匙就骑车回家了。

堂林走了以后，我和父母先包饺子。妈妈说，姑爷上门吃第一顿饭得吃饺子，意思是把他的嘴给捏上，省得他以后骂人。包完饺子以后，我和妈妈剁鸡块儿，妈妈告诉我，接待第一次来家里吃饭的人，鸡块不能剁得太大，免得人家不好意思吃。

我和妈妈做了十个菜，刚刚做好，堂林就和他父亲来了，我妈妈问堂林：“你妈怎么没来？”他回答说：“我妈说，什么也不拿就上人家去吃饭，那不是土鳖吗？我可不上人家去当土鳖。怎么让她来她也不来。”我妈说：“道也不远，你骑自行车回去接她一趟。”堂林的父亲说：“不用了，她上堂林他老姨家去了，咱们吃咱们的吧。”就这样我们开始吃饭了。

堂林说他不会喝酒，于是他自己端起一大碗饺子就吃上了，一口一个，不一会儿就吃完了。吃完以后，他自己把自己的碗筷拿厨房洗了。

我的父亲陪堂林的父亲喝了点酒，因为都没太有酒量，所以也没喝多少，就开始吃饭了。吃完饭以后，他们在我家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堂林他们走后，我妈妈又哭了半天。

自从志华去世以后，我的父母没有出过远门，因为赶上过年，加上梅河口的亲属都惦记着他们，所以我的父母决定正月初七带喜华去梅河口看看亲属们。

初七那天早晨，吃过早饭，我的父母就带喜华走了。父亲走时给我和堂林留下了两张当天晚上七点钟的话剧《枫叶红了》的剧票。

我的父母刚走，堂林就来到了我家。我俩在家谈了一上午，中午的时候，我在厨房做午饭，堂林站在我身边看着，他看我做饭菜的熟练劲儿，问我是怎么学会干这些活的？我给他讲了自己上山下乡学做饭的经历。

我把饭菜做好了以后，又把头天剩的鸡肉热了一下，然后我俩就开始吃饭了。头一天来我家吃饭的时候，堂林基本没有吃什么菜，而今天他几乎包干了一大盘子鸡肉，看得出，今天他是一点儿没客气。午饭以后，我俩上了一趟街。晚上我们徒步到离我家有5里路远的铁路俱乐部看剧去了。

我们到了俱乐部，看见门上贴着通知：“因为停电，今天的话剧演出时间改为明天晚上19点。”我俩一看，没有戏了，往回走吧。我们又一路聊着走回了家。因为到我家时已经八点多了，堂林没有进屋，只是把我送到门口，他就回家了。他走时和我约好明天再去看剧。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我正在屋里洗衣服，堂林来了，因为离演出时间还早，我就一边洗衣服一边和他唠嗑，我问他洗不洗衣服，他没回答我洗不洗，反而问我是不是嫌他埋汰。我对他说：“我不是嫌你埋汰，我是看你的衣服有点埋汰，你是不是从回来也没洗衣服？”他说：“我这套军装已经穿一个多月没洗了。”我说：“军人和老百姓不一样，老百姓埋汰，是他自己不讲卫生，军人衣服埋汰，代表的是军人形象，不能因为自己衣服不干净在群众中给解放军造成不好的影响。”堂林看我说得很认真，就对我说：“行，明天我在家洗衣服，不能丢军人的脸。”

我还有一些衣服没洗完，我看他干坐在那里没事做，就问他：“你会不会炒瓜子？”他说：“会，我最爱吃瓜子了。”我把家里装瓜子的袋子递给他说：“你到厨房去炒瓜子，我继续洗衣服，省得你在那干坐着。”他说：“行。”他脱下了外衣，拿着瓜子到厨房去了。

堂林炒好了瓜子以后，就坐在炕沿上嗑起了瓜子。等我洗完了衣服，我简单地做了点饭菜，我们吃完了以后，就又徒步去俱乐部看剧去了。

到了俱乐部门前一看，门上还是一张通知：“因为停电，今天的话剧演出时间改为明天晚上19点。”我看完了通知以后，对堂林说：“咱们太没有戏缘了，又停电了。”堂林说：“再仔细看看，是不是还是昨天那个通知啊？”我们又看了一下日期，没有错，就是今天写的。看不成剧了，我俩溜达到俱乐部后边铁路灯光球场篮球架子下边，站在那里一边嗑瓜子一边聊天，堂林问我：“你当干部接触人多，总在外边抛头露面，你说你作风好不好？” 我问他：“你看呢？”他说：“女同志当干部，总有人议论她作风不好，可是你是我二姐给介绍的，要是有问题她也不能给我介绍啊？”我听了他的话，真有点哭笑不得，多么幼稚啊！我回答他：“我的作风怎么样，以后你会了解，女同志当干部遭人议论是真的，那是因为女干部太少，如果女干部和男干部一样多就没人议论了。” 他说：“也是。”

正月里虽然还是冰天雪地，但是和煦的风，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我们一起往家走着，到家时都八点多了。天龙本打算送我到门前就回家，但是我们走到门口看见家里的灯亮了，我们知道是父母回来了，于是堂林和我一道进屋了。我父母和弟弟看见堂林来了，他们热情招呼他坐下。堂林坐下和我的父母说了一会儿话以后，看看天已经不早了，他就起身告辞了。

正月初十，有农村的亲戚来我家串门，因为我在家实在呆不住了，就想借此机会回一趟工厂。她把想法和堂林一说，他问我：“那么急吗？我过完十五就回部队，咱们一起走好不好？”我告诉他：“每年厂里都是过完春节就对干部进行岗位调整，我必须现在回去，看情况厂里不可能马上让我调出来，如果不让我走，我的工作怎么办啊？”堂林听我说得很有道理，就说：“那你就回去吧。”

我是正月十二离开家的。堂林一直把我送上了火车，直到车上广播员通知“送亲友的同志请下车”时他才离开车厢到站台上。分别时我递给他一张信纸，告诉他车开以后再看，那是我写给他的一首诗。他把部队的番号和住址留给了我。列车启动了，我们不约而同说的话是“写信。”

回到工厂以后，厂里对车间的干部已经安排完了。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党委没有让我继续担任车间领导工作，而是把我安排到厂团委任专职副书记。这样既不影响生产车间的工作，也给了我极大的方便。我在厂里只呆了一个星期，家里就来电话把我追了回去。

回到家以后，我把回工厂的情况和工作变动的事写信告诉了堂林。几天以后，我接到了堂林的回信。他在给我的信里还夹带着给我父母的一封信，内容是告诉老人他已经平安到部队，劝老人要想得开，保重自己的身体。我父母看了他的信以后，非常高兴。我母亲不识字，她一个劲儿地问我父亲：“从信上看，他文化怎么样？说话挺顺溜吗？”我的父亲回答说：“还行，能把话说明白。”从父母的对话中我看出来了他们对堂林的前途寄以着厚望。

对于志华弟弟的死，我始终憋着一股气。于是，我趁父亲在家休息照顾母亲的机会到省公安厅进行了一次上访。我找到了三处的雷处长，向他讲了弟弟被挤死的经过，处长说他听说过这件事，这是一起事故。我把通化市公安局的处理意见告诉了雷处长，处长说：“这样处理是不对的，死人负什么责任？”说完他拿起电话，要通了通化地区公安处，找到了三科的宋科长，雷处长在电话中对宋科长说：“你们那里看电影挤死人的事你知道吗？死者的家属对市局的处理意见不服，找到我这来了，你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死者的家属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就要再研究一下，怎么能让死者负死亡责任呢？”打完电话，雷处长告诉我，让我回通化到地区公安处三科找宋科长。

回到通化以后，我找到了地区公安处三科的宋科长，他的态度很好，打电话找到了市局的华局长，向华局长讲了省厅雷处长的意见和他自己的意见，然后告诉我到市局去找华局长。我到市局去了好几趟才找到华局长，他的态度也不错，让我等几天再来，说是他们需要研究。结果是一拖再拖，一直拖了几十年，他们也没有研究出志华的死亡结论。

志华去世百日那天，我自己偷偷地去殡仪馆给他烧了一些纸，手捧着他的骨灰盒，100多天的痛苦和悲伤一下子涌上心头，我满肚子的苦水没处倒，这一天，我终于在弟弟的骨灰面前痛哭了一场。痛哭完了以后，我感觉心情舒畅多了。

在志华去世110天的那天早晨，我的父亲和小弟弟都上班、上学走了以后，妈妈流着眼泪对我说：“今天是志华的百日了，一会儿你去火葬场给他烧点纸去吧。”我告诉妈妈：“我已经给他烧完百日了。”妈妈不解地问：“你什么时候去的？我怎么不知道啊？”于是，我把志华当天就死了的情况告诉了妈妈，并安慰她说：“妈呀，你想开点吧，我们如果不把弟弟死的日子向你隐瞒10天，那你现在肯定是个精神病人。既然他已经没有了，你就应该坚强起来，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能为了他，造垮了自己的身体，以后无论你有什么病，他都不会管你了，如果你再为他想不开，不是在自己折磨自己吗？”妈妈在我的劝说下，哭了一会儿以后，擦干了泪水，以很坚定的态度对我说：“你说得对，妈妈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不管咱们了，妈妈也不能再拖累你了。你回厂上班吧，如果能调回来更好，调不回来也不能老不上班啊！过两天我也去上班，干不了重活干点轻的，不上班白拿工资咱们心里也不得劲儿啊。”

妈妈终于度过了她最痛苦的阶段，我也仿佛看到了自己将被从痛苦中解脱的希望。

经过与父亲商量以后，我到妈妈单位找了领导，谈了妈妈的工作安排问题。厂领导的态度还比较好，他们说：“你妈妈如果不上班，可以在家继续休息，工资厂里按出满勤给开。如果你妈想上班，我们可以给她安排轻快点儿的活儿，因为她没有文化，到办公室干活不行，看看可以给安排到门卫或其它累不着的岗位。你们同意上班就来厂，你们同意休息就继续在家休息。”既然厂领导态度如此，我还是和他们谈让妈妈上班，因为只有上班，才能使妈妈真正从悲伤中解脱出来。就这样，妈妈被安排在门卫工作了。

妈妈上班以后，我也回厂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