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主讲 侯玥然/整理
历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兴衰
吴承明（左上）、刘克祥（右上）、李伯重（左下）和彭凯翔（右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期刊
线下会场观众
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典海”数字平台
高超群研究员进行现场答疑
Q：徽商和晋商文化，如何古为今用？
A：这个问题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谈。晋商和徽商研究中的人力资本问题，对企业史研究颇具启发，也对当代企业有借鉴意义。当代企业家们很难想象在清代已经产生了此种股权配置方法。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我们做经济史研究，一方面要深入研读史料，另一方面也要开拓视野，关注现实问题。例如做企业史研究，就需要有长时段的视野和对当下现实的关怀，我自己也从中受益良多。我曾研究近代的“工头制”，并发现在现代企业中亦有类似现象。为什么这些现象会在历史演进中重复出现？如果我们以长时段的眼光和现实关怀来看待这个问题，会产生不同的历史解释，以及对现实不同理解。
Q：货币研究是否也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A：当然是。货币研究近年来有很大进步，《中国经济史研究》也曾做过一期关于白银问题的笔谈，这次笔谈对理解明清社会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Q：《中国经济史研究》对于近代，尤其民国以后的经济史方面的研究会有所考虑吗？
A：当然。《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从先秦到当代的经济史研究论文都会进行发表，根据我最近的统计，我们每年收到的古代、近代史投稿大约250篇以上，现代史（1949年之后）投稿大约150篇以上，用稿率大约都在不到10%。我们对近现代史的稿件非常重视。
Q：您认为使用怎样的方法才能算一篇合格的计量经济史研究？大数据图表统计？还是回归分析？或者采用一些更复杂的数学方法？
A：对我们来说，做计量经济史研究，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历史数据的选取要考究。对经济学的杂志来说，这一点可能不是特别重要，但对我们来说这非常重要。选取了哪些历史数据，后人又对这些数据做了哪些考订，形成了哪些不同认知，是必须在文章中说明的问题。一定要吸取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使用最新考订后的数据。在计量方法的使用和创新方面，我们则没有经济学期刊要求那么严格。对于我们来说，文章一定要很好地回应某个历史问题，选取的问题一定要对认知历史有价值。
Q：怎样增强经济史的学理性？
A：有两种可能的途径。其一是引进社会科学方法，如现在常见的计量、GIS、博弈论等方法；其二是对经济学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如对制度经济学方法的应用等。
Q：可以简单介绍下当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现状吗？
A：坦率地讲，学界对1949年之后经济史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这可能是由于许多主客观原因造成的。这些年来，当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相对而言，当代经济史的研究略显沉寂。杨奎松教授、黄道炫教授、应星教授等学者的研究，值得学习借鉴。
Q：可否请高老师介绍一下《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审稿标准及审稿流程？
A：这个问题可能很难特别简略地讲清。总体上，我们的审稿流程分为编辑部审理和匿审两个部分，有四个审核流程，其中最重要的是匿名审稿。对作者来讲，一定要重视细节问题，尤其是对年轻的学者们来讲。近来，我发现年轻学者中多有对基础问题不考究的情况。我从1995年进入《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社，近几年感受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许多期刊界的同行也有同感，《抗日战争研究》曾专门组织了笔谈探讨这个问题，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Q：有一些研究称，中国部分地区 （如关中、江南）古代的土地兼并不如想象中的严重，这些研究多是基于数据之类的分析，言之凿凿，部分成果多少有些挑战人们的普遍认知。您如何看待这种计量分析和人们普遍认知的差距或张力？
A：我认为这很正常。计量研究产生贡献的方式有很多种，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有两种。第一种是计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和我们的普遍认知完全一致，这类研究常常被批评为无价值。实际上，这类研究仍有价值，它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论证方法。从前有些问题我们可能只是以经验感知，计量研究证明了经验认知的正确性。另一种则是如你所言，计量研究结论和人们的普遍认知有很大冲突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研究可能更有价值。计量研究的结论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但无论如何，它提醒我们经验未必是可靠的，也促使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例如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存在一项经典结论——福格尔提出，“奴隶制经济是更有效率的”。这项结论挑战着我们的普遍认知。他的结论对错暂且不论，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不要轻易否定计量研究产生的那些违背经验的结论，对于计量研究来说，最终的结论并不是最重要的，它提出的问题、它的论证过程和论证方法更重要，更值得我们借鉴。我今天之所以用大量篇幅阐述经济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之间的差异，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
Q：请问您认为对于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卷宗资料挖掘的意义大吗？资料可靠性如何？
A：意义非常大。但是有一点问题需要特别指出。曹树基教授讲过，档案分为两类，即过程性档案和结果性档案，这两类档案的分别在民国档案中尤其明显。所谓过程性档案，就是在一个复杂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形成的档案，所谓结果性档案，则是反映这个复杂事件最终结果的档案。现在有很多研究者只用结果性档案，这类档案能说明的问题实则极为有限。如果只用结果性档案，就看不到历史发展中的复杂过程，也看不到人物的博弈和各自的理由，而只能看到最终结果。很多国民政府时期的档案，实际上类似于今天的工作总结，用这样的资料得出的结论一定是不可靠的。就如同如今每个单位在撰写工作总结时所作的那样，一定是倾向于写好的方面，会掩盖不足的方面，同时也会简化掉复杂的过程。这一点是我们在运用国民政府时期档案时特别需要注意的。
Q：您能对古代中国市场的作用特性的研究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A：这个问题详细说起来比较复杂，建议阅读吴承明教授、李伯重教授、龙登高教授和黄国信教授的相关研究。
Q：国家治理中的基层治理、金融治理等是近期热点，如果是近代金融治理中您认为货币、公债和金融法律建设是否属于金融治理范畴？
A：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它们均属于金融治理范畴。
Q：经济史问题对政治的影响是不是关注重点？
A：一般来讲，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经济史研究最重要的关注点。经济史研究主要是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研究历史上经济为什么会增长，又为什么不增长。经济史问题对政治的影响，虽有部分学者会关注，但更多学者关注的可能是政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Q：何柄棣教授认为明清政府对土地的测量，统计，归册，这一类的数字都是不太可信的，甚至基本没有进行实地测量，大多都是农民自丈自报，明清土地人口数字记录的具有很强的因袭性，后来有的学者通过对遗存鱼鳞黄册的研究，认为何柄棣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明代的土地统计，登记都是非常严格地进行测量的结果。现在我们如何看待明清国家在土地赋役方面的管制是否能实现过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化”呢？
A：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何炳棣教授的确提出了这个观点，胡铁球教授则反对这个这个观点。我自己也非常关注这方面的问题，胡铁球的研究能否推翻何炳棣的结论，我自己也拭目以待。“数目字化”的管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对这一理论的理解常常有些表面化，我个人的理解是，它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理性化程度的一种标志。我认为即便从何炳棣教授的结论来看，明清时期我们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数目字化”管理。根据申斌教授的研究，在会计项目和会计数字上我们实现了一定范围内的统一化，至少在某些省份内部实现了会计数字的可计算、可比较。无论这些数据与实际数字脱节与否，至少这些会计数字在统治阶级内部达到了可计算、可衡量的标准，我认为这就实现了“数目字”管理。对于实际的经济、人口、税收、土地等状况的统计，即使到今天也不能说数字就一定反映了现实，无论中外皆是如此。假如我们认为当今的现代国家已经实现了“数目字化”管理，回到明清的语境中，则可认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数目字化”管理。
Q：厂志和企业员工的口述是否可以当做企业研究的一手资料？
A：可以作为一手史料，但具有较大局限性。对于口述史料存在的问题，已经有一些学者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检讨，同时 ，也有些研究对口述史资料进行了很好的应用。在企业史研究中，魏昂德（Andrea Walder）对单位制的研究，就主要运用口述史资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Q：请问您对刚接触经济史的青年学子，有什么学习上的建议？
A：我认为大家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学习一定的社会科学方法，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关注最新的研究动向和进展。当然，最根本的一点，还是要仔细钻研阅读史料。
Q：请问近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研究需要着重关注哪些方面？
A：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个人比较重视企业制度的研究，包括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Q：能否请高老师推荐一些企业史和政商关系方面的代表性学者和研究成果？
Q：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海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和成果？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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