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仝相卿
《王安石文集》，[北宋]王安石撰，刘成国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2193页，228.00元
王安石（1021-1086）
《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著，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2372页，290.00元
“龙舒本”《王文公文集》卷二十
《临川先生文集》
《北宋墓志碑铭撰写研究》，仝相卿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251页，78.00元
存疑辨伪，扎实可信
对王安石诗文的辑佚，自南宋李壁开始，迄今不绝。随着各种王安石文集的整理出版，辑佚拾遗更是屡见不鲜，然其中往往真伪混杂。刘教授在文集正文后，还有部分底本未收录的诗词八十一首、文八十七篇，其中诗词文十七篇为前人所未辑，一篇前人已辑所拟标题为“与吴正宪公书”，刘教授以《紫薇诗话》为底本，根据内容判断，受书人当为吕公著，故予以纠正为《紫薇诗话》中的标题“与吕晦叔书”（1808页），为《王安石文集》完整性的提高提供了资料基础。
而且，刘教授对前辈学者辑佚诗词文中的五十一篇进行存疑辨伪，大体排除了非王安石所作而误收的作品。对于王安石诗词的辨伪，学界已经有了很好的学术积累（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77-327页），而王安石文的辨伪，《王安石文集》中此次的工作具有首创之功。一方面，刘教授利用王安石生平经历作为遗文辨伪的重要根据。如《论邕管事宜》一文，很多学者利用它来讨论广西壮族地区的文化传统（李富强：《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0页；玉时阶等：《南丹土司史》，民族出版社，2015年，86页；何先龙：《土司制度论稿》，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年，237-238页；黄家信主编：《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土司信仰与土兵》，民族出版社，2016年，240页；等等），经刘教授指出，是文乃宋神宗元丰年间的作品，此时王安石已经退居江宁，不应再上此等奏疏措置边事（1867页），当可信之。同样的方法还辨析了《上蒋侍郎书》（1871-1872页）《回皇亲谢及第启》（1878页）及《除辞掖谢杨舍人启》（1879页）等。
另一方面，刘教授以王安石的职官信息作为遗文辨伪的判断标准。如《乞废玄武湖为田疏》一文，后世影响亦大，不少学者以之为据写入论著当中（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京水利志》，海天出版社，1994年，396页；杨植、王燕文主编：《南京历代风华》，南京出版社，2004年，327页；张立汉主编：《中国山河全书[下]》，青岛出版社，2005年，3102页；等等），刘教授强调，是文撰于熙宁八年，当时王安石已经复相，绝不可能撰此文（1867页）。与之类似的还有《除韩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1868页）、代人撰《贺降皇太子表》（1869页）、《上龚舍人书》（1874页）、《再上龚舍人书》、俞仁寿女俞氏（1880-1881页）和吕惠卿父吕璹（1881-1883页）墓志两方等。
误收之作的掺入很容易误导读者，若以之为据，会导致对王安石的研究平添错误，贻误学林（近年来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对北宋沈遘文的辑佚与辨伪，见林阳华：《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三期，91-95页；周小山：《〈补全宋诗沈遘诗六十四首〉质疑》，《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二期，59-60页）。刘教授这次对自南宋以来王安石诗文辑佚做了系统辨伪，剔除诸多似是而非的诗词文章，功不可没。
阅读疑惑，斟酌处理
阅读所及，部分疑惑之处胪列以下，以求教刘教授。
首先，诗词文章写好之后，作者自己反复修改以达到精益求精，应是文人雅士作文之常态，故有学者强调，作者的“真迹”属于文本生成过程中的“草稿”阶段，其后完全有为了完善而改动的可能，使用所谓的真迹作为校勘依据时需慎重（[日]浅见洋二：《文本的密码——社会语境中的宋代文学》，李贵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227-310页）。这或可体现在《独归》诗的改定上。诗中云：“陂农心知水未足，看云倚木车不停。悲哉作劳亦已久，暮歌如哭难为听。”整理者曰：“‘陂’原作‘疲’，今据朝鲜本改。按：李壁注曰：诸本皆作‘疲农’。余于临川见公真迹，乃知是‘陂’字。”（卷三，44页）此处刘教授以李壁见到真迹为依据，改“疲”为“陂”。然结合诗文本身含义，农民劳作甚久已有力竭之势，看云等雨望眼欲穿，田间庄稼水仍不足，如暮歌如哭，生动描绘了一幅疲民晚归图。而且，与下文所云“而我官闲幸无事”的“闲”，形成鲜明对比，故个人以为用“疲”文意更胜，有无可能是王安石之后所做的修改，或需斟酌。
校对：张艳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123456@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