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音翻海浪
昆明四季如春，作为宜农之地，从上古时代就被拉进华夏文化圈，中古时代虽然长期脱离中原王朝，但是华夏文化的影响没有断过，到了近世更是成为汉人主导的城市，但多个民族也在昆明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后半辈子流放云南的杨慎在《滇海曲》中写到：“ 苹香波暖泛云津，渔枻樵歌曲水滨。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概括了昆明的气质。
昆明位于云贵高原，海拔约1895米，东面、西面、北面都是大山，只有南面濒临滇池，地形阻隔了北风的肆虐，而南方的暖湿气流却容易到达，年平均气温15.1℃，年均降雨量1075毫米，年均日照2200小时，无霜期240天以上，只要住进这里，就像住进春天，而且空气质量高，PM2.5值很低，呼吸即可“洗肺”，生活在这里如沐春风。
上古：庄蹻入滇与青铜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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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昆明人文与历史，就离不开滇池。滇池古名滇南泽，或叫滇海，又称昆明湖，东临呈贡县城，西接西山脚下，北靠大观公园，南下晋宁县，南北约32公里，东西约7公里，面积约300平方公里，蓄水量约13亿立方米，为云贵高原第一大淡水湖。
距今约30000年，在滇池周边的呈贡区龙潭山有晚期智人活动，他们住在溶洞中使用简单粗糙的石制、骨制和蚌制等工具生产劳动，考古学家们将其命名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昆明人”。其后，考古学家陆续在大板桥遗址、小石坝野猫洞遗址、石林板桥乡等地发现了属旧石器遗址的古人类活动遗迹。
到新石器时代，滇池周边的人口大为增加，能使用石斧之类简单的生产工具，通过“刀耕火种”的方式完成农业生产，开始建造简易木结构房，并逐渐形成较大的村落。
上古时期，滇池周边慢慢由村落发展成大小不一的部落，他们通过一些古道与巴、蜀等地区进行物资和文化交流。春秋战国时期，滇池及周边地区出现了许多的部落联盟，人的头发挽成椎形，以务农为主。
战国中晚期，据史记及汉书记载：“（庄蹻）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为当时属于楚国东地越人首领的楚国大将庄蹻带着大军入滇，因秦国夺取了楚国的巴郡和黔中郡，无法回到楚国，而秦国又大肆屠杀越人。权衡之下，他率领军队统一了滇池区域的各大小部落，建立起统一的滇国政权，随后穿戴起当地的服装，按照当地的风俗生活起来。于是“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的土地和人民尽在庄蹻的统治之下，都城设在呈贡天子庙，他死后葬在这里。
天子庙古墓群的M41号比其他墓地大5至10倍，埋葬方式有中原、楚、越及滇的特点，除了大量的绿松石、青铜兵器等物品外，还出土了越式铜鼎和百越铜鼓，这就是王者象征。铜鼎的三足皆铸有巫师形象（且为男性，楚国重视男巫，与滇池本地不同），一手持法器，一手持兵器；铜鼓是当地土著民族代表权力的重器，作用与中原的鼎一样。
这个遗址可能显示了庄礄时代的风貌。经多年的入乡随俗，庄蹻将楚文化、百越文化融会贯通，增加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其后，滇王的继任者将都城迁到今晋宁县晋城镇，又在今昆明市区修建了一座“苴兰城”。约三代后，铜鼎作为国家重器的中原传统变成当地铜鼓所代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在陪葬品中了，说明庄礄的继承人已经完全执行当地的宗教文化，融合为当地的一员。
滇国最高的权力分为以国王为代表的王权以及女巫为代表的神权。滇国每逢大事都会举办祭祀，除了各样牲畜，还有人祭，在开战前的祈福，死后灵魂的超度以及祈祷风调雨顺等场合都少不了女巫的参与；而国王统帅军队，治理国家，是名义上最高统治者，但对于神之代表的女巫，则更多的是默认其神圣性。滇国的青铜器极其惊艳，是艺术史上的瑰宝。
滇国的青铜器艺术价值极高
“庄蹻开滇”将楚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建设。但对于“庄蹻入滇”真实与否一事，目前的学术界仍有争议。
秦汉：中原主导的滇池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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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朝，秦始皇派大将常頞修通了四川至云南的道路，从蜀南经宜宾下昭通到滇池，由于道路只有五尺的宽度，故史书上称其为“五尺道”，沿途派了官吏加强管理。
常頞开通的五尺道，大多是在老路的基础上进行拓宽、修整，但沿途大多是高山密林，费时费力而且危险。如果有山挡路，他们应该采用原始方法，先在道旁岩石上堆放木材燃烧，然后向崖壁泼出大量冷水使之炸裂。
十几年后，秦朝灭亡，驻守在五尺道收税的官吏纷纷逃离，巴蜀一带的人趁机到云南自由贸易，用布、铁、丝绸等物品换来笮地的马、未成年僰人、牦牛等等，因为利润可观，不少人靠这些交易发家致富。
汉初，因为北方匈奴和诸侯国两方面的压力，西汉曾经只在南夷和夜郎等地保留了一个郡和两个县，势力基本退缩到巴蜀。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归来面见汉武帝，带来南方丝绸之路（古称蜀身毒道）的消息，他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了从身毒国（今印度）贩运来的蜀地生产的蜀布和邛竹杖，而唐蒙在出使南越国期间，当地人用蜀地特产蒟酱来款待他。
这些消息蕴藏的巨大商机和财富，引发了汉武帝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他连续派十几批人从云南方向西寻印度，均遇到当地人的截杀。汉武帝很生气，就在今天西安附近挖掘昆明池，练习水军，修建战船，以攻伐滇池的土著。
其间滇王“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对抗汉朝。在武帝出兵消灭了劳浸、靡莫后，滇王归降并“请置吏入朝”。自此汉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立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是古代云南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发端。
1956年，考古学家对石寨山遗址进行的第二次发掘,发现一枚金质蟠蛇纽篆文“滇王之印”，从而印证了史籍中的记载。
汉朝实施屯田实边政策，将大量汉族移民来到昆明地区，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开发生产，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过程中，不少汉族移民因掌握了更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富裕起来，又有儒学等文化加成，政治地位也水涨船高，一些人成为当地有权有势的“南中大姓”，将内地的相对先进的社会文化“移植”到了滇池地区。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当时滇池周围，“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蜀郡太守王追兴建学校，向各民族传授儒学，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为太守，政化尤异，……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
西南夷人也主动到内地学习汉族的文化知识。汉桓帝时，牂牁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1901年，云南昭通发现了东汉时的《孟孝琚碑》，碑中记载了孟孝琚十二岁入内地“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碑文中称孔子为“大圣”。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原永昌郡治下的各部族纷纷自立。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南征，至秋天平定了南中的地方豪强势力。因为留下军队直接占领的话，难免会引发当地豪族的不满，叛乱起来不好收拾。所以，蜀汉治理也以“和抚”政策为主，调整南中四郡为七郡，将益州郡的名字改为建宁郡，治所从滇池县迁到驻味县。
杨慎在《滇载记》中说：“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部于是始有姓氏”。土著人民在务农之余，也驯养牛马等畜生，并供给蜀汉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战略物资。诸葛亮北伐时，也从南中各族招募健儿，组成“无当飞军”，并在征战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
六朝：爨氏兴衰与中原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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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统一后，晋武帝将昆明地区设置为19州之一的宁州，属于建宁郡管辖。但宁州实际上是霍氏、爨氏等地方豪族所控制。东晋也基本按西晋的套路跟进。
南北朝的宋、齐、梁及西魏等时期，宁州（有时称南宁州）名义上仍由中原政权控制，实际上为地方豪族爨氏控制。原因也很简单，其他大族或互相兼并，或仇杀殆尽，这时候只有爨氏一枝独秀了。
最先，中原政府采取的是夷户和汉户分别登记管理的办法，实质反映了汉族与当地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待遇不同（大司马按：汉族要交的税和服的徭役更多）。到爨氏时期，将治下的人民统称为“爨人”，夷汉差别逐步消失。
爨氏统治时期，文化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一个是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与内地混乱局面相比，当地保持了较安定的局面，滇池地区的经济文化都有新的发展，在爨龙颜任建宁太守时达到了极盛。
据《爨龙颜碑》记载：“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后之盛，敷设五教”。在其身体力行下，少数民族也深受感染，“白蛮文化，渐摩中州，同化华族”，同时“夷经爨字行于民间”，民间也信奉巫鬼之教“两爨大鬼主”，风俗、服装、建筑等都体现了夷汉交融的特色。
爨龙颜碑
汉夷交融的艺术瑰宝
爨氏的统治区域又有东爨、西爨之分，并有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之称，今昆明地区属西爨白蛮地。
隋朝委任爨翫为昆州刺史（今昆明地区），派遣韦冲为南宁州总管，据《隋书·韦冲传》记载，“韦冲起为南宁州总管，持节抚慰……其兄子伯仁随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纵暴，边人失望”。于是，以爨翫为首的地方势力起义，反抗隋朝的暴政。
597年，隋文帝派大将史万岁率兵前往镇压，“行千馀里，破其三十馀部，虏获男女二万馀口”。史万岁是个将才，没多久就将此次起义扑灭。但史万岁的个性既贪心又残暴，连蜀王杨秀都看不下去了，上奏“万岁受赂纵贼，致生边患”，爨翫和儿子爨宏达再次扛起大旗起兵抗争，隋朝不得不“弃其地”，羁縻统治再也无法延续下去。
唐初，朝廷出于稳定边疆的考虑，将关押在长安的爨宏达无罪开释，允许他将父亲爨翫的尸体带回云南安葬，并委以其昆州刺史的重任。
742年，唐玄宗为了加强对滇池地区的控制，想要修建一条贯穿爨区的交通线，在昆明地区的安宁建城，并派军队驻守。对于这种藐视爨氏权益的行为，昆州刺史爨日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和大鬼主爨崇道等联合地方豪族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攻陷安宁城的同时杀掉了筑城使竹灵倩。
唐朝在派兵进剿的同时，命令所扶持的洱海地区势力皮逻阁出兵征讨爨氏。皮逻阁很有谋略，他认为爨氏树大根深，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问题，遂多种手段齐下：采用武力逼迫，使爨氏出现分裂；为爨氏向朝廷上陈情表，扩大自己的发言权；将两个女儿嫁给爨日进和爨归王的儿子，形成稳固的婚姻联盟。
唐朝这时候认为皮逻阁的势力进入滇池地区，会造成新的割据，决定自己来主导。746年，唐将李宓利用爨氏的内部矛盾，用反间计挑拨爨崇道杀死了他的叔父爨归王和弟弟爨日进，激起了家族内讧。
爨归王的妻子阿姹为报夫仇，暗中派使者向亲戚皮逻阁求援。皮逻阁趁此机会，以保护女婿母子的名义派出大军，将爨氏的势力一网打尽，并用军队胁迫世代居住在云南中部的约二十万户西爨居民迁往云南西部的永昌，东爨居民分散跑路到各山谷林地居住。
748年，南诏终于完全吞并了爨氏的地盘，而曾经纵横滇池地区400余年的爨氏虽说还是贵族，但再也没有回到之前的中心舞台。
唐宋：本土势力南诏、大理的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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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在天宝战争中战胜唐朝，建立起割据一方的南诏政权。765年，南诏王阁罗凤命长子凤伽异在今昆明市区筑拓东城，成为南诏的副都。拓东城也是有史可查的昆明建城的开端。
897年，权臣郑买嗣指使人弑南诏王隆舜。902年，郑买嗣起兵杀死南诏孝哀帝舜化贞及亲族800余人，南诏随即灭亡，大长和国成立。二十几年后，郑买嗣的孙子被下克上的杨干贞杀掉，后者拥另一个权臣赵善政为主，建大天兴国。隔年，杨干贞再次废掉了君主自己称帝，建国号为大义宁。
937年，段思平获得滇东白族和黑爨等豪族的支持后，体察民情的喊出“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的口号，又获得了被压迫的底层人员支持，顺利推翻了杨干贞的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史称大理太祖，一直传到8世的段兴智，才为蒙古军所灭。
大理国在今昆明地区设置鄯阐府，鄯阐城的功能及地盘像南诏国的拓东城一样，都是作为副都存在。在整个大理王朝时期，鄯阐府都是权势家族高家的世袭封地，治下的人民主要分为为“白蛮”和“乌蛮”，他们或组成“部”，或居于甸，或筑城自守，相杂其间而安居乐业。
大理国进入中后期，国王和权臣的统治越来越腐化贪婪，不得民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渐突出，各地各族的反抗此起彼伏。
据杨慎所编的南诏野史，“1111年，地大震，损寺十六。三十七部叛，高相国泰明讨平之，使四子高明清居鄯阐镇守”。但平定起义后，还是没有修正之前的暴政，又引发更严重的后果。“1119年，慕宁、远、矣、空、破、马等叛。三月，出师征之，兵败。三十七部蛮复叛，陷鄯阐，高明清死之”。
滇东乌蛮三十七部和各地的起义虽被镇压，但高家的居城鄯阐却因双方多年的反复拉锯，几乎焚烧破坏成一片焦土，可谓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后世称之为“废城”。
高氏家族鉴于城市毁灭，就重建新城。建好后的新城面积比老城大，越过盘龙江向西拓展，东临盘龙江，南靠玉带河，西界鸡鸣桥，北至五华山，“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
压迫段正淳的高升泰即以善阐为根据地
1253年12月，蒙古大军在忽必烈的统领下攻破大理城。大理王段兴智逃到鄯阐城继续反抗，蒙古军大将兀良合台先是挑选骁勇之士强攻，无法撼动守军；然后用石炮轰击北门，又用火攻，仍无丝毫进展，后来，“乃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为，如是者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术潜师跃入，乱斫之，遂大溃。至昆泽，擒其国王段兴智及其渠帅马合剌昔以献”。
南诏和大理国与大多数中原王朝不同，他们很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鄯阐城在作为大理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地处交通枢纽，随着边境贸易的发展，逐渐成为物资集散地。马匹、药材，刀具等各类商品在此出发，经过黎州、播州、邕州三条道路与宋朝进行互惠贸易，又从宋朝输入书籍、丝绸、茶叶和各种手工艺品等物品。
南诏和大理国宗教文化以儒教、佛教和原始信仰为主，而佛教与原始宗教互相掺杂渗透，形成了独特的滇密，另外还有对山神龙神等自然崇拜。
大理国太祖段思平以儒家和佛教治国，能否当官要看是不是信仰佛教，而和尚也要学习儒典，更是因佛教信仰宽恕了曾经不共戴天的政敌杨干贞，使其出家为僧，而不赶尽杀绝。
据记载，大理前后22位国王，其中10位出家为僧，至于官员及其子弟的出家就更多了，不得不说是一大奇观。
昆明市南部现有始建于南诏国时代的东、西寺塔等寺庙，周边遍布南诏和大理时期各种佛教文化遗存，昆明西的筇竹寺、曹溪寺、安宁法华寺石窟及偏西南的晋宁区和北部的禄劝县都有密宗的“大黑天护法神”造像等。昆明博物馆存有的“地藏寺经幢”，更是被历史学家方国瑜评论为“滇中艺术，此极品也”。
元：穆斯林推动儒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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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征服大理后，设鸭赤（今昆明）等五城进行统治，根据势力大小，设置19个万户府，各万户府之下又分设千户、百户所，递相统率，其中鄯阐万户府约辖当今昆明地区，有“昆明二千户”。“昆明”作为地名，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
元朝先任命兀良合台镇守当地，因其治理不善，造成阶级和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加之连年征战、田园荒芜、水利失修、役繁税重，终于在1264年爆发以舍利畏为首的30万各族人民大起义。1271年，忽必烈第五子竟被意图割据的宝合丁毒死。自征服后，云南的各种起义内乱此起彼伏，就没消停过。
1274年，忽必烈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建云南行省，这也是云南历史上第一次建省，最先的行政中心设在大理，两年后迁到鸭赤。
赛典赤撤销原来的编制，改设为路、府、州、县等机构，确立了鸭赤在云南行省的中心城市地位。鸭赤城在“统一”的背景下，各民族大批次迁入，使行省的内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更趋频繁，逐渐呈现出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的特色。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鸭赤，城大而名贵，商工甚重。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斯托利派的基督教徒”。
南诏、大理王朝延续下来有本地特色的南传佛教、由汉地传入的禅宗都得到了继承与发展，随蒙古族南下的藏传佛教亦进入今鸭赤，不同流派的祖遍山大德寺、西山华亭寺、太华寺、晋宁盘龙寺、昆明东郊官渡金刚塔等等在此地林立而互不干扰。
此外，蒙古军中的穆斯林将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也带到各交通沿线的主要城镇里。汉地人口的大量迁入，使相对消沉的儒学也重新复苏起来。元朝政府为“敦行教化”，于鸭赤“城中之北偏”建起文庙，并“劝士人子弟以学”，这是继东汉王追“始兴学校”之后，又一次由政府主推的儒学传播。
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这个回回人很伟大，以63岁高龄赴云南主政。他的治滇方针是“省徭役，招散亡，恤鳏寡，兴儒教，备水旱灾，礼接贤士，削冗官，建屯田，制楮币，设路食以得劳民，薄征税以广行旅，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抚绥”。
他为更好的发挥行政职能，首创云南行省，把治所从大理迁到昆明，从此，昆明一直到现在都是云南省会。
赛典赤通过与农民的谈话，了解到农民的负担沉重，就将赋税从原来的二分之一减到四分之一，让百姓都有“租甚轻”的感叹；通过组织军队和农民在适宜的地方修建水利工程，开发并灌溉良田，增加农民的收入；积极推广内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指派专人教授人民播种方法；为解决百姓买种子的困难，建设义仓并以平价售贷；让有技术的人向大众传授新方法养蚕种桑，“收利十倍于旧”。
赛典赤用宽宏的气度，维护少民首领的尊严，关心少民，除了极端情况，绝不会使用军队，更不愿轻易杀人，各民族人民相处融洽；
要致富，先修路，赛典赤还以昆明为中心修建了辐射全省的道路，并设立驿站管理，改善了滇与川、黔等地区的交通困境，促进了云南行省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忽必烈为了统治的稳固而大力推行儒学，当然是好事。穆斯林赛典赤捐出自己的薪水，在昆明市郊的五华山购买土地，建成云南历史上的第一座孔庙——大成庙，并从四川和当地选聘学者、文人前来教授儒学，“劝士人子弟以学”，云南各少数民族首领为了求上进，纷纷“遣子入学”。云南各地因此上行下效，相继办起了儒家学校。
在云南伊斯兰教史上，赛典赤也是立首功的人物，据《云南通志》记载，他主持修建了两座清真寺，使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有了过宗教生活的场所。
儒家穆斯林赛典赤
滇池因为水位很高，不时造成大水灾。赛典赤通过查阅史书及资料，又考察山川地貌的特征后，对流入滇池的盘龙江等6条河流作了拓宽、深挖及疏通，又对流出滇池的海口与螳螂川进行大力的疏浚，还在昆明北部修建起“谷昌坝”水库来调节水量，既可以泄洪，也可以灌溉，同时“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
这次治理滇池工程非常浩大，前前后后耗时3年之久，动用民工2000多人。其后滇池周边地区，元史记载，“墟落之间，牛马成群，仕宦者稻秣驹，割鲜饲犬。滇池之鱼，人饫不食，取以肥田”。
工程完工后一年的1279年，赛典赤·瞻思丁死于任上，送葬群众“百姓巷哭”，“远近闻知，如丧父母”，几日不歇。越南、缅甸国王派来的使臣到昆明吊唁，表中称其为“生我育我，慈父慈母”，号泣震野，如丧考妣。
忽必烈亦十分悲痛，令云南官员“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元朝追封赛典赤为“上柱国、咸阳王”，并在云南立庙祭奠，此后每年清明之时，各朝各代都会举办祭奠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
赛典赤的墓在今云南昆明市松华坝，上书“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墓”，700多年已过去，历史的余温使今天的云南百姓依然到他的墓前祭奠。
明清：沐王府与吴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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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年，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征伐在云南的元朝剩余势力。1382年初占领昆明，1383年平定云南全境，自此，有明一朝云南军政皆由“沐王府”管辖。
明朝实行“三司”制，布、按、都三司各自分管行政、司法和军事，云南府的治所在昆明县，主要官员都在此地办公。
沐英看见昆明城为土质建筑，不够坚固，就重新组织人员专门烧制城砖修筑城墙。他出于扩大市区的考虑，又将螺峰山（今圆通山）圈进城，形成了“昆明城内，三山一水”的景观。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载：
其城周围十里余，开六门，东曰咸和、曰永清，南曰崇正，西曰广威，曰洪润，北曰保顺，而重楼战阁，雄于南纪。其演武之地有二处，一在崇正门外曰小教场，一在保顺门外曰大教场。
明城墙周边有护城河，上面可以航行船舶，向外有重重关卡，穿过狭窄的小巷和宽阔的大路。城外的街道有一丈多宽，分为左、中、右三道，官员走左边行左，做生意的人走右边，王公贵族就走中间那条道，从人走哪一条道就可以看出等级高低。
沐英刚入滇时，昆明“人民半杂夷”，少数民族还占半数的样子。随着明朝在云南实行大规模强迫移民，总数量以百万以上计的大量内地人口移居到此，滇池地区的汉族人口全面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现在，如果走在大街上遇到某位昆明人说他的祖籍是“南京应天府”的，很可能是真的。
1626年，元谋土司吾必奎牵头造反，各地土司趁机领兵起事，阿迷州土司沙定洲率先杀入昆明进攻沐府，末代黔国公沐天波逃往滇西，沐府被乱兵焚烧抢劫，沐家就此破败。
沐天波几经奔波后，跟随永历帝到了缅甸。1661年，缅甸王将永历帝献给吴三桂时，顺手杀掉了沐天波，有明一代统治云南的沐氏家族就此消逝于历史浪潮中。《滇绎》记载：
天波知国事已去，死亡在旦夕，而先人宗祀不可不继，乃使其子分赘各土司。曰：诸蛮吾先人所抚也，魂可依焉，汝倚妇翁，犹不失为净土。
但沐天波之子沐忠显虽娶石屏土官龙世荣女为妻，入赘龙家，藏于山洞、生子神保，仍被吴三桂以反叛罪连妻带子捕获，以及沐天澍二子，解送京城，发配宁古塔。
沐王府之外，明朝在云南留下的痕迹就多与大才子杨慎有关了。杨慎因“大礼议”之争得罪嘉靖帝，被永远流放到云南后，受到了沐府和地方政府的优待，不需要像普通军户一样去戍边、出操等，可以安心养病。
也许是他年轻力壮，没等多久，被皇帝施以廷杖而濒临死亡的身体得以恢复。没有了政治生活的他就用剩下的年岁，将足迹踏遍云南，其文化上的建树大部分在此地完成。
终嘉靖帝一世，前后六次大赦都没有杨慎的名字，满六十岁可以赎身的大明律也因皇帝的记恨，而被官员们束之高阁。1559年8月8日，杨慎在戍所去世，终年72岁。临终时，他还以“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勉励后人。
1658年，清兵由吴三桂、铎尼、赵布泰等人率领，分川、黔、桂三路入滇，占领云南之后，设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两省互驻，云南府的设置沿袭明朝，首府在昆明。
吴三桂入滇后，完全取代了沐氏在云南的统治和利益，成为尊贵的平西王，手握军权，云贵逐渐成为不为清朝控制的独立王国。他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合称“三藩”，而以其势力最为强大。
吴三桂在云南的动静很大
吴三桂割据期间，实行一系列残暴统治，《滇系》说：“自癸丑军兴......加税不定，又于云南丽江等处，凿山开矿，采取金银，日役苗夷万人，土司多忿怨”，激起了云南各族各地起义不断。
1673年，感到清朝削藩压力的吴三桂在昆明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出“兴明讨虏”的旗号，起兵造反，意图推翻满清统治。1678年3月，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5个月后病死。其孙吴世璠在贵阳继位，改元“洪化”，不久后退回昆明据守，其新府后称“洪化府”。
1681年4月，清军分三路包围了昆明，10月，攻破此城，吴世璠用自刎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半年之久的困守使昆明粮食缺乏，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城内存活的居民不到围城前的一半。
清朝在继承明制的情况下，做了一些改变，将沐氏勋庄的田地折价卖给原来的各族农奴，农奴从此直接向官府交税，还废除军户及屯田制，让明朝世代成为变相农奴的军户成为普通农民。这样做的原因更多的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而非关心民生。
满清通过改土归流扩大中央集权，裁撤土司的过程中，造成不少无辜民众的伤亡，但是作为少民政权，他们对统治少民也颇有经验，通过科举制度网罗少数民族人才，并视情降低标准录取，使少数民族有了上进的空间，部分缓解了民族矛盾。
1884年，以云南机器局的创立为标志，昆明的近代工业开始。1885年，中法战争后，清朝对边疆区的管理相对放松，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势力影响扩散到了云南，东西方文化在此地交流碰撞，擦出火花。1905年，昆明自辟为商埠，可以对外经商。1910年，随着滇越铁路修通，云南乃至昆明与外界的交往愈加便利。
民国：不朽的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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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成立后，不再保留云南府这个编制，将昆明城区划归昆明县之下。1919年，打着“实行民治”旗号的省长唐继尧划出省会的区域，是第一代“云南王”。
次年，征讨四川失败的滇军内部矛盾重重，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借省会空虚的机会带兵逼走唐继尧，随即撤销市政公所。唐继尧不甘心就此退出政坛，通过2年的暗中运作，他通过收买旧部和土匪，将顾品珍杀死，再次掌握云南省大权，又恢复市政公所，划定省会区域并沿袭历史命名为昆明市。
1927年，龙云发动政变，迫使唐继尧交出政权，结束了旧滇系军阀的统治，新滇系军阀崛起，他也成为第二代“云南王”。
1934年，昆明市将临近市郊的27个大小村落划入市区管辖。1935年4月23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颁发了昆明市政府暨昆明市参议会铜质印信各1枚，至此，昆明市政府才完成法律手续正式成立。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各地流入的人口剧增，使位于西南大后方的昆明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北大、清华、南开搬到昆明，建立西南联大，成为保全中国文化的薪火之地。
西南联大
中国文明的火种
民国时新旧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交锋，一些不同以往的新事物的产生，对当时的人冲击很大，一些人才因运而生。
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评价：熊庆来先生亲手创建了近代中国4所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的数学系，对中国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十分罕见的。
熊庆来的父亲熊国栋对儒家经典很是精通，曾担任过儒学训导和学官，这种家学渊源使他从小就对学习感兴趣。因此，熊庆来很小就开始在私塾系统的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云南与法国所控制的中南半岛接壤，西方的一些知识文化很容易的到达这个地区，在这样“西风劲吹”的环境下，对人接受新的思想意识很有帮助。
富有远见的父亲为儿子聘请了两位先生，一位传授传统国学，一位教授西学，包括法语、数学和其它自然科学，熊庆来在成长过程中可谓受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共同抚育。
对出国留学心存希冀的熊庆来在完成云南高等学堂的学业后，就考进外文专修班深度研习法语。1913年，他以第3名成绩通过公派留学考试，远赴比利时读预科。
但人的命运往往会有意外发生，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熊庆来从比利时辗转逃亡到法国，路上又不幸感染肺病。
虽然不幸，但对于有坚定目标的人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此后五年间，他先后在法国的巴黎等多所大学分别取得了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力学等学位证书。
1921年，28岁的熊庆来回国后，从昆明赶到南京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数学系主任，在此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系，成为国内的近代数学奠基人。后来，清华大学成立后，熊庆来加入该校数学系。期间，他慧眼识才，将华罗庚邀请来做助理员，后来超常规的支持没有大学文凭的华罗庚担任助理教授，使其有机会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陈省身，钱三强等人的成长都与熊庆来的倾心培养分不开。
1931年，熊庆来出席瑞士苏黎世的世界数学会议后，前往巴黎专攻函数论，2年后获法国理科博士学位，他定义的无穷级被命名为“熊氏无穷级”，就此载入数学史册，也提高了中国数学的地位。1936年，中国数学会会刊创办，熊庆来任编辑委员，即今天的《数学学报》的前身。
1937年，熊庆来受“云南王”龙云的聘请，出任云南大学校长。但他提出了五项先决条件，使大学不受政治权力及经济方面的掣肘，办大学就是要以学术研究及学生的学业负责。他上任后，利用人才因战乱涌入昆明的时机，聘请了吴文藻、费孝通、吴晗、刘文典、方国瑜等著名专家和一些外国教授，教学质量因此跃入全国名牌大学之列，使云大成为与西南联大同享盛名的名校。
最后，献上有海内第一长联之称的《昆明大观楼长联》：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专业之中最通俗，通俗之中最专业
熟悉历史陌生化，陌生历史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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