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栎阳城三号古城2018-2020年发掘区（由南向北）
栎阳出土云纹“公”字瓦当
汉长安城北宫一号建筑航拍
北里王汉墓
栗家村汉墓出土庐江邸印封泥
栗家村汉墓出土铜鋗
扬州联营汉墓M12出土器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蒲江县文物管理发表蒲江鹤山镇九莲村1座东汉晚期画像砖墓资料。该墓墓葬形制及画像配置与昭觉寺画像砖墓相近，是四川汉代社会及丧葬习俗研究的新资料。（《考古与文物》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江津区文物管理所公布重庆江津石门镇白坪村2座东汉晚期崖墓资料。其所获取的完整画像石棺及其墓葬、随葬器物信息，对汉画像石棺分区分期研究有重要价值。（《文物》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公布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文物发掘的M1资料。（《考古》9）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云阳县博物馆发表云阳青龙街道复兴社区大凼子墓群7座汉墓资料，墓葬出土的完整筒形排水管，是当地汉墓葬排水系统研究的重要资料。（《四川文物》1）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宁波市奉化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整理公布奉化白杜发掘35座汉六朝墓葬的相关资料。（《南方文物》1）
汉代是我国古代墓葬发展的重要时期，汉墓研究依然是2020年秦汉考古的重要内容。
刘尊志指出，以封土表层为界，汉墓形成内外两重空间，和地下、墓外、现实的三维世界，（《南开学报》1）他还对汉代墓垣资料进行了梳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刘尊志指出河北抚宁邴各庄东汉墓地6座墓是一处规划过的家族墓地。（《文物春秋》3）
王子今分析了两汉时的“守冢”制度，指出虽其可防止民间个体及小群体的盗墓犯罪，无法阻止军政实力集团的大规模盗掘，但客观上有益于保存古代文明遗产的意义应给予肯定。（《南都学刊》3）他还关注到秦汉陵墓的“山林”营造，指出相关制度礼俗被后世长久继承。（《宝鸡文理学院学报》3）
赵丹对山东汉代合葬墓进行了梳理，指出山东合葬墓的墓葬形式选择，在受汉文化同一主体的影响下，既有共性又有地区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3）
杨爱国指出，东汉人对墓葬的功能已有较清晰认识。认为墓葬首先是安放死人之处，不仅要盛放尸体，还要“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并时时祭祀，其原因是死者为活人服务，为家族服务，以长利子孙。（《南方文物》2）刘振东以汉墓为例也讨论了古代墓葬性质。（《考古与文物》4）
长期以来关中东汉墓葬的等级研究一直较为薄弱。李云河梳理了与等级相关的各种因素，从墓葬形制出发，归纳了小型墓与中型墓在墓室复杂程度、墓室尺寸、修造方式等多方面差异，指出中型墓当为高级官员或地方豪强使用。（《考古与文物》2）
魏镇探讨了汉墓内的设奠问题，指出墓内设奠是属于葬礼的一次性祭奠，与丧葬活动结束后的墓地祭祀有别。虽墓内设奠是汉墓墓室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但汉墓空间的变革可能更多要考虑宅地化因素和合葬习俗影响。（《考古》11）
对墓葬结构的研究，成果不断。张强禄复原增城浮扶岭M511墓为带缓斜坡墓道的竖穴土坑带厢式平顶木椁墓。（《文博学刊》1）索德浩指出汉代双层木椁墓的双层结构源于岭南越人架棺墓，进而影响到后来岭南砖室墓。进入蜀地的路线可能是经夜郎道-僰道，再进入成都地区。（《东南文化》4）谢安琪、党丰将汉墓砖砌穹窿顶进行分类，分析其技术传播过程。（《南方文物》5）
各高校的秦汉考古专业硕士论文选题，依然较多的集中于汉墓研究，其中区域汉墓分区研究明显较多。山西大学陈双艺进行了江东地区汉末至三国时期中小型墓葬研究，河北大学张立秀对汉中山国墓葬展开研究，郑州大学吴坤瑛开展了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汉墓的研究，南京大学杨欢开展了宁镇地区汉墓研究，郑州大学王婉婉开展了郑州地区汉墓研究。
当然，也有不少论文针对的是汉墓出土遗物。如山西大学寇莜轩开展了广州中小型汉墓随葬品位置研究，山西大学卢雨婷开展的是对西安地区中小型汉墓出土陶灶研究，西北师范大学卢文宇开展了汉唐时期环首刀研究，南京大学孙玮琪进行了两汉随葬公印研究，中央美术学院金烨欣开展了江苏邗江甘泉东汉墓出土错银铜牛灯断代研究，西北师范大学李婷婷对甘新地区出土汉唐人物俑进行研究，山东大学武海文对长江下游地区汉墓出土玉璧进行研究。
校对：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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