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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人类百科：真曲折啊

六、调查失利

焦允俊对被阮大成三个耽搁掉的一天多时间颇为心痛，说没想到老子经过多少风风雨雨都没吃亏，这次却差点儿着了土鳖的道道儿，还浪费掉这么些时间，太不划算了。上午办完阮大成的案子，三位侦査员顾不上休息一会儿，立刻前往山塘街吴子扬家。

吴子扬这年已经七十有三，身体尚可，之前他仍执掌古玩店铺的经营大权，但不过是拿拿主意，具体事儿都由两个儿子去做。两年前，他把古玩店铺关闭。不知是这老头儿对局势有先见之明呢，还是正好碰巧，过了一年，又把资产转移到香港，让两个儿子举家移民海外，继续经营古玩。他和老伴则留在苏州这边的宅第里，解放前雇佣的三轮车夫、厨师、娘姨三人都留着，给他们开一份薪水，照应二老的生活。

吴老头儿没有任何政历问题，也不曾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或帮会组织，只是一个商人。但他祖上曾做过清廷的四品文官，对古玩非常精通，经常被皇上召进宫廷鉴别大内古玩，因此留下了一份名声。到了吴子扬的祖父，屡次应试落第，干脆放弃做官的念头，改行做起了古玩生意。凭着上辈的名气和祖传的本领，还真是一炮打响。传到吴子扬手里，吴家的“真宝斋”已经是三代相传的老字号了。民国时江南地区的许多达官贵人、巨贾富商都愿意请吴老板登门鉴定古玩，他因此结识了不少这方面的角色，也弄得他解放后不得安宁。倒不是审査他本人的问题，而是外调人员络绎不绝，有点儿应付不过来了。这几天他正动着去太湖东山寻安逸的脑筋，便在大门上贴出了一纸告示，说主人身体不适，暂不见客。

三位侦査员并未理会这纸告示，焦允俊说这事没办法，别说在家里休养了，就是在医院开刀，只要医生说可以，咱们也得打扰他老人家。

不过，上门之前，咱先去买点儿慰问品吧。于是就去买了奶粉、水果、糕点、糖果，提着去叩门。开门的娘姨见来人提着礼品，以为是来探病的，就往里通报，如此，侦査员得以顺利见到了吴老板。

事先，焦允俊嘱咐另两位侦査员，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吴老板已经七十开外了，活到这把年纪不容易，咱登门调査不能惊着了吴老板。这样吧，小谭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举止斯文，就由你出面提问吧。先跟他说明白，我们的外调跟他本人没关系，千万别吓着他---注意啦，哪怕吴老板一时糊涂说漏了嘴，说他自己曾经跟汪精卫也好、老蒋也好，总之随便什么字号的反派角色有交往，也统统装作没听见。咱们的任务是寻访北湖，其他情况一律不管！

谭弦是交大出身，素质很高，自是充分领会了组长的意思，而且执行得很到位。到位到什么程度？吴子扬甚至说这位同志说话比我孙子还贴心。可是一说到当年北湖去见汪精卫的事儿，老爷子就直摇头，焦允俊开出的那个定心丸方子他根本不认，使出自己多年练就的“吴系三连”——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脑子不行。总之一句话：不肯配合！

孙慎言在旁边听得犯愁了。这咋办？这种情况在陈璧君那里碰到过，限于政策，咱们没办法，难道现在对这个古玩商也一筹莫展了吗？想着，便朝焦允俊看了看，那意思是，是不是照昨天派出所民警所说的，由他们出面做做动员工作？焦允俊读懂了孙慎言的意企业信息思，微微摇头否定。派出所出面做动员工作？莫非户籍警比咱水平高？那不可能，除非吓唬人家。那就不是水平了。再者说，老头儿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吓出个好歹怎么办？

可是，这桩活儿难道就这样结束了？焦允俊还真是这样想的，说既然吴老先生想不起来，那咱们就告辞了。一句话说得小谭目瞪口呆，孙慎言更是不解，竟然一时反应不过来，没有跟着焦允俊一起站起来。

老爷子给了三位侦査员一个软钉子，这还不算，接下来又给侦査员们出了个难题---让他们

把慰问品带走，说他有个规矩，从来不收外人东西。这下，焦允俊不宁波爽了。四样礼品都已经买了，要退回去，人家商号不会接受，食品离柜概不回接嘛，按规矩白送人家也不会收的。那留着自己吃？如果这样做可以的话，焦允俊举双手赞同。可是，礼品是用专案组的经费买的，花的是公家的钱，专款专用，回头还要入账。若是自己吃了，这就相当于监守自盗，侦査员们的纪律意识是很强的，绝对不会这样做。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花自己的钞票买下来。可是，当时还是供给制，即使是特案组成员，每月也只发一点儿津贴供零用。多少？焦允俊是正营级，每月可领三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所以，这四样礼品用他们自己的钱根本买不起。

不得已，焦允俊向老爷子言明情况，坦陈您老若是不受，我们也没法儿处理，弄不好就犯错误了。哪知，转机就在焦允俊的这番话上，当吴子扬听企业信息说这三个公家人每月只有两三万元津贴时，不禁大为吃惊，沉默片刻，让娘姨把车夫老韩唤来。吴子扬对老韩说：“还记得那年汪精卫来苏州时我让你去火车站接的那位上海客人吗？后来又让你送到蒋公馆的。这三位是上海来的公安同志，要了解这件事儿，说了跟我无关，当然跟你这个车夫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客人在我这里住了一夜，你是清楚一应经过的，现在你把全部过程向这三位同志如实道明，他们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我。”接着，又吩咐书房门口的娘姨，“去客厅谈话吧，这是我的客人，好好款待，沏最好的碧螺春。把他们带来的这些礼品也拿出去，请客人随意品尝。”说罢又扭头向焦允俊解释，“我已经收下礼品，三位先生但吃无妨。”

焦允俊在碰壁后，原本就把补救主意打到了车夫老韩身上。想请派出所出面把老韩唤去接受调査，料其不会拒绝提供相应情况，只是担心老韩知道得有限，现在有了吴子扬的这个态度，那就足可额手称幸了。

老韩向侦査员所作的陈述，当然要比汪精卫的侍卫官屠三眉说得详尽了---那天他正要

收查询工回家，吴老板忽然吩咐，让他去火车站接一位客人，客人是搭乘沪宁快车从上海来苏州的，不认识也不要紧，把车拉到站前广场那幅“大东亚共荣圈”的巨幅宣传画下面等着就行了，客人会自己找来的。接着给了他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说如果遇到侦缉队査问，就让他们打这个电话。吴老板还叮嘱，接上客人后，就直接拉到家里，娘姨已经把客房准备好了。

老韩顺利接到了那个客人。那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据老韩的描述，侦査员估计在一米企业七五左右），长得并不精致，但脸上五官还算匀称，没有疤痕，皮肤也滋润白晳，一看便知是位从不接触体力活儿的“先生”。使老韩感到奇怪的是，这人自始至终不曾说话，见到他后点点头就上了车；到达吴老板宅第下车时又是点点头，拱手示谢。另外，客人下车前掏出白色绵纸，把三轮车席蓬拉杆等凡是被他的手接触过的位置全都擦拭了一遍。之后两次坐他的车（一次是当晚去汪精卫下榻的蒋公馆，另一次是次日上午返沪时去火车站）都是如此。尤其是次日上午去火车站时，上车前还赏了老韩两枚银元，给钱的方式又使老韩大开眼界---竟是事先已把银元包在手帕里，打开手帕让老韩自取。当然，对于侦査员来说，老韩的种种不可思议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是人家情报专家的职业谨慎，平时的一举一动都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信息。

老韩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侦査员来说远远不够，那么，吴老板是否可以给予补充呢？之前吴曾有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我”的许诺，侦査员于是再次叨扰。

吴子扬跟北湖的关系带有些传奇色彩---抗战爆发前一年的正月初三，吴子扬去上海走亲戚。他是江南古玩业界的大腕，上海那边自有人事先已经跟其亲戚联系，得知吴老板前往，纷纷登门，说是拜年，其实是把珍藏的古玩拿来请他鉴定。吴子扬也乐意提供此类服务，既能结交朋友，又可以顺便捡漏儿。这天就是如此，他用很低的价钱收购了几方唐朝皇室的印章。估算下

来，拿回苏州可以以十几倍的价格出手，就这么转转手，少说有五千元的利润。五千元在1936年时是什么概念？这笔钱款可以在上海滩中心城区开一家中等规模的中药店铺。

可能是晚餐饮酒的原因，吴子扬乘坐夜班火车回苏州的时候竟然把装着印章的皮包忘在车上了，直到出站后坐上私家三轮行驶了一段路方才想起。立刻赶回火车站跟站方交涉，站方即和这趟客车的下一停靠站无锡站联系，列车因而被获准在无锡站多停靠五分钟。可是，无锡站的工作人员上车检査却未有发现，如此，吴子扬不得不承认自己倒了大霉：那个皮包肯定已被哪个旅客顺走了。

回到家里，吴子扬自是情绪低落。哪知不多久就有人登门，还送来了那个皮包。这人自称姓周，正是侦査员要找的那位北湖先生。周先生说他下车时发现邻厢座位旁挂着一个皮包，断定是也在苏州站下车的哪个旅客遗忘的，就随手取了下来，拿到站台上看看，却无人返回寻找。这时发车铃声响了，火车起步驶离，他就把这个皮包打开，看里面是否有失主的住址信息。检査下来，里面除了钱包、名片，还有一个装着几方古印章的镶银紫檀木盒，便知印章价格不菲。寻思失主肯定心急如焚，就按照皮包里那盒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门来完璧归赵。

吴子扬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迭声道谢自不待言，还马上吩咐厨师备酒炒菜，请周先生留下吃夜宵。周先生没有留下，甚至连茶也没喝一口，不过倒是跟吴子扬聊了一会儿，说自己在上海滩从事药业生意。也就坐了不过十来分钟，周先生起身告辞。临走时，吴子扬叮嘱对方，以后如果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尽管开口。据吴子扬说，这人说话似乎带有浙江靠近上海那片地区或者是上海郊区的口音。

这位周先生一去之后再也没有消息。直到1942年5月下旬那天下午，正在古玩店处理亊务的吴子扬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姓周。吴子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的主顾、朋友实在太多，每天接到的此类电话不计其数，正迟疑时，对方补充说我是上海的，战前有幸与吴先生

同坐一列夜班火车。吴子扬立马想起来了，自是热情倍加。周某说我今晚要坐夜班火车到苏州来，想在贵府借住一宿，不知是否方便？吴子扬马上表示，老朽一直对周先生之恩念念不忘，今日终于候到先生光临，求之不得！两人在电话里说定，当晚让老韩去接站。

电话里，对方并没有说他要去跟汪精卫见面，抵达吴宅之后，才跟吴子扬说起他这次赴姑苏的目的地是蒋公馆。吴子扬大吃一惊，说那里如今已不是蒋委员长或者其家眷居住，而是现“国府”汪代主席的行宫。对方却说，自己此次正是应汪氏之约而来。听到这里，吴子扬再也不敢把话题深入下去了。试想，周某自称一个生意人，竟然能受到汪精卫的约见，这份来头那是不敢想象的呀！怪不得两人相识之后一别数年没有联系，也没留下名片或者口头告知其在上海的住址，这人是干大亊业的啊！

接下来，就是老韩所说的那番情况了。那晚周某从蒋公馆返回后，吴子扬已经备好夜宵，但周某跟上次一样，没有吃喝，两人聊了片刻就各自安歇了。次日清晨，周某早早起床致谢辞行,竟连早餐也不肯吃。之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至今已经七年有余了。

吴子扬的这番陈述，应该说是已经很配合了。可是，对于侦査员来说，收获并不算大，这位北湖先生的真实姓名、确切职业以及地址都没有着落，但好歹总算有了此人的相貌体态特征。至于口音，那就不能确定了。吴老爷子说是浙东地区或者上海郊区的口音，屠三眉也说过好像是浙东口音，但焦允俊知道，像北湖这样的情报专家，肯定熟悉各种方言。就拿他老焦来说，他是山东人，平时自然是一口山东话，但以前执行秘密使命时，还不是两河华北江苏浙江上海话都能说，甚至连山西话也能临时对付一下，而且还说得蛮流利，从来没露出过破绽。

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商量下来，既然吴子扬也言之凿凿地说北湖是从上海过来的，不如返回上海去寻找目标的线索。

七、疑似目标

—行三人于当晚返回上海，顾不上休息，先聚在一起分析案情，最后，侦査员对北湖的一应特点作出了一个大致上的框定——年龄在五十岁左右；身髙在一米七二至一米七五之间；操长三角即苏南、浙东和上海郊区口音，其籍贾可能也是这一区域的；可能有过去国外留学或者较长时间逗留的经历，学习过收集情报的工作，具有研判情报的天賦；有学医（中西医不确定）经历；应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或有家境优裕的亲友长期给予经济资助；处世经验丰富，性格谨慎，待人接物低调，在外人眼里可能显得有些孤僻。

临末，焦允俊看看手表：“哦，已经十一点了，就这样吧，明天去药业公会了解一下他们排査的情况，只要有对象，按照这几点去套，凡是套得上的大致就八九不离十了，看运气吧。”

次日，11月24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前往上海市药业公会。这是侦査员第二次去药业公会，之前孙慎言、谭弦曾奉特案组长之命去过一趟，向公会査询符合北湖情况的那样一个对象。解放初期的药业公会把中西药业合并了，稍后发现欠妥，就又分开了，接待他们的公会副理事长老王问侦査员要找的那位从事的是西药还是中药行业。侦査员说这个我们不清楚，麻烦你两个行业都了解到就是了。当时他们使用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宁波对于对方来说就算颇为重视了。这次三人一起登门，上次接待的那个老王同志正在接听电话，瞥见侦査员出现在门口，赶紧结束通话，站起来接待。

老王是上海本地人，三十八九岁，中药店学徒出身，满师后当了一名柜员。据说他对鉴别中药材盖非常精通，在上海滩中药行业中颇有名气。这份名气掩盖了他的地下党身份，使他成功地为中共地下党默默效力八个年头。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市工商局当了一名干部，由于精通业务，又被指派到药业公会担任副理事长兼支书，是实际

上的一把手。当下，老王向侦査员介绍了公会在寻访北湖线索方面所做的工作---

民国时期上海滩的中西药行业在全国最为发达，药店林立，掮客经纪人更是不计其数，还包括不少外国掮客。自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历经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中日淞沪战役和最近的解放上海战役，由于战乱原因，药业变化很大，掮客队伍更是今非昔比，其从业人员的变更至少达百分之五十。因此，要在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后期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段里寻找一个不知姓名、年龄和籍贯的神秘人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老王具有多年隐蔽工作的经验，打暗主意的本领还是有一套的。分析情况后，他从药业公会以及下属的会员店家中抽调六名政治可靠精力充沛的积极分子，由药业公会指派的一名党员领导，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访査小组。

到昨晚为止，这个小组物色到五名疑似北湖的对象。由于他们有药业公会提供的盖着上海市工商局公章的介绍信，调査工作得以做得比较细致，甚至得到了疑似对象所在单位或者管段派出所、分局的支持，允许他们査阅资料，安排知情人接受走访，以便他们充分了解情况。现在，这五个疑似对象的材料递交到特案组侦査员手里，他们当场分析，根据昨晚总结的北湖的诸般特征，认定其中一人与北湖高度相似。

这个对象名叫施政，今年五十挂零，男性，浙江慈溪人氏，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七十公斤，肤白少须，浓眉大眼。1900年，施政出生于慈溪一个资本家家庭，三岁被送给堂伯父做儿子。义父施王道系宁波大户，拥有田地厂店，用初解放时的成分评定标准，应该算是工商地主。八岁那年，施政随义父前往上海英租界生活，进教会小学上学。少年施政天资聪慧，读书很好，只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六年的学业，十二岁升入教会中学。两年后，与其义父交好的英国传教士卜罗逊见他聪明伶俐，征得施王道的同意，携其到英国深造。

施政在伦敦一待八年，包括其义父施王道在内的一应亲朋好友，没有一个知道他在英国

学了些什么，前五年他甚至没有回国探亲，直到他十七岁时，才企业在义父及生父的强烈要求下利用暑假时间回了趟上海。这时出现在一应亲友面前的施政，言谈举止竟是一副英国绅士模样。使亲友们感到意外的是，施政除了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竟然还能说法语、日语，而且说得很流利，在马路上可以跟法国人、日本人直接对话，听说都无任何障碍。之后，施政毎年夏天回国一趟，住上半月至一月，其间，每天去外滩外白渡桥畔英国人开的礼査饭店（今浦江饭店）里的拳击俱乐部练习拳击，或者下黄浦江游泳。

二十岁那年，施政从英国回沪，说这回不走了，要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其义父其时身体不佳，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想把产业传给施政。跟施政一说，后者却拒绝了，说自己对于经商没有兴趣。那么他想干什么呢？他要做一名侦探。以其八年留学英国的资历，不管在英国学的是什么专业，仅凭其对英人的了解以及那口伦敦腔，公共租界巡捕房都是随时欢迎其加盟的。凭着当初带他去英国深造的传教士卜罗逊先生从伦敦发给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先生的一份电报，他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巡捕房的一名侦探。三年之后，又跳槽去法捕房供职。

在法捕房干了两年，其时其义父、生父均已病逝，他继承的遗产据说可以排进上海滩富豪的行列。但施政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把大部分遗产捐给了英国教会，然后从法租界巡捕房辞职去了日本。和上信用次去英国一样，据说也是留学，亲友中依然没人知道他学的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在东京。这回，他连暑假也不回上海了。二十八岁那年，在没跟亲朋好友打招呼的情况下，施政突然回国，还带着一个日本美女，随即举行婚礼。

英捕房、法捕房听说施政返沪，都向他发出回归的邀请。但施政都婉拒了，选择了做西药经纪人这份职业。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他多年在海外生活，即使在上海当侦探期间，也是跟外侨打交道比与华人打交道的时间多，肯定结交了众多外籍朋友，做西药生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

是，一年之后他却又做起了中药材掮客。须知当时的中药虽然在国内覆盖了整个儿平民医药市场，但外国人是不认的，所以没有出口之说。这跟施政“与洋人熟”的状况应该没有关系，可是，他照样做得不错。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三十年代中期，施政突然压缩了他原本做得不错的中西药经纪人生意，腾出一部分时间做起了西医，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各开了一家诊所。这在寻常人眼里似乎算不上一回事，但在同行心目中，那可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不管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向工部局或公董局申请西医开业执照的门槛甚高，卫生主管部门审査极其严格，即使是原先在本国就以行医为业的外国人也不一定能一次通过，可施政却同时向两个租界当局提出申请，竟然同时获得通过，顺利开业。开业时也没听说他跟帮会大亨打过招呼，人家也没有送花篮表示祝贺，但之后也没有像寻常新开张的诊所那样进到地痞流氓小瘪三的敲诈骚扰，一切正常。

不久，抗战爆发，上海华界沦陷，诊所纷纷搬迁进租界以保太平。施政忽然又出惊人之招，将两家诊所合而为一，从租界搬往华界区域的法华区（今属长宁区）。亲朋好友都为他捏一把汗，当时的沪西地区日伪势力猖獗，舆论将该区域称为“歹土”，担心施政在那里开诊听弄不好会人财两空。可是，接着众人就大跌眼镜了：日军宪兵队特高课头目竟然驱车前往求医；日本上海派遣军小林司令官身体很好.长期无恙，却也去诊所转过一圈。人们猛然想起施政曾留学东洋，于是恍然大悟，都说原来是老关系，坊间甚至传说施政与小林两令官是校友。

抗战胜利后，施政关闭诊所在家赋闲。1947年，不知怎么又做起了执业律师，更不知他的执业资格是怎么获得的。他专为一些中小汉奸提供服务，法庭上跟公诉人唇枪舌剑交锋竟然也像模像样。转眼到了1949年初，施政关闭了律师事务听，再次陚闲。上海解放后，他安分守己，几乎闭门不出。据其所在地的派出所民警说，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反动党政军瞥宪

特分子和会道门徒众前往登记，施政曾去分局交代自己当过租界巡捕房侦探的情况，白纸黑字书面保证“未曾干过针对中共及民主进步人士之坏事”。对此，警方还没调査过，不过至今为止所掌握的材料中确实没有发现施政牵涉到当时的哪个案子。

根据施政的上述情琬，焦允俊、孙慎言、谭弦认为此人诸多特征都与北湖相似，决定去会会他。可侦査员万万没想到，有人已经捷足先登，走在了他们前头……

八、遭遇车祸

施政的日常生活过得静逸舒适，他二十八岁时娶的日本妻子铃子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因患肺结核而殁。铃子不曾生育，两人在1932年收养了一个四岁女孩儿，取名施铃子。二十一岁的施铃子前年考人大夏大学，现在是大三学生，寄宿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施政原先雇佣了一个娘姨料理一应家务，解放后辞退了。他是一个可以做好各种事情的人，在女儿看来，他做的饭菜、收拾的家务要比娘姨高出两个档次，而且看上去并不需花费多少时伺。

通常，施政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起来漱洗后，先在自家的天井里打太极拳，然后去附近的法华镇溜达，在镇上几家够档次的面馆点心店轮流用餐，茶馆却是从未进去过。早餐后，轮流去镇上东南西北四个名园散步。回家后沏上一壶香茗，阅读当天的报纸。午餐后小憩片刻，阅读古籍或者外文书，然后出门溜达，买回当天的英文版《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这两份由英美外商办的报纸分别于1956年3月31日、1953年6月30日停刊）供晚上阅读。

特案组侦査员去走访施政时未曾惊动派出所。那是24日下午四点，焦允俊三人按照药业公会提供的地址，直接前往法华镇杨宅路施政住所。但施政不在家,邻居听见敲门声出来査看，告知说施先生出门溜达去了，要过一会儿才回来。侦査员只好在附近等候，当时，三人谁也没想到会出事。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施政还没有返回，焦允俊就让谭弦去向邻居打听施先生平时出门的习惯，都做些什么。邻居说做些什么我们没有交流过，不过这个时间段，有时正好在外面遇到施先生，看到他在报摊上买报纸，每天他回家时手里都是拿着两份外文报纸的；有时报纸来得晚，他就在报摊前等候。焦允俊说宥来今天的报纸也来得晚了，咱们干脆去报摊看看。

可是，报摊上却没见施政。问了摊主，说今天的外文报纸四点出头就到了，施先生已经来买过了。那么，施政买了报纸去哪里了呢？侦査员猜测他可能临时要买什么东西，去法华镇上转悠了，如果是这样，那此刻他应该已经回家了。侦査员回到杨宅路，施宅依旧大门紧闭。邻居听见侦査员敲门，出来说同志你们还不知道啊，施先生出事啦！

刚刚侦査员离开才几分钟，杨宅路上有从法华镇回来的居民就在传播一条新闻，说施先生在路上好好走着，忽然从后面开来一辆摩托车，“嘭”的一下把他撞飞到人行道上了，紧接着那辆摩托车就逃走了。

焦允俊惊呼一声“不对”，拔腿就往法华镇方向去，孙慎言、谭弦两个紧紧尾随。路上，谭弦轻声问孙慎言：“难道是谋害?”孙俱言一向寡言，这当儿还不清楚情况，不好发表意见，但他的表情是认同谭弦的猜测的。

应该说，特案组最年轻的侦査员谭弦的这个猜测是准确的，施政遭遇的车祸确实是有人蓄意制造的

黄浦区北京东路上有一家毫不起眼的电器修理小铺，打出的招牌是“开福电器修理店”，专门修理和出售电话机。店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名叫叶万成，浙江吴兴人氏。叶万成自幼头脑灵活，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十五岁那年上初中二年级时暑假到上海走亲戚，独自到外滩游玩，竞敢用有限的英语跟洋人搭汕。巧的是，那洋人是公共租界电话局的工程师，不知怎么觉得这少年不错，就问叶是否有兴趣到电话局做学徒学技术。叶万成立马答应，当场跪下给人家磕头，口称“恩公”。十八岁

满师后，他成为电话局最年轻的一名可以独立操作的技工。

不网久，叶万成结识了同乡徐恩曾。徐恩曾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兼调査科科长，这个调査科就是后来的“中统”。徐恩曾经常在沪策划指挥一应特务活动，需要在电话局发展关系，就有人向他推荐了叶万成。徐恩曾得知叶是冋乡，而且他是认识叶万成之父、开油酱店的叶千莲的，就将叶发展为关系。从工商局那时起，叶万成就开始客串“中统”特工。如果他当时多生一个心眼，向徐恩曾提出要求正式加入“中统”的话，到解放前夕，他肯定信用就是“中统”的老资格特工了，再不济也该是上校军衔。可是，当时“中统”特务的待遇不及电话局技工，况且他客串的话可以多拿一份收入（“关系”津贴），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就这样，叶万成给“中统”一干就是数年，拿两份收入，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滋润。到抗战爆发，他却走了麦城。上海沦陷后，“中统”、“军统”都有大批潜伏人员跟日寇和汪伪打特工战。这种秘密工作更需要像叶万成这样身处要害岗位的关系，叶万成除了继续为“中统”效力，还被“军统”拉拢，甚至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发展为关系。后来他因贪钱竟然把“中统”的情报出卖给汪伪，于是，其三面间谍的身份暴露，徐恩曾大怒之下，下达了密裁令。幸亏叶万成消息灵通，立奔“七十六号”投效，成了一名专业汉奸。

抗战胜利后，叶万成被捕。原本据说是要判死刑的，因其年迈老父向盖徐恩曾求情——徐当时虽已被蒋介石解除“中统”局长之职，但话还是说得上的，由此叶万成总算免得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法院于1946年6月判处叶万成十七年徒刑。十七年是重刑，而且这种汉奸犯在解放后通常都是按照国民党法院的判决继续服刑，有的甚至还会被加刑。叶万成如果在提篮桥监狱服完刑期的话，恐怕“文革”都已经开始了。

叶万成一致监狱就开始给徐恩曾写信，希望法外开恩，让他提前出狱。没有回音，他就不停

地写，最多时一个星期寄出十封信。不知是这些信起了作用呢还是其他原因（主要应该是与形势有关），反正过了两年不到，1948年5月，叶万成竟然出狱了。他的出狱并无任何手续，那天突然来了两个人，出示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社”（“中统”在1947年4月至1949年初使用的名称）的证件和公文，就把叶万成给带走了。

不久后，上海北京路上就出现了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以及附属设备、器件的“开福电器修理店”，店主就是叶万成。

这个变故，只有叶万成自己说得清楚。被捕后他交代说，“中统”（1947年后称“党员通讯社”，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査局”，但一般仍习惯称为“中统”。本文沿袭此称谓）派人来将其接出监狱是有条件的，让他在北京路开电器修理店长期潜伏，不管今后局势如何，都不露声色地待着，具体干什么活动，需要时有人会向他下达指令。这是“中统”给叶万成的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否则，他淸楚接下来只有“暴病而殁”一条路，监狱通知家属去领回尸体就是。

据有关档案资料显示，上海解放前一年内，“中统”、“军统”（当时已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用在社会上搜罗曾与这两大特务机构建立过关系的人员的形式，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发展潜伏特务一千三百余名，叶万成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对象，由于具有严重的不可靠性，大多数并非特务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是让其以合法职业为掩护，按时发给津贴，如执行使命，则另查询发活动经费以及相应器材。这种“临时工”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特务机构，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上司，只要对上暗号，那对方所说的内容就是命令。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特务分子被称为“独脚蟹”。叶万成就是这样一只“独脚蟹”。

由此看来，那个北湖先生确实不是凡品，不但中共方面对他大感兴趣，已经败逃台湾的国民党对他也颇为关注，其目光投向此公的时间甚至比中共方面还早两个月。1949年9月下旬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忙完一天正准备下班的叶万成突然接到电话，一个操淮北口音的低沉男声向他下达了自出狱开店以来的第一个指令：注意寻访如此这般一个人，此人曾系汪逆（国民党对汉奸汪精卫的称谓）的私人顾问，一旦访得信息，应即往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那株最粗的大树上留下一菱形记号。

这桩活儿不但没有活动经费，而且操作难度颇大，因为有关这个目标的情况少而又少，不过，对于北湖的籍贯倒是有说法的，说是祖籍嘉兴，出身也有说法---“系殷实富户”。叶万成虽说是搞情报的资深特工，但如果将其从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亮明，真正的情报特工听着没准儿就会笑歪嘴，传到情报专家北湖先生耳朵里，被气死也有可能。因为叶万成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情报特务的技能培训，所谓收集情报无非就是靠工作和技术之便偷听电话，记下内容。后来被“七十六号”招收进去，也是干老本行，不过换了种方式——在行动特工的保护下，爬电线杆窃听指定对象的通话，或者花钱收买原电话局的老同事，让他们相帮窃听。他还曾根据特高课的指令，偷偷从目标家的电话线上连接出隐蔽的支线，通到路旁租居的民房中供“七十六号”特务日夜轮班窃听。由此可见，此刻上司让叶万成寻找北湖的下落，显然是勉为其难之举。

据我方推测，台湾特务机构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北湖，从他那里获取历史情报，分析情报中牵涉的我方人员以及曾经为我方做过工作的非中共人士，制造貌似真实的“历史问题”，以破坏解放后中共必定会进行的审干运动，或离间，或策反，或转移我方视线。据估计，敌特方面己经察知或者预判我方肯定会寻访北湖，所以，把北湖控制在他们手里，也是对我方这一意图的牵制，以达到破坏审干、保护潜伏特务的目的（北湖如向我方提供历史情报，必将会使一些潜伏特务暴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敌特方面访査北湖的下落，不仅仅指派了叶万成一个，他不过是若干进行此项刺探活动的人员之一。果然，叶万成在东奔西窜日夜忙碌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再次接到那个淮北口音上司的电话，告诉他目标可能在上海滩做过医药行业的掮客，要求他进行针对这方面的剌探---这显然是上司从其他特务那里获得的信息。之所以指定叶万成刺探此事，乃是因为他以前在电话局当修理技工时跟证券交易所非常熟悉，证券交易所的业务离不开电话，而当时的通信技术落后，电话机故障频发，交易时间一旦发生故障，那就必须争分夺秒处理。所以，交易所必须跟电话局方面搞好关系，其中包括上门修理的技工。叶万成经常往交易听跑，结识了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还通过他们认识了不少各行各业有实力的老板，其中包括医药行业。现在，上司就要求他利用这个优势进行刺探。

叶万成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遵命照办。也是巧，11月23日下午，他去广慈医院看望结拜弟兄江恒心的老父江钧健，江钧健从事医药掮客多年，叶万成此举也是为顺带了解一下，看江老先生是否有那位北湖的线索。那天他去得早了一些，尚未到医院规定的探望时间，就在医院对面的咖啡馆等候。叶万成中午应酬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多喝了点儿酒，此刻在暖洋洋的咖啡馆中坐着，耳畔是轻柔的音乐，不觉就打起了瞌睡。蒙昽中，听见另一侧厢座里有人说话，初时没有注意，忽然几个字眼钻进耳朵，立马一个激灵惊醒过来！

说话的两位就是市药业公会那个专为寻访北湖而组建的工作小组的成员，是特地来广慈医院向住院的江钧健老先生了解情况的。他们有介绍信，不受医院探视时间的限制。江钧健听明来意后，稍一沉思，提供了一个疑似对象——住在法华区杨宅路的施政。那二位是从药业公会下面的基层会员店临时抽调的店员，热情有加，经验却不足。初次出马就査访到了线索，兴奋之下，离开医院后没立刻返回公会交差，而是进咖啡馆喝咖啡，一边喝一边就说起了刚才的收获。哪知隔墙有耳，恰恰被邻座的叶万成听见了。

可以想象叶万成当时的那股高兴劲儿，当下也不去看江钧健了，立刻返回北京路自己的店铺，用密写药水写了一封信，投进附近马路上的邮筒。当时的平信处理速度要比如今快（史料记载，民国前期上海中心城区的邮局一天最多要投递十次信件，初解放时邮局沿袭此风，但因人手不足，后改为三次），所以这封密信当晚就寄到了上峰指定的本市联络点。次日上午九点多，叶万成接到淮北口音上峰的电话，说经査杨宅路确有施政其人，符合寻访目标的特征，施氏有早晚外出溜达的习惯，指令叶万成在今明两天内设法对其实施袭击，但只能造成点儿伤害，不能要了对方的命。?

叶万成原以为打听到目标的下落就算是完成使命了，哪知还有往下的活儿。他想说这不是情报特工应该干的，该指派行动特工去，但不敢冒犯上司——像他这样的“独脚蟹”，如果上司对他失去了兴趣，只要向公安局寄一封匿名信就能毁了他。于是，他只好忍气吞声答应下来。但他并不认识目标，要求宽限时间。上峰说不认识没关系，已经把他的照片寄往你店里了，中午前肯定可以收到。

中午的时候，邮差果然送来了一封平信，里面有一张施政的照片。叶万成寻思这桩活儿是逃不掉了，那怎样去实施呢？想来想去，他决定利用自己擅长驾驶摩托车（以前在电话局做修理技工时，基本都是以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优势，把施政撞伤就是了。

这就是施政进遇车祸的原因。当时，特案组侦査员对此产生了怀疑，决定以车祸为切人点进行调査……

九、追查车祸

　　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赶到法华镇附近的世界红十字医院上海医院(1958年改称上海市纺织局第三医院),被摩托车撞伤的施政经医生救治,已经脱离危险,送入外科病房。侦查员向院方了解下来,施政伤得不轻一一右小腿胫骨粉碎性骨折,左右两侧各一根肋骨骨折,双手掌挫伤,脑震荡。

　　施政出事后是被正好巡查街头的两位法华区公安分局的民警送医的,侦查员赶去时民警已经离开,院方说刚刚给大夏大学打过电话,通知伤员的女儿施熠来院。焦允俊请施政回忆被撞倒的经过,施政说,他是突然从背后被撞倒的,之前根本没察觉到任何危险迹象,倒地时,他看见那辆逃逸的摩托车是绿色的,应该是邮电局的专用摩托。至于骑摩托车的人,施政说那人戴着头盔,又是背影,没法儿辨别,只记得他穿的衣服是米色的,从后衣领看,好像是一件夹风衣。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侦查员此刻最急于知晓的是眼前这个伤员究竟是不是北湖。于是,孙慎言跟他聊起抗战时是否跟汪精卫打过交道。施政听着,脸上显出莫名其妙的神情:“汪精卫?我认识他,可他不认识我。”

　　“那么,1942年5月23日施先生是否去过苏州,还在那里住了一夜?”

　　施政又是摇头:“苏州我以前去过多次,不过我记不得具体日期了。”

　　这时候,施政的女儿匆匆赶到。施政介绍了三位侦查员,又把刚才侦查员的问题说了说。施熠眼珠子转了转:“1942年?不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吗?5月23日,是小孃孃结婚的日子嘛,家里照相簿里有照片的,那天晚上你是在国际饭店参加的婚礼,照片上有你的,你怎么会跑到苏州去呢?

　　这一说,施政也想起来了。这人颇有君子风范,这种情况下,竟然还对侦查员露出歉意的笑容,说我想起来了,那天确有其事,三位同志可以随小女去家里看看照相簿。

　　侦查员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还有其他相关问题询问。但问下来,越听越觉得眼前这个伤员似乎的确跟汪精卫没有关系。接着,就去施家看照片

　　焦允俊和孙慎言随同施熠去了施家,照相簿里果然有沪上名字号王开照相馆的照相师到国际饭店婚礼现场拍摄的一套照片,其中八张均有施政。照片上有落款日期:“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廿三日‘’

　　为验证照片的真实性,侦查员把照相簿拿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照相馆账房先生随即把老法师李先生请出来辨认。李先生只一看,便说那是赵师傅拍摄的,他现在还在王开工作,不过今天上早班,已经下班回家了。侦查员当然不可能等到明天,问明地址,立刻前往北站区天目中路赵师傅家。赵师傅看了照片,确认是他亲手拍摄的,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

　　焦允俊稍稍考虑,即对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安排-----他自己驱车前往苏州,把施政的照片带去请古玩商吴子扬和车夫老韩辨认;孙慎言则去法华分局了解施政的车祸调查情况,并让分局派警员到医院与谭弦共同保护伤员的安全----这次车祸很可能是对手故意制造的,那是追查该案的一条线索。再则,施政并非北湖其人,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了,敌特方面是否也知道这个情况了呢?

　　如果敌特还不知道,得知北湖没死,会不会二次下手?所以,必须严密保护伤员的安全,让医院给他安排单人病房,警方安排人员二十四小时值守。焦允俊驱车赶到苏州后,直奔吴子扬宅第。

　　他让吴、韩两个分别辨认照印章片,吴、韩都摇头,说不是那年曾经来过的周先生。又让吴宅曾经见过北湖的娘姨辨认,也说不是这人。焦允俊想想不放心,请吴子扬和老韩随同他去上海走一趟,当面辨认。

　　抵达上海时,已是11月25日凌晨两点多,焦允俊开着中吉普直接把吴、韩拉到医院病区。最终结果是,这位施政并非北湖其人。焦允俊暗叹了一口气,向吴、韩表示感谢,陪同两人去医院食堂吃了夜宵,然后请市局司机把他们连夜送回苏州。

　　与此同时,孙慎言已经跟法华分局交警队有了接触,交警队认为这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勘查现场后,把调查的活儿交给留用警察老邢、老杨两人。邢、杨连夜赶到法华镇现场走访目击者,得知肇事车是一辆疑似邮局专用的绿色摩托车。初解放时邮局属于要害单位,不是能随便调查的，哪怕来人是穿制服的警察。邢，杨想要到邮局调查，得向分局申领介绍信。

　　不巧的是,这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分局秘书股唯一的值班警员奉命去市局送一份公文，邢、杨两人只好等候。就在这时,华东特案组侦查员到分局来了解情况。孙慎言跟邢、杨两人见了面,让他们把调查笔录取来,稍一浏览,当场出具一纸条子,连卷宗袋一并取走了。他让邢、杨转告分局领导,这个案子分局暂时不必过问查访摩托车的活儿由特案组来进行,有了结果再通知你们。

　　午夜前,孙慎言去了位于四川路的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当时,上海市电信局、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刚结束军管,分别受华东电信管理局和华东邮政管理总局领导。市邮政局保卫处当晚值班的负责人老许是华野出身的侦察连指导员,奉命转业留在上海。他没听说过华东特案组,但看了孙慎言出示的市局和华东社会部的两份介绍信,意识到面前这个深夜客定然身负重要使命。孙慎言从未跟邮电系统打过交道,更不了解邮电系统如何运作,本以为调查一辆疑似邮局的摩托车不算难事,可听老许一说,顿时有点儿头大-----

　　旧上海的邮电系统分为几部分:由旧政权掌管的“国有资产”上海邮政管理局、上海电话局、国际电台(管收发电报),以及外资所有的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上述外资公司中的前两家在抗战前已被美商公司兼井。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宜布接管上海邮政管理局、上海电话局、国际电台,而没有动沪上唯一的电信外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2月31日,市军管会

方才宣布对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实行军管,由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对该公司进行管理。

　　上述的邮政、电话、国际电台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都有邮电专用的绿色摩托车。当时的摩托车主要用于送邮政快信、电报、接听长途电话通知和作为维修技工外出急修时的交通工具,单上海市却政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就有市区内的二十三个邮政支局，十四个邮亭（既后来的邮政所），郊县的三十二个内地局，两个邮亭，一个邮政支局，加上市电话局，国际电台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估计至少涉及上百个单位，二三百辆摩托车。孙慎言暗想这活儿可不好干。市区，郊区这么多单位跑下来，只怕耗时太多，时间上来不及，看来得从市局分局调人来增援了。

　　孙慎言回到跟焦允俊约定的临时集结点红十字会上海医院时,分局派来的两个便衣已经向谭弦报到并进入岗位了。谭弦告诉孙慎言说,老焦已经从苏州回来了,在走廊尽头那间向医院临时征用的办公室里。孙慎言马上过去向焦允俊汇报了调查车祸的情况,焦允俊不同意临时调人协助查摩托车,说这样动静太大,不利于保密,还是咱们两个去调查吧,明天上午每人一辆摩托车分头行动,先市区后郊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也照查不误。焦允俊、孙慎言两人马不停蹄跑了两天半到11月27日中午,完成了对邮电系统所有单位的调查,竟然每个单位的摩托车都没有被人挪用过。午后,两人筋疲力尽返回医院临时办公点。

　　谭弦告诉他们,刚才分局来电,称上午有个个群众向交警队报告,说他老婆在车祸那天亲眼目踏那辆逃逸的摩托车牌照尾号是714Q。焦允俊顿时兴奋起来，招呼孙慎言马上出门。

　　两人先去市局交通处查摩托车牌照。尾数714Q的绿色摩托车只有一辆,是美商上海电公司工程部第二修理室专用于急修的车辆。再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一查,得知该车并不属于某个或几个修理工,而是由修理室主任美国工程师奥斯坎掌管钥匙,哪个修理工需要使用,须向修理室庶务员领取签条,凭签条到奥斯坎主任处领取钥匙,返回公司后,必须在第一时间把钥匙送回主任处,取回签条找庶务员销差。这一切都有书面记录,什么时候去拿签条及领取钥匙,为哪个号码的电话机用户进行维修,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返回,都记得清清楚楚。

　　前往调查的焦允俊还是第一次知道，美商电话公司的管理制度竟然这么严格，不由连连点头,对孙慎言说老美这一套还真值得我们学习。然后,他们就开始查阅庶务员拿出来的签条存根,发现11月24日下午施政遭遇车祸的那个时段,尾数714Q的那辆摩托车并没有被哪个技工使用。

　　这不奇怪了?要说是那个向分局反映情况的群众看错了,怎么会这么巧,这辆车竟然真的是邮电专用车？焦允俊问庶务员,会不会出现有人使用这辆摩托车却没到你这里来领签条的情况。庶务员说不可能,不说公司制度严格,就是主任那里也不可能破例给别人钥匙啊 。

　　焦允俊随即到停车处看了看。美商电话公司有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水泥地面铺得非常平 整,轿车、吉普、卡车和工程车,以及摩托车 自行车和三轮车都分门别类停放,车身都是绿色。焦允俊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有哪个家伙利用正常用车的机会领到了钥匙,自已悄悄去配了一把,私下使用摩托车,用后再停回原处?反正停车场是没有专人管理的,门卫更不管了,见到绿色车辆就放行,那是可以瞒天过海的。对庶务员一说,庶务员说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此刻档案室的人还没下班。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看看近几年有多少人用过辆车。如果有私下配钥匙的人肯定在这些人之中。

　　档案显示，这辆牌照为的摩托车714Q是1941年1月由美商电话公司购买,挂的是向公共租界巡捕房申领的牌照。当时该车牌照的尾号是714,没有后而的字母Q.直至上海解放后重新调换车牌时，根据规定才在外商车辆后面加了英文字母。据登记资料显示，八年内共有六千余人次使用过这辆摩托车，落实到具体人则有八十九个。值查员一看这个数字头就痛了,别说此刻只有两人,就是整个儿持案组侦查员都调过来,只怕也不是三五天能够拿得下来的,而且过了这么长时间,保不齐这些对象中有找不到，----离职的离职，失联的失联,说不定还有已经不在人世的，真没法儿查呢。

　　焦允俊问孙慎言有什么招儿可以使,孙慎言摄着头皮说这好比老虎咬刺猬,没法儿下口,看来还是得走群众路线。焦允俊说走群众路线没错,可怎么走法儿,只怕一时!吃不准吧。两人商量了一阵,认为如果有人偷配钥匙,那这人一般说来在品行方面必定留下过劣迹,还是先从这方面下手吧接着向庶务员了解有劣迹的员工,底务员的语气很肯定,说如果确实有人偷配了钥匙,必是那些已经离开电话公司的技工。这人脑子好使当场就把八十九人中已经离开公司的十三人指了出来,单独列了一份名单,还注明了每人进入公司和离开公司的时间,竟然精确到具体日期。焦允俊看了一下,排列在第一个的就是叶万成。

　　当然,此刻这个名字对于侦查员来说并无意义,只不过是十三人中的一个。不过,细心的焦允俊注意到,在这份名单中,叶万成既不是第一个进入公司的,也不是第一个离职的,为什么庶务员要把他名列榜首?庶务员说,这些离职者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过失被开革的,列在第一的那个叶万成是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了十几年徒刑,现在还关在提篮桥监狱呢。说到这儿,他突然反应过来,此人既然还关押着,那就不可能使用摩托车,立即说哦,那这人应该划掉吧?不必划掉。”焦允俊马上意识到,也许有戏了。

十、密捕疑犯

　　焦允俊、孙慎言随即去提篮桥监狱调查叶万成的下落,没想到在监狱档案里竟然没查到此人的姓名和材料。侦查员觉得此事蹊跷,又往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打电话,问那个庶务员是从哪里获知叶万成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法院判刑的消息的庶务员说那是1946年的事儿,《申报》上登过的,是国民党上海市法院判决的,你们去法院查查旧档案应该能查到。当时沪上新政权的法院只有一个,名曰上海市人民法院,下设北,中、南、四四个分庭,每个分庭管辖若于个区。市法院所在的北浙江路离提篮桥监不远,侦查员赶在下班时堵住了正要离开办公室的秘书主任。出示证件后一说来意,对方自是全力配合,当场指定几个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协助查找。

一干人一直翻查到午夜前,竞然还是没有发现叶万成的案卷焦允仅,孙慎言返回驻地,躺在床上一时睡不着,已经熄灯了,二人犹在黑暗中讨论下一步该怎样走。不知怎么,他们都有一种直觉,这个名叫叶万成的家伙不寻常。那么,应该怎样查呢?两人商量,还是应该再去提篮桥监狱,不查死档案,而是查活档案一向留用狱警了解是否记得有那样一个犯人,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向当时一并押解提篮桥监狱,解放后仍在服刑的其他犯人调查。11月28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再次前往提篮桥监狱。向狱方说明来意后,狱方说你们要调查的这个对象如果真的被判了十七年徒刑,按照规定属于“大刑犯”,该当关押于一号监,那是一幢独立的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侦查员这步果真走对了,不止一个留用狱警记得此人,但后来突然释放了。又向狱政部门的留用人员询问,有一个老狱警说,大约在1948年5月,此人被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带走了。次日,其中个黑西装又来监狱,拿去了该犯的卷宗,内有法院押解该犯前来监狱时必须随同递交的刑罚执行卡。老狱警还翻出一本破旧的备忘录,在上面查到了关于此事的记载,上面还记录着叶万成的名字和执行卡号码至此,庶务员的说法得到了证实。但材料没有了,怎样才能查到叶万成的详细情况呢?狱警说,可以去向一号监与叶万成一起服刑的犯人了解。

侦查员再去一号监,提出几个当时与叶万成关押于同一监房的犯人问下来,打听到叶家住老西门会稽路,具体门牌不清楚,家有妻子儿女连同他合计五人这番调查终于见了点儿光亮。侦查员又赶往芦家湾区公安分局,分局跟老西门派出所联系后，说确有这么一个人，是否因汉奸罪服过刑不清楚,解放后他没向政府登记过曾参加反动组织的情况,派出所方面只知道叶万成在北京路开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等通信设备的小店铺,生意做得不冷不热,维持家用而已,其妻无业,三个子女分别在上技校，初中和小学。

　　焦允俊、孙慎言和谭弦在红十字会上海医院开了小会讨论了调查进展。焦允俊对谭弦说医院这边还是要坚守下去,你待得乏了,可以让老孙跟你换个岗,咱俩搭伴儿干另一活儿。所谓的另一茬活儿,就是秘密跟踪叶万成。以焦允俊丰富的隐蔽战线经验,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可能(仅仅是可能)的嫌疑对象,寻思的不是如寻常案件那样把这个家伙提溜进局子,他估摸叶的背后必有大鱼在策划指挥,因此先把这个人盯住了再说。焦允俊对叶万成这条线索绝对小心翼翼,当下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调了十名政保部门的便衣使查员,先给众人开了个会,当然不会说特案组在执行怎样怎样的一桩重要使命,只是对如何监视叶万成作了布置。固定监视点设了两个,分别在叶万成的住宅和北京路的店铺对面,其任务是留意进出这两处地方的是些什么人;另外还布置了流动监视人员,专门负责跟踪。这些侦查员都配备了机动车辆以及自行车、三轮车和照相机,还有充足的经费,以便对象一旦进了豪华酒店咖啡厅舞厅等高档场合消费时也可以从容跟进。焦允俊知道这十二名侦查员都是“土八路”出身,特地嘱咐,需要花钱时只管挥金如土!我们的对手可不是土堡子,都鬼得很,小小一个不合拍的动作没准儿就会看穿你的身份,那就坏事了。

　　至于谭弦,其实焦允俊原本就要把他从医院调出来的。焦允俊另外还从华东社会部临时调了一男一女两个侦查员，谭弦负责协助他们监听与叶万成的店铺相关的所有通话。焦允俊的考虑是,既然叶万成开着个修理电话设备的店铺,他的上级也许会通过电话与其联络。谭弦精通英语,叶万成曾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干过,料想也是会语的,万一他跟人用英语通话,谭弦的特长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一切布置定当,一应人员随即进入工作状态。也是巧,谭弦刚在电话公司机房由一名技术员指导看上机监听,叶万成的修理店就接到一个电话,正是前面曾交代过的那个隐身上司“淮北口音”打给叶万成。他向叶万成下达了一道指令:目标已经进了医院,目前一应情况如何,你在今晚前往查看,明天中午前我会来电听取汇报。

　　谭弦立刻向坐镇于虹桥路特案组驻地的焦允俊报告了这一情况。焦允俊思索片刻,往医院孙慎言那里打了个电话,指令让看护施政的人员故意装出一副懈息的样子,如果有人向医务人员打听或者以走错病房等为借口查看叶万成的情况，都要假装看不见。

　　当晚七点,叶万成进了医院,来到外科病区,向护士台打听有个名叫施政的先生是否住在这个病区,护士已经接到侦查员的通知,自然如实回答。叶万成随即进了病区,在走廊里看似随意地踱步,走过施政所住病房时,特意向里面扫了一眼,看清楚正倚在病床上跟病友聊天的施政的面容，然后就离开了。

　　次日上午九时许,侦查员监听到昨天那个操淮北口音的男子往叶万成的店铺打来电话,叶万成用暗语简单汇报了昨晚去医院窥察的情况。上司向叶万成下达的指示是两个字，待命。

　　待什么命？焦允俊寻思,敌特方面对施政采取车祸行动，说明当时他们跟特案组一样，是把施政当北湖来看待。我方在车祸之后很快就查清施政其实并非北湖,之所以还安排警力在医院看护,那是想捡个漏儿。对方一连数日没有反应,焦允俊原已开始怀疑敌方也意识到撞错人了，但是昨天那个淮北口音的上司给叶万成下达了指令，那说明敌特方面至少还没有完全确定。

　　鉴于这种考虑,焦允俊决定继续维持之前所采取的两项措施,医院那边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同时,对叶万成继续严密监视。

　　就在这当口儿,特案组的领导马头儿突然来检查工作了。特案组这段时间分成两拨执行任务,按照纪律,互相之间不能知晓各自任务的内容,所以马头儿先去郝真儒那边听取了汇报,才来到焦允俊这边。焦允俊一看马头儿的神情,估计老郝那一摊进行得不顺,暗自庆幸自己这边虽说不是风生水起,但总算还有点儿眉目,不至于挨批评。不能不佩服马头儿的那双眼睛,焦允俊不过是心里想想,脸上肯定没有显露出来,但马头儿却已经感觉到了,开口就说是来听你的好消息的。

　　焦允俊知道向领导汇报工作必须要言不繁,当下三言两语把情况要点汇报了。像马头儿这样的老资格情报工作者,脑子特别快,焦允俊刚说完,他的意见就出来了,说你的分析有道理,我谈一点儿看法,你们研究研究,如果觉得可行,就试试看;不行,那只当我没说。我的观点是,等待三天,如果对方按兵不动,既没派人去医院再次对施政下手,那个淮北口音的上司也没给叶万成下达指令,那就…,,…?说到这里,忽见焦允俊目光炯炯,马头儿骤然刹车,对焦允俊说:“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焦允俊这当儿还不忘调侃,说我的脑子一向不大好使,今天不知怎么,多半是受了领导的感染,竟然大大提速了。我在想,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叶万成去医院窥察是为验证我方是否深信施政就是北湖的话,那么看看医院里那副架势,敌方就应该立即采取行了动;如果三天之内敌方既不行动,也不向叶万成下达新的指令,那就说明敌人已经获取了正牌儿北湖的情报,所以就放弃躺在医院里的那个假目标了。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密捕叶万成,然后顺藤摸瓜获取北湖的线索。

　　马头儿微微点头,既然你理解了,那我往下就不必多说了。具体怎印章样做,是你们特案组的工作,你是组长,看着办就是。一边说一边站起来,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件活儿有点儿急,北京已经打过三次电话了。焦允俊一个立正: “请领导放心,我们会尽快完成使命的!”两拨侦查员一连监视了三天,既未发现可疑对象潜入施政所住病区,监听和跟踪也没有捕捉到叶万成与外界有任何可疑接触,于是,12月3日下午,特案组长焦允俊下达了密捕叶万成的命令。

　　焦允俊不敢有丝毫大意,事先已经在北京路至老西门叶万成家来来回回转了几趟,根据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每天汇报的叶万成的日常活动规律,制订了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事后他觉得,这个方案真是过于高看叶万成了。以在战争年代多次执行深入敌后任务的焦允俊的水平,对付叶万成这么一个业余特工,那真是大材小用。12月3日傍晚,叶万成结束了修理铺的营业,骑自行车回家途中被侦查员轻松拿下,随后押解特案组驻地。

　　讯问时,起初叶万成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在给他放了一段与“淮北口音”通电话的录音后,他就无话可说了。继而,侦查员又端出了其制造车祸的证据——叶被捕后,另一路侦查员对电话修理铺进行搜查,发现了电话公司摩托车的钥匙。在证据面前,叶万成只得交代。

　　讯问虽然顺利,焦允俊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叶万成是一只“独脚蟹”,不过是敌特棋盘上的一枚小卒子,既不知道敌方对北湖有何企图,也无法主动联系“淮北口音”以助我方钓鱼,而“淮北口音”倒是在需要找他的时候,随时可以往北京路的修理店铺打电话。如果要利用叶万成钓鱼,他本人肯定想不出什么法子引诱上司上钩,只有我方制订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必须在今晚制订,还要跟叶万成说清楚利害关系,鼓励他立功赎罪。天亮之前如果不把叶万成释放,明天他就去不了北京路的修理店。上司如果一连数次打不通他的电话,肯定会起疑心,就会派人或者亲自前往北京路查看,一旦这么做,他肯定会发现问题,那就只有切断联系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十一、敌特暴露

　　当晚十点半,焦允俊打电话把孙慎言、谭弦召至特案组驻地,三人商议解决方案。讨论到午夜,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焦允俊说此事耽搁不起,咱们别拖了,暂停讨论,你们两个一起去跟叶万成谈话,先说服他将功赎罪,具体怎么做,我再想想。实在想不出法子,可以在天亮前先把叶万成释放,跟他说清楚他是受我方严密监控的,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否则,以他汉奸、特务和制造车祸的罪行,肯定是死刑。孙慎言、谭弦离开后,焦允俊绞尽脑汁也没法儿破解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叶万成是敌方的一只“独脚蟹”,他本人是没法儿联系到上司的,只有人家给他打电话。而那时没有什么来电显示,上司的电话是哪个号码打来的都不清楚。据叶万成供述,“淮北口音”每次打来电话,周围嘈杂声甚大,估计应该是在闹市区的街头电话亭或者临时借用哪个商店的电话机,反正他说的是暗语,不必担心会被人注意。

　　在这种情势下,即使叶万成眼下没有被捕,也没有受到我方的怀疑被监视,哪怕他此刻掌握了有关北湖的确凿情报,也没法儿向“淮北口音”报告。因此,焦允俊设想的种种钓鱼手段,种也用不上。

　　远处传来阵阵鸡鸣,焦允俊看看手表,凌晨三点多了,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能在天亮前想出什么良方妙计来吗?这时,孙慎言打来电话,说已经跟叶万成谈完了,这家伙愿意立功赎罪。焦允俊说那就按照预定的方案让他回家,会儿照常上班,不要露出任何破绽。放下电话焦允俊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随即又把电话给孙慎言拨了回去,说先别放他,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你和小谭也过来,我要跟他聊几句。这一聊,工商局焦允俊忽然对解决难题有了信心。特案组长跟叶万成聊的是什么呢?他让叶万成着重说说上司给他打电话时的电话背景音。叶万成思来想去,终于想起一个细节:上司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听着像是在市区某个热闹地带的弄堂口,话筒里传来的嘈杂声中有女人呼唤小皮匠和小孩子叫着阿五头奔跑嬉闹的声音。上司压低了嗓音跟他说话,因为这是第一次通话,首先需要对接头暗语,而上司那口带着浓重淮北口音的官话又听不清楚,有几句话重复了好几遍,通话时间就稍稍长了一些。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听见有个嗓音苍老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叫着“洪老侉”那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是一路喊网着走过来的,但在声音最响亮的时候戛然而止。这时候,两人的通话也结束了,上司挂了电话。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个对这一细节进行分析—“淮北口音”很有可能是在市区中心城区的某个弄堂口拨打的电话(上海首部公用电话出现于1882年,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设立,至1949年12月,全市市区已有四百余部公用电话,付费即可使用),因为小孩儿嬉闹和居民呼唤小皮匠的声音都符合沪上弄堂口的特征。

　　至于那个老太呼叫“洪老侉”没有得到回应,那就颇有讲头了。“老侉”是当时沪上坊间对北方人的称呼,但并不包括所有北方人。一般来说,沪上的本地居民把来自长江以北的人(哪怕已经在上海定居)都看作北方人,但又把一些特定区域分离出来,比如在城市人口中占比较高的苏北、山东地区的居民被称为“老江北、小苏北”、“老山东小山东”等,其他来自北方的居民,就一并以“老侉”、“小老侉”概括,单个称呼时,则在前面加上其姓氏。沪语中“冯”洪(红、弘等)”不分,所以老太喊的那个“洪老侉”,也可能是冯、红或者弘之类。

　　那么,老太究竟是在叫谁呢?侦查员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叫叶万成的那个上司,因为她从老远叫到近前,显然是有目标的。之所以没有得到回应,是因为“洪老侉”忙于其他事,不便回应她。老太叫到近前忽然刹车噤声了,那应该是被叫的人用手势告诉她自己正在进行某桩事情,请她稍等。如此推断,老太叫的“洪老侉”应该就是跟叶万成通话的“淮北口音”了。另外,从老太呼唤“洪老侉”的情状来判断,“洪老侉”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他是这条弄堂或者邻近某处的居民,并且已经居住较长时间了,邻居跟他比较熟;其身份并不是知识分子一类,可能属于底层劳动者,否则,邻居应该称其为“先生”。其二,老太老远就呼唤,而且是一边走过来一边喊,那说明她跟“洪老侉”并无特殊的关系,因为她不必担心跟“洪老侉”的接触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其三,结合上述两个特征,可以推断“洪老侉”从事的职业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活儿,老太呼唤他是因为家中有活儿需要他干。焦允俊决定据此展开调查,把那个“洪老侉”找出来。但这桩活儿的工作量甚大,上海滩中心城区大大小小的弄堂有数千条之多,每条弄堂都要一一查摸到,这该费多大劲、耗费多长时间啊!不过,焦允俊另有主意,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二十个市区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下辖的派出所分别在各自管段调查即可,凡是符合“操淮北口音、被居民称为‘洪(冯、红、弘等)老侉’、从事手工活儿、其住所附近有弄堂且有公用电话点的男子”条件的,一律将其情况上报市局,焦允俊还特别强调:查到一个即报一个!

　　焦允俊让孙慎言把在医院看护施政的活儿移交法华分局,回特案组负责接听电话,还从华东社会部临时借调了两名侦查员协助。12月1日上午十点,这项工作开始启动,五分钟之后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是榆林分局打来的,说下辖龙江路派出所管段有一个男子酷似上级要求查摸的对象。焦允俊接听了电话,听听似乎确实符合应特征,不过,他不相信会撞上这等好运气,就让分局派人向该男子供职的私营作坊(该男子是白铁匠,即钣金工)老板核查其最近半月的活动情况,即查即报,这边坐等结果。

　　一会儿,分局报来了调查结果,证实该男子没有作案时间。类似这样的情况到当天傍晚六点为止一共有二十多起,其中三起是特案组侦查员孙慎言驱车前往分局或派出所直接查询的,最后全部排除。又过了一个小时,终于从静安寺分局传来一个消息,说在该分局管段康定路有个对象符合条件。

　　此人叫茅国靖,系河南永城县人氏,四十二岁,青年时来沪,以走街串巷补锅镶碗为生,后自学电器修理技术,于抗战胜利后开了一个电器修理小铺,未婚。分局侦查员将其情况与上级通知中的协查对象进行比对,河南永城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地理上属于淮北区域,其口音带些淮北味,但不算重。其经营的小铺修理电熨斗、电吹风、收音机、手电筒、电动玩具等,附近居民家中的此类电器发生故障也都是叫他修理的,据说技术还不错,收费也合理,小修小弄就不收费了。如果他出现时被附近需要他修理东西的居民看见,随时都可能被居民拉到家里。另外,距茅国靖的修理小铺兼住处三四十米确实有一条弄堂,弄堂口的杂货小店里装有一部公用电话。

　　那么,是否有人唤其“洪老侉”呢?分局方面作了肯定的回答:茅国靖的右侧腮帮有一块铜钱大的红色印记,十年前他刚到这里居住时(当时还是走街串巷的小锅匠)有人叫他“红侉子”“红老侉”,意思是“脸上有红斑的北方人”。焦允俊当即决定逮捕茅国靖。出于慎重,需要制订一个行动方案,并且要向市局借调行动警力。随着一个个电话打出去,相关人员陆续前往市局在建国西路的一处对外不挂牌子的办公点集中。焦允俊向第一个到达者—被分局用小吉普送来的茅国靖的房东金老先生了解茅的店铺兼住处的房屋结构及周边地形、地理情况,聊下来,得知金老先生年轻时做过地理老师,焦允俊乐了,即在老先生面前放上纸笔,说劳驾您老给画下来。

　　金老先生画完,有专人陪同他去大舞台看戏—此刻不能让其归家,以防走漏消息。然后,马头儿派来的一位部队作战参谋老王到了,和焦允俊对着地图制订了行动方案。稍后,二十名武装便衣奉命前来报到,焦允俊向他们交代使命并作了分工。

　　一整套准备工作要算做得很充分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十二、曹氏姐妹

　　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不但让焦允俊目瞪口呆,而且绝对无解—抓捕人员包围了茅国靖的住所,正准备破门而入,屋里突然一声枪响,茅国靖饮弹自尽了!焦允俊自是后悔不迭,还不如在白天茅国靖的买卖开张的时候假扮顾客去抓人。最初他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茅国靖是小本儿买卖,假扮顾客进入铺子的侦查员只能是一两个,不利于控制,经过反复考虑,这个方案被放弃。现在看来,真的是失策了。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拍摄了现场照片,法医运走了尸体,焦允俊和孙慎言以及几个作为临时助手的市局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搜查,一直忙碌到拂晓方才离开。

　　应该说,作为一名特务,茅国靖的保密工作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一干侦查员搜遍整个儿屋子,除了那支用来自杀的手枪和一台性能不错的收音机,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通常潜伏特工(还是个小头目)会有的密写药水、经费和从事相应活动的器材。

　　焦允俊、孙慎言交换了意见,初步认为已经自杀的茅国靖应该是敌特方面委派的专门负责指挥若干类似叶万成那样的“独脚蟹”的特务组长,与其上司的联系及接受指令,是通过其他特务小组使用的电台或短波广播,以及使用暗语的报纸广告、来往信件等手段。按照初解放时潜伏敌特分子的常态,像他这样一个小头目应该有活动经费和一些器材的,可能藏匿在其他地方了。

　　一年后,一名潜伏特务郭某向公安局自首,特案组侦查员的判断方才得到证实。郭某系茅国靖的助手,系“中统上海第三特别站”的站长助理,该特务站有六名“独脚蟹”,但姓名、住址、职业等一应情况均由茅国靖掌握,并由其直接联系。而该站的特务活动经费、器材等,均藏匿于郭某处。茅国靖出事后,台湾方面切断了与“上海第三特别站”的联系。郭某自首后,公安机关曾组织力量调查其余五名“独脚蟹”的下落,但未能如愿。

　　抓捕行动失利,原打算拿下茅国靖后根据其口供获取北湖信息的指望变成了一个肥皂泡,往下该怎么办?12月5日午后,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了个碰头会。焦允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抱着“大不了从头再来”的想法,在两个部属面前露出轻松的神态,说雁过留声,茅国靖既然活动过,总有切入点,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了。

　　一番分析下来,侦查员达成了共识,茅国靖跟其部属叶万成一样,其实也是一只“独脚蟹”,而且比叶万成“独”得还彻底,竟连家眷也没有。这对其保密工作当然有好处,但在活动时所有活儿都要自己出面去做,那就免不了留下痕迹,比如他平时经常去哪些地方,经常有什么人去其电器修理铺找他;分局社会股曾接到过群众的举报,说他的开支与收入不相称,他都把钱花在哪里了?等等。由于茅国靖已死,对施政的威胁已经消除,对叶万成的监听和监视也可以撤销。这样,焦允俊就让孙慎言、谭弦跟他一起对上述情况进调查。

　　当天,他们调查到一个情况,据经常去电器修理铺的顾客反映,茅国靖跑得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北站区虬江路电器旧货市场。侦查员次日去了虬江路,很快査摸到经常向茅国靖提供电器零部件的那处所在是一家名唤“亚涛旧货行”的店铺,就把该行老板薛亚涛传唤到附近的北站公安分局。

　　五十八岁的薛亚涛是个老江湖,看架势就知道茅国靖犯的事儿不小,对侦查员不敢隐瞒。

　　薛亚涛是1941年4月跟茅国靖认识的。当时,茅的电器修理小铺正准备开张,三天两头跑虬江路来淘电器零部件。虬江路旧货市场经常有地痞流氓出没,专门欺负新客,茅国靖被他们给盯上了。一天下午,几个流氓正围着他准备下手,薛亚涛路过,见茅国靖一副老实相,颇有些可怜巴巴,就吆喝了两声。薛亚涛算是虬江路店主中的老资格,江湖经验丰富,平时跟警察、税务、帮会的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到位,其他店主也好,地痞流氓也好,都买他的账,平时有什么事儿,他吆喝一声发表意见,别人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愿意听从。从此,茅国靖就把“亚涛旧货行”作为他每次进货的必选之店。

　　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人自然而然走得近了。薛亚涛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八年维修技工,其对于电器修理之精通,足可在上海滩随便哪家工厂当一名出色的工匠。他跟茅国靖接触下来,发现这位朋友的技术水平极低。低到什么程度?给他做徒弟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做徒孙。茅国靖也看出薛亚涛的技术高出自己不知多少个层级,每次来进货时都虚心求教,而且是活学活用,在修理中碰到什么问题就求教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薛亚涛来说自然都是小菜一碟,如此,两人的交情就更深了。从1941年春到抗战胜利,这么长时间,薛亚涛并未觉得茅国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可是,到了1947年,他的看法就变了。那年年初,有个老顾客来“亚涛旧货行”淘旧货时跟薛老板闲聊,说他曾两次看见茅国靖与几个一看就是特务做派的家伙在饭馆喝酒。如此,江湖经验非常丰富的薛亚涛对茅国靖的看法就复杂了些,觉得这人似乎不简单。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在往下的接触中虽然表面上一切照旧,但他心里对茅国靖是有防范的,甚至怀疑茅国靖可能是国民党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当然,以他丰富的江湖经验,绝不会对茅国靖进行试探,再者他于政治也不感兴趣,生意人嘛,好好做生意就行了,这么大年龄了,再混几年就该回家养老了。

　　到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薛亚涛注意到茅国靖来他电器行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又过了三个多月,才恢复了正常。薛亚涛没有问其原因,只是隐隐为其担心,寻思如果他真是国民党情报人员的话,那就是反革命特务,一旦被公安发现,弄不好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开国大典后薛亚涛发现这位老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每次来总要使用电器行的电话机往外打几个电话,而且总是趁他接待顾客或者理货的当儿,一个人待在店堂里侧的小房间里关上门拨打,每次通话时间不长,三五分钟吧。

　　由于薛亚涛对茅国靖已有特务之疑,他开始留意这个多年朋友的举动,打算找个机会听听茅国靖在跟什么人通电话,说了些什么。这个打算若是产生于其他人的脑子里,也就不过想想而已,但对于薛亚涛来说,是可以落实的。日前,他在自己的电话机上接了一根暗线,通到后面的库房。这是个小工程,所需零部件电器行里都有,不过是举手之劳。12月2日午后,茅国靖再次来到电器行,拿出一纸货单要求薛亚涛配货。此举正中薛亚涛下怀,于是就去了后面库房。茅国靖枉为受过正规训练的正牌特工,大概是和薛相处时间太长了,对薛根本没有防范意识,结果被轻易窃听了电话。

　　那么,薛老板听到了什么内容呢?他对侦查员说,茅国靖是把电话打给一位“曹女士”的，对方的声音很低,要仔细分辨才能听请。茅国靖要求跟对方见个面,“曹女士”拒绝,说她没空儿,再说自上海解放后她已经闭门不出,也不接待外人拜访。茅国靖说他持有“闵先生”写给对方的条子,“曹女士”犹豫片刻,方才勉强答应。双方约定在江宁区江宁路上的“白色咖啡馆”见面,时间是次日即12月3日下午三点。

　　薛亚涛虽然江湖经验丰富,但对特工那一行不熟,不知这样约见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特务接头,想不通,索性不想了,这事也就放在了边。不料今天侦查员来向他调查(他还不知茅国靖已经饮弹自尽),当下不敢隐瞒,如实把这情况说了。

　　焦允俊三人立刻调头奔江宁路“白色咖啡馆”。那是一个白俄开了将近三十年的老店,从老板到员工都是一家子,两代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国语沪语相兼,跟侦查员交谈并无障碍。可是,白俄老板对于侦查员要调查的情况却回答不上来。不是他故意隐瞒,而是并不清楚茅国靖约见的那位“曹女士”是个什么样子。这下,焦允俊皱眉头了,他让老板把正在忙碌的那几个眷属一个个唤来分别询问,也没人说得上来。

　　正当三个侦查员束手无策的时候,外面传来阵喧哗。白俄老板离开谈话的账房间,去店堂查看。片刻,白俄老板回来,低声对焦允俊解释,外面有一个喝多了酒的青年,一点多来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哪知等咖啡送上去时,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遇上这种情况,咖啡馆的规矩是不能唤醒人家的。这青年一觉睡到此刻醒了,其位置正好在账房间侧面,他大概听见了里面的片言只语,忽然说他知道“曹女士”是谁,要进来说一说。侍者是白俄老板的儿子,哪肯轻信,生怕让他进来搅扰了侦查员的调查,就刻意阻拦。那青年不依,于是就发生了争吵。

　　焦允俊闻言暗叹“天助我也”,当下就让谭弦去把那青年请进来,示意众人退出,孙慎言则去外面守着,以防有人靠近账房问听见里面的谈话, 焦允俊看那青年不过二十来岁，白净的胖脸，高鼻梁,深眼窝,有几分混血儿的样子。没等焦允俊开腔,对方就主动开口了,问你们三位同志是公安局的吗?见谭弦亮出证件,对方便自我介绍说他名叫乔克,您三位要打听的那位就是我的嫡亲阿姨。

　　乔克的这个阿姨叫曹诺蓝,已经四十岁了,立志终身不嫁,到现在还是单身。她出身于沪上个富裕家庭,三代都是基督徒,早年从神学院毕业后,供职于教会。她有一副好嗓子,擅长反串浑厚的男低音,经常担任教堂唱诗班的领唱,故结识了沪上众多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士,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上海解放后,曹诺蓝辞了职,离开了教会提供的住宅,搬到姐姐曹诺洁家。乔克的父亲乔舒亚是英国人,在公共租界警务处任职。1940年前往伦敦出差时,恰遇德国轰炸而殁。乔克的母亲曹诺洁是留英海归,回国后曾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财务处,后因生乔克时难产,健康受损,产后不再工作。丈夫遇难后,母子两个靠家中的积蓄、房产租金和英国政府按月发给的抚恤金(乔舒亚去伦敦算是公干,死于轰炸,被英国政府作为因公死亡对待),日子过得还不错。

　　那么,曹诺蓝跟那个打电话给她的人(乔克不知此人姓名、身份,只知道是个男子,因为是他接的电话)是什么关系呢?乔克说他不清楚,只听阿姨在挂断电话后告诉其母说,有人约她明天下午去“白咖”(“白色咖啡馆”的简称)。曹诺洁问妹妹是什么人约见,妹妹却含糊其辞,当姐姐的有点儿不放心,在妹妹出门后便密嘱乔克跟上去看看。

　　乔克跟踪阿姨一直到咖啡馆,再跟下去只怕就会被阿姨发觉了,正琢磨该怎么办时,正好看见一个朋友经过。那人叫黄生浩,平时经常和乔克一起练习拳击,便吹声口哨示意对方驻步。乔克对黄说,我阿姨大概谈了个男朋友,老妈让我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不便进去,你代我进去看看。不等对方回答,又交代了阿姨的穿着打扮。黄生浩进去喝了杯咖啡就出来了,说了那个男子的长相和穿着,还判断说看样子你阿姨不是跟那个男的谈朋友,像是谈生意。估计谈得还不错,此刻已经谈完,两人从后门出去了。

　　乔克回去向老妈复命,不料进门却见姐妹俩正虎着脸,像是很不开心的样子。原来曹诺蓝已经发现被外甥跟踪,断定是曹诺洁的主意,回家就质问姐姐。姐妹俩闹起了矛盾,乔克好生无趣,也不吭声,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小说,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等到被妈妈唤醒时,外面天已经黑了。曹诺洁说你阿姨出去了,临走时说晚饭不回来吃,让我们不要等她。然后就问儿子,你阿姨是不是处对象啦?乔克说处什么对象,她不是说过终身不嫁吗?她好像是跟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谈生意嘛。曹诺洁闻言诧异,说你阿姨从来没有沾过生意上的事平时闲聊也没提到过经商,她会做生意?不可能啊!乔克说等她晚上回来你问她就是了嘛,你们是姐妹,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侦查员听下来,认为乔克所说的约见曹诺蓝的那个男子确系茅国靖,就请乔克带路,去他家跟曹诺蓝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