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旨：为中华文化繁荣，提高人文素质；共尝共鉴，互学互享；为大众引导文化消费，提供文化大歺，使文物古玩活出精彩来。

中华民族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宝藏

温故而知新，今日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大量收藏的文选与文物将被激活！

第有限公司一章：古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近代国学大师章炳麟说：“时至今日，尤须拓其境宇，举国语言文字之全，无一不应究心。应知中国文字亡而种姓失，暴者乘之，举族胥为奴虏而不复也。夫国於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意思是说，今天我们要拓扩视野、全面恢复光大、好好地用心研究与利用中国语文和历史。如果不加以保护这些，中国仍将被外族侵犯。中国所以能够存在至今，就是因为有独特的语言文字和历史书籍。因此可知，历史与文字是立国之本。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亦必仰赖于历史与文字。讲文化讲文物，首先要讲古籍书。

第一节：论藏书之要。

淸代的孙庆增（名：从添、号：石芝）常熟人，据他说：藏书是为了考证圣贤之道。故一辈子专心于藏书、购书、鉴书之业。按照他的经验可以总结以下几个要点。必须提醒：今人虽然有“今非昨比”的难堪，但是了解此道，也是一个继承传统文化的内容之一。在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是耕读並济的生活。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故此，购书、读书、藏书对家家户户都很重要。

1995年11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决议，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世界读书日”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工商发现读书的乐趣，并以此对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和文化进步的人们所做出的伟大贡献表示感谢和尊重。但是，中国这个社会文化基因，当今正在衰退中被“无纸化”电子读物所侵佔。这也是使书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物时机，相信读书热与藏书热又将回归民间。

第一，求购。这是一个最难事、最美事、最韵事、最乐事。当然，也同样能够通达古玩的求购之理：无力购一难。有钱时没有喜欢的二难。计较中坐失良机三难。市不能见得、藏家不能交得四难。只知近求而舍远寻五难。无鉴别无细察贸然而购六难。但见世上爱书者众，藏书者却鲜，只是所乐不同。往往购得善本窃喜，乃是因为天地间惟有书籍，犹如人之有灵性。书籍者天下之至宝。惟天下读书之人，能作修身、治国之道。故而一旦得之便是人间一大美事！以是书者可以读之、辨之、访之、互阅之、同乐之。求购之事，往往不惜典衣、不惜重价，必欲先得之而后快。宝书胜于拱璧。

读书是精神的享受，文化的熏陶。

“开卷有益”，于是手燃妙香，口茗清茶，翻书拜阅，此乃人间最韵味事。日积月累蓄之成城，胜于南面百城有余。

第二，鉴别。其程序便是刻印何时、何人翻刻、何人抄录、何人底本、何人收藏；再考究各家收藏目录、历朝书目、类书总目、读书志、敏求记、经籍考、志书文苑志、书籍志、二十一史书籍志、名人诗文集书序跋文。查考明白便能去寻找四方之善本秘籍。旧有的收藏之家大抵在江苏之苏州、金陵（南京）虞山、昆山等地；浙中之关杭、嘉、湖、宁、绍为多。其余为皖南之新安、宁国、安庆及豫、鲁、闽、晋、湘、鄂、川等省亦有不少藏书家。藏书之道，分经、史、子、集，经信息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书凡必视古今、纸质新旧好歹，整全无缺。从十三经、二十一史、三通、三记着手。《十三经》蜀本为佳，北宋刻第一。巾箱版甚精，南宋本亦妙，唐本不可得。宋刻本已成稀世之宝，以蜀版、临安（杭州）版、御刻版最精。后世翻刻宋本须要分辨。

南宋最完整的一部书籍：世上惟一

鉴别宋本须看纸、墨等，南北纸质罗纹不同，字画刻手古劲而雅，墨气香淡，纸色苍润，展卷便可惊人眼球。另高丽本亦佳，有完全善本。天文有限公司算术，西洋为最。各种书籍务求旧刻秘钞完全善本为妙。

第三，钞录。鈔录之书，比之刊刻者，更贵重。秘钞书为当世所罕见，均宝之。古稿本字虽草，而笔法高雅，纸墨图章、色色俱真，亦为稀世之宝。惟汲古阁印宋精钞古今绝作，字画纸张、乌丝图章，追摹宋代为近世无有。钞书要明于义理者，一手书写，无脱漏错误，无破体字，用墨一色，乃为最善。有皇宋五彩画本《本草图经》最精工，集天下名手，著色画成。

第四，校仇（对）。校对书籍非博学识古、勤于读书者，不能担当。古人每校一书，必先细心䌷绎（领会），始终校对三四次，乃为尽善。须交好名士、查考旧本、讲究讨论，方可有成。凡校过之书视为至宝。惟叶石君所藏书籍，至今为好古书之同好者所尝识。只因其书均严格校对之。

第五，装订。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以耐久保存。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为第一。

古代传统书籍的装订都是有传承的。

古时书有宋本、蝴蝶本、册本各种订式。至于修补旧书，衬纸平伏，接脑与天地头，并补破贴欠口，用最薄棉纸熨平，俱照补旧画法，摸去一平，不见痕迹，弗觉松厚，真妙手也。书套不用为佳，用套必蛀，虽放于紫檀、香楠匣之内藏之，亦终难免。惟毛氏汲古阁用伏天糊裱，厚衬料，压平伏，裱面用洒金墨笺，或石青、石绿、棕色、紫笺，俱妙。

第六，编目。藏书四库，编目最难，非明于典籍者，不能为之。大凡收藏家编书目有四，则不致错混颠倒遗漏草率，检阅清楚，门类分晰，有条有理，乃为善于编目者。一编大印务总目录，分经史子集，照古今收藏家书目行款，或照《经籍考》、连江陈氏书目俱为最好，可谓条分缕晰精严者矣。二编宋元刻本、钞本目录，亦照前行款式写，但要写明北宋、南宋、宋印、元印、明印本，收藏跋记，图章姓名，有缺无缺，校与未校，元板亦然，另贮一柜，照式行款写之。柜用封锁，不许擅开。三编分类书柜目录一部，以便检查而易取阅。先将书柜分编字号，柜内分重庆三隔，柜门背左，实贴书单三张，分上中下，各照柜隔，写书目本数于上，以便查取。右门背贴书数目，亦分三张，上中下另写一长条于旁，记书总数目。而所编之书目，照柜字号，亦分写上中下三隔，先写经部某字号，柜内上隔某一部，若干卷、某人作、某板，共几册。上隔共书若干部，共若干本。二三隔照写。一柜则结总数。都写完，则写大总结数于末行后页。四编书房架上书籍目录，及未订之书，在外装订之书，钞补批阅之书，各另立一目，候有可入收藏者，即归入柜，增上前行各款书目内可也。

古籍编目有序，合理存放。

写书根，用长方桌一只，坐身处桌面中挖一块板，中空五本书厚缝一条，夹书于中，扎紧，书与桌平，照书名行款卷数，要简而明，细楷书写之，用墨，笔画匀细清朗，乃为第一。

第七，收藏。收藏书籍，不独安置得法，全要时常检点开看，乃为妙也。若安置虽妥，弃置不管，无不遗误。至于书柜，须用江西杉木，或川柏、银杏木为之。紫檀、花梨小木，易于泛潮，不可用。做一封书式，朴素精雅，兼备为妙。请名手集唐句，刻于柜门上。用白铜装角，装订不用花纹，以雅为主，可分可并，趁屋高下，置于楼上。四面窗棂，须要透风。窗小棂大，楼门坚实，锁要紧密，式要精工。锁匙上挂小方牌，或牙或香，将经史子集释道字刻于正面，字外用圆线，嵌红色，字嵌蓝色，旁刻某字号第某书柜，嵌绿色，下刻小圈，中反面写宋刻、元刻、明刻、旧钞、精钞、新钞等名色为记。

第二节：故人的完备藏书之约。

《倦圃》，在嘉兴范蠡湖滨，宋相州汤阴人岳珂尝留此著书，所谓《金陀坊》者是也，此地故有的一块废园，用来治之以为别业，聚文史资料于此，暇闲时则与宾客浮觞乐饮。以《倦圃》名者，乃是曹秋岳之别业。

藏书应以相互补缺：抄录各自所缺。

作文者《静惕堂》主曹秋岳向天下藏书家提出约会（建议）云：”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灿然可观。按实际的书目求之，其书已十不存四五，並非一定是认为久远散佚之原因。而是收藏者，爱护珍惜之所有，以独得为可矜（傲），以公诸世为失策（不欲公开所藏）也。故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期盼）；一归藏书家，无不绨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往往用尽其极深藏之）。有问焉，则答无有。举世曾不得寓目，虽使人致疑于散佚（因此都误以为），便不足以为怪矣”。从以上之描述可见藏书家的爱书之痴及诡秘之道，即藏书佔为一己之私有，难以分享。“近来雕板盛行，而烟煤（仿品）塞眼，挟赀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于中求未见籍，如采玉深山，旦夕莫觊。当念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书，大不易事。渺渺千百岁，崎岖兵攘劫夺之余，仅而获免，可称至幸。又幸而遇赏音耆，知蓄之珍之，谓当绣梓通行，否亦广诸好事。（珍书留下来实属不易，藏者用心深藏理当如此）何计不出此，使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盛明稍不致慎，形踪乖绝，祇以空名挂目录中，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不应若尔。然其间有不当专罪吝惜者，时贤解借书，不解还书，改一瓻为一痴，见之往记。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诺不欺之流，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尽非。（珍书借人确实存在风险）特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封己守株，纵累岁月，无所增益，收藏者何取焉。予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或曰：此贫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节燕游玩好诸费，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梨枣，始小本，讫巨编，渐次恢扩，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章散帙为身任者。山潜冢秘，羡衍人间，甚或出十余种目录外。嗜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学，充拓见闻”。盛明之代，宜有此祯祥，余矫首跂足俟之矣”。

根据以上的实际状况，述文者向抱有各种不同心态的藏书家，提出建议：藏者各自将私有藏书的目录互动相见，互借所缺之书，抄录后互补其缺。这是一个完整保护与满足藏书的好建议。

第三节：书籍会萃的人文景观。

杭州自古繁华，文化底蕴深厚。

浙江杭州人就说说浙地与杭州的古籍收藏的源流。杭州自古繁华，文化底蕴深厚，盖均出其古籍收藏的优良传统。作为热衷于收藏的文化人必须了解其梗概，方显学养和品味。中华古籍浩如烟海，即使花上一年来谈古籍版本史也未必尽然。只能说是以挂一漏万式地聊聊吧。

首先要介绍一下，闻名于世的天下藏书第一家范氏《天一阁》：它是由浙江宁波的鄞县范仲淹的后人所立。在范氏家族宅院之东，坐北朝南，左右以砖为围，前后檐上下设窗，梁柱均以松杉木立之（防蛀），凡六间，惟中间三间列大橱10、内6橱前后开门，两面贮存书籍，后列中橱2、小橱2，又西一间排列中橱12。阁前凿池，其东北角又有曲池。阁设六间，凡成室之器其数亦约为6，其义6为坎水也。阁地竹木环绕。阁名源起于江西龙虎山吴道士“天一阁”之石刻。范氏藏书规制，读者不准夜里登阁、不准吸烟，其书一律不借于人，儿孙阅览图书只允许在阁内。因此，所藏典籍均无火患或散佚。明代的人从无过问，至康熙初，黄梨洲方始破例登之，后有昆山徐健庵尚书入阁抄书，再后有万征君、季野、冯南耕等极少数名人光顾。有传告于范氏家族者，允许入阁阅读者仅一百数十人而已。凡入阁由二人引导，开启重重门解锁入内。而且选定之书必须由范氏管重庆理者为之取出，阅后归之原位，然后层层复锁。

中华第一古藏书楼：范氏《天一阁》

故其阁自明代至清代至今历时400余年。

其次，有杭州藏书家丁氏，乾隆时，皇家设《四库馆》征书时，为首选者。丁氏于清初由绍兴迁入杭州，传至第五代时，藏书达8000卷筑小楼于梅东里存之。人称《八千卷楼》。其子洛耆往来齐楚燕赵地之间一直征收宝籍，后孙子丁竹舟继承，又尽力收藏。咸丰辛酉冬，杭州陷于长毛（太平军），家室遭毁。目击文澜阁（藏国内《四库全书》之一处，位于今之中山公园）书遭摧残，丁氏夜潜阁内，十余日得万余册。后杭城克复，皆陈列于大府，左宗棠题《抱残图》匾。丁竹舟一直想获得汪振绮家所藏之书，原为明代范氏《天一阁》所遗落者，汪氏合族守护，故渺茫不可得。但发愤以文澜阁目录为本，节食缩衣地四处觅寻，或京师、或吴越乃至海外，或购或抄，积二十年光阴聚80000卷，对照《四库》阁目已达九成。浙省的奏开书局出版的书，多数以丁氏藏本为校勘。

《嘉惠堂》藏四库全书达90％

后新筑堂阁之后，遂检点家存《四库》之书，入置于堂阁曰《嘉惠堂》。额外的未纳入《四库》者，入《八千卷楼》；又在堂后筑室五楹、上层三楹藏入宋元刋本约200余种；选择明代精选本、稿本、秘籍合计2000余种；属于《四库》之书则藏于八千卷楼，遵照简明目录综合3500部（尚待补入的约100余部）；可符合存备考《四库》者，有1500余种，分藏楼之两厢房内；另外，未入《四库》者有8000余种，其中多为制艺、释藏、道书及传奇小说。前后二楼共设书櫃160具。光绪丁未，因经商失利亿万，幸亏官方尽力收购之，免其散落于市。后来，使得原《嘉惠堂》藏书尽入金陵（南京）图书馆保存。

其三，自咸丰朝“粤寇”之乱（长毛造反）后，湖州的陆心源（存斋）与杭州的丁竹舟（松生）的两大藏书楼负名天下。陆心源藏书更加丰富，多数为《四库》信息未收之本。最突出的是有宋版书达200部！故称藏书楼为《皕宋楼》。陆氏自闽弃官归田湖州之前，已藏书多至百櫃，归乡求书益勤。至光绪壬午，已具150000卷，其中宋元刋本及名家手抄手校者，均儲藏于《皕宋楼》。先前所藏只是后刋本及普通钞帙本。到了晚期才有善本增益之。

《皕宋楼》书被日本《静嘉堂》收购

陆心源亡，其家属藏书200000卷，尽售于日本的岩崎某人，出价仅11.8万大洋。成就了今日该国闻名于世的《静嘉堂》文库，弥补了日本一直未有的史部与集部，及得此而举国相庆。同时，也为中国及湖州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浙江及杭州历代的藏书家，除了上述著名者，实在是胜不胜数。其他可以列举者则有余姚之黄宗羲与卢召弓之《抱经楼》又有周书仓《水西书屋》及黄石泉之《五桂楼》、钱塘汪鱼亭《振绮堂》与何梦华，、山阴（绍兴）的祁氏《澹生盛明堂》、肖山之王声与陆香圃之《寓尝楼》、海盐之张螺浮《涉园》、平湖之钱梦庐《爱日精庐》与陆煊及胡篴江之《小重山馆》、仙居之杨氏、湖州之刘疏雨与（吴门）之陆具清《听云室》、桐乡之金星轺《文瑞楼》与鲍渌饮之《知不足斋》又有黎雪、海宁之马寒中《红药山房》与吴兔床之《拜经楼》、杭州之江玉屏与阮文达《灵隐书藏》、临安苕溪严铁桥《芳椒堂》、仁和（杭州）之沈椒园与孙隐谷及韩泰华《玉雨堂》、更出色的藏书世家乃仁和人赵谷林《小山堂》（乾隆时，浙江聚书之首）、仁和之邵蕙西与朱修伯、长兴（吴县）潘文勤《滂喜斋》、钱塘（杭州）吴尺凫《瓶花斋》与王澹和《宝石轩》另又有郁礼之《东啸轩》、鄞县之卢青厓、慈溪之郑南溪《二老阁》、嘉兴之冯研祥……综观浙江的历代藏书家繁若星辰，他们代表了文化底蕴的丰厚。但是，藏书家们都有其悲欢离合之殇，有诗云：“自古图书厄，多经劫火亡。未闻豪贾夺，举作债家偿”。

藏书家失散的藏书终被拍卖。

第四节：日佬觊觎中华古籍久。

近代中国被日寇以各种手段进行文化掠夺是举世瞩目的事实。就以古籍而言，前面已经谈过《皕宋楼》，有必要再说说沪上的《涵芬楼》的不幸遭遇。

其一，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它的创立可远溯到1904年。其时，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在编辑工作中，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遂创设涵芬楼，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1909年，正式以涵芬楼命名。涵芬楼从收集善本古籍开始，继而中外图书兼收，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者，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亦尽量购置；到1924年，涵芬楼藏有37000卷善本书和珍贵抄本，其中包括十二卷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涵芬楼还以收藏遍及中国22个行省及边远地区的2641种地方志为特色，其收藏量远远超过关各家公立图书馆。在外文书刊方面，涵芬楼收藏有数套欧洲科学杂志，收集了全套的荷兰《通报》、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后两种由早期的外国汉学家创办，是研究18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基本参考书。除书、报、杂志外，涵芬楼还收藏了5000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到1924年，涵芬楼藏书已经达印务到463083卷，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楼。在1904年设立藏书室，后因善本增多，需要管理，遂于1909年“设图书馆，名为‘涵芬楼’”（《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

此图书馆书籍之多曾一度超过北平图书馆，达到51万册而成为中国最大图书馆，无奈1932年连同印刷厂、编译所、尚志小学，统统毁于日军炮火之下。这是近代日本对中国与世界人类犯下的严重罪行！

《涵芬楼》藏书毁于日军炮火！

其二工商，先讲一下晚清故人杨守敬（字惺吾）访日本书市的见闻。先生是湖北枝城人，自号邻苏（其黄州官府与东坡雪堂邻）。光绪庚辰夏（1880年）随何如璋出使日本。杨氏留任，在日本四年，于四十六岁时回国。在此期间，杨氏搜罗日本汉文古籍，为清庭驻日公使黎庶昌刻成《古逸丛书》二十六种、二百卷，大多是在中国已经失传或散佚的古籍，于光绪十年(1884年)刊行。同年，杨氏又撰成《日本访书志》十六卷，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刊行。杨氏在日本的四年不仅是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一页。在日期间他念及国内欧阳公之嘱，颇用心搜罗佚籍。故游于书市时，凡无论板本毁与未毁统而皆购之，如此一年达三万余卷。以《经籍访古志》为目索求之。与遵义人黎庶昌公使商议刻《古逸丛书》，且以此之力搜访购，所见书籍必须以金币交易，拿不出金币，便只得用携带来的古金石文字（拓本之类，日本人未见过的）彼此互易，这样不少著录有榜之古籍收集于箧。乃成一书《日本访书志》，辛丑印行流传于世。起初日人书肆对于旧版尚不珍重，由于杨氏的不断收购，日本的收藏家也开始争购。于是，市肆上旧本日益稀少，即使是明代嘉靖本都成了抢手之秘籍。在他选刻有的《古逸丛书》和所著《日本访书志》中也翻印或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古代地理书。杨氏致力于《水经注》研究，晚年在学生熊会贞协助下撰成的《水经注疏》和《水经注图》集中国对《水经注》研究之大成，其成就空前绝后，至今仍无人能够全面超越。六十五岁时，朝廷开经济特科，张之洞与两江总督端方合词保举，称其“老成夙望，博览群书，致力舆地学数十年，于历朝沿革险要熟洽精详，著书满家，卓然可传于世”。罗振玉曾将杨氏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合称为清代三绝学。当代历史地理学家也充分肯定杨氏的杰出贡献。

日本藏书家森立之是杨氏当年访书的主要中介，杨氏称：“日本收藏家余之所交者，森立之、向山黄村、岛田重礼三人，嗜好略与余等。其有绝特之本，此录亦多采之”。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杨氏避居上海，书籍留于武昌，由仆人守护。以后得知，因日本人寺西秀武向民军都督黎元洪请求，黎元洪特意在杨宅门上张贴告示：

《照得文明各国，凡于本国之典章图籍，罔不极意保存，以为国家光荣。兹查有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均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

杨守敬为中日文化交流作重大贡献

＜第三讲第二章待续＞

（2019-1-12 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