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会计个别计价法模拟试题(个别计价法在会计实务中应用最为广泛)

曹振禹 马骥

25日上午第一场学术报告

刘志伟以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的一段话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探讨了贡赋体制下的价格问题。布罗代尔谈到，中国的初级市场非常发达，同时高级市场形式又太少。事实上，传统中国在初级市场之上，是一个以物质资源的集中流动主导的贡赋体制，市场是内在于其中的。布罗代尔已经指出，市场之外的都是使用价值，只要进入市场的都是交换价值。如果把这个逻辑反过来，即是只要有交换价值呈现在经济生活中，那就是市场。所谓交换价值，就是本次会议的主题——价格。如果交换价值是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通过供求关系决定的，那它就是市场体制。但如果交换价值不是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甚至不能用供需关系解释，那它可能是市场，但不是市场体制。因此，价格非常重要，而探讨的关键在于它形成机制，即初级市场物质流动和顶层物质流动当中的价格形成机制怎么互相影响。

吴滔的报告利用清代档案探讨了清代布匹定价机制。在清代江南的四种上纳布匹中，两种属于额办布，其定价是户部核定的价格，长期没有变化；两种属于添办布，需要调查时价，但地方官开报的时价往往被户部驳减，导致确访时价的机制逐渐流于形式。尽管如此，还是可能通过挖掘上纳布匹定价中的花纱价、工价、染浆价等价格信息，研究时价和例给布价的关系。

高寿仙的报告对清代《九卿议定物料价值》中的物品价格进行分类整理，同时与明代《工部厂库须知》中的同类物品进行对比，认为清朝雍乾之际的粮食及其他物品价格相较明朝万历后期都有明显上涨，但是工资水平增长幅度更大，民众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胡铁球的报告探讨了研究明代粮价问题的思路，认为由于现存明代粮价资料以灾荒价为主，导致加平计算的研究方法失去依据，所以应该将明代粮价分为灾荒价和非灾荒价进行讨论。明代各地的度量衡相差很大，但是有关明代市石和仓石换算率的记载很少，这是研究明代粮价问题的一大难点。此外，明代存在多种价格形态，如折价、召买价等，这些价格与市价没有多大关系。

25日上午第二场学术报告

张亦冰的报告讨论了唐宋时期北方乡村中的“庄”。唐宋时期推行两税法，调查民户资产调查时，就以“庄”为单位进行村落范围内的资产登记和归户。北宋熙宁年间推行方田均税法时，官府以“方”为地域范围进行资产归户，编制方内税产归户文书“庄帐”，进而制成“户帖”，作为赋役征发的依据。

周曲洋的报告比较了南宋嘉定年间庆元府酒务文书与南宋前期舒州酒务文书，发现前者的特点是未对财务进行分隶。两者的不同反映了南宋前期到中后期地方财政制度的重大变化。绍兴末年起，宋廷开始对经总制钱实行定额管理。这导致管理经总制钱的州府无法催收足额，不得不求助于通判，由此形成了知州、通判共催的局面。知州为足额完纳经总制钱，开始扩大财源，自建私库，不再如实分隶财政。

郭永钦和申斌的报告对“衰分”、“鼠尾”、“均平”进行了考察。传统中国的“均平”不意味着均等，而是按照有差等的比例分配利益或者负担，这在土地、赋役制度中有深刻体现。用传统算学语言表达，就是“衰分”，也就是按照有顺序差等的比例进行分配。明代王文素在《算学宝鉴》中进一步发展出了鼠尾均这种特殊的衰分法。

25日下午第三场学术报告

邱永志的报告考察宋至清前期中国银价的变动状况。从货币体系内部的比价来看，南宋白银兑价最高，北宋、明代、清前期较为相近。从粮米价格来看，北宋、明代的白银购买力相对较高。以一朝代为断限，白银购买力始终处于下降趋势，表明其货币化程度渐次加深。白银作为计价尺度和流通媒介的稳定性远胜铜钱，折射出白银货币对帝制晚期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意义。

丁亮的报告探讨了明代的纸价和纸张流通问题。弘治以前，官府用纸主要由囚人买办上纳，其时估价目的是防止揽纳户索价过高。弘治以后，“囚人纳纸”改折为“纸赎”银，官府开始通过铺户或坊里长买办纸张，但纸张的召买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价格。地方志记载的上供物料纸张折价，也不包括包装、运输费用，一条鞭法施行以后，对纸张的包装、运输费用才有了详细计算。

张叶的报告探讨了明代龙江、清江船厂的黄麻、桐油两种造船小料的来源和折价。南京龙江船厂的油麻征课有建立园圃和官地招佃两种，淮安清江船厂的油麻由各地征解逐渐转变为折色征派。造船小料的折价受到征收、支放、用途、管理机构、地域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吴兆庆的报告讨论了明代马匹价格问题。成化至弘治前期，俵马折价基本平稳，且是依照市价确立的；弘治后期至嘉靖前期，马匹折价快速上涨；隆庆以后又变得相对稳定。同时，从嘉靖年间起，折价逐渐脱离市价。明朝政府通过提高马匹折价，再低价收购马匹，既得到了良马，又增加了财政收入。

25日下午第四场学术报告

刘永华的报告利用徽州婺源县北乡程家的排日账记录，探究19世纪中后期的物价变动如何影响这家农户的收支和生计状况，认为物价与生计间不存在单线的因果关系，19世纪后期的生计状况不是整体恶化或者向好，而是存在非线性、周期性的变动。

赵思渊的报告探讨了明清崇明县一田两主的社会构造。明代崇明尚未完全成陆，新涨沙洲筑圩开发的过程是田面权形成的机制。本地土著豪强和周边州县绅宦都投入新涨沙洲的开发与争夺。万历清丈后，官府利用状首群体确立秩序，但清初复界，状首群体消失，沙洲争夺再度白热化。到乾隆时期，崇明成陆基本稳定，沙洲之争渐消。崇明县进入“原额主义”的赋役核算体系中。

黄忠鑫的报告利用《增城县清田集》，探讨清代前期的土地清丈与地方赋税秩序重建。康熙后期增城县的土地清丈分为四个阶段：准备期、履亩丈量、开局造册、编成清丈田由发给业户。其中统计、折算、造册的时间远多于履亩丈量。乡民自丈和人役抽丈是最基本的丈量方式。土地清丈的目的是实现赋税均平，其最重要的结果性文本是柳条归户册，而不是鱼鳞册。

阮宝玉的报告探讨了清代漕粮搭运体制的形成。明代面对漕船缺失的局面，为保障漕粮足额解运，以其他现存漕船洒带作为权宜之计。入清以后，随着漕运卫所改制，漕粮搭运体制全面建立。清朝政府此后仍不断裁革漕船，把不属于漕粮的粮食纳入搭运系统中，导致漕船负重难行。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光年间实行海运是势在必行的。

26日上午第一场学术报告

谢湜的报告讨论了明代江南水利派浚中的夫役与工食，发现明中期以前，江南水利兴修存在由官府出费或助费募工和由里甲征派夫役两种主要运作方式。当作为工食与物料支费的导河夫银被地方政府挪用后，两种运作方式开始整合，以照田派役、限制优免、业食佃力为主要特点的县域治水模式登上历史舞台。

侯鹏的报告讨论了明中叶江南赋役包揽网络的建构，认为明初徭役的强度是亲身应役无法实现的，寻求包揽是唯一可能的选择。徭役就是一系列的支付关系，因此应将徭役的研究看做对整个支付关系网络的研究。

彭凯翔的报告由崇祯十五年借兑客标之议入手，发现此次筹借商款以两淮盐税为抵押，与早期近代欧洲国家接近。但是，借兑最终落实的形式却是商人纳银京师而领兑外郡的“兑会”，揭示了中西财政的不同运作机理与发展轨迹。同时，借兑客标则是明代财政与商业金融的一次历史性交汇，为后续跨地域的汇兑网络埋下“伏笔”，可见明清中国的金融演化路径与财政—金融关系息息相关。

26日上午第二场学术报告

赵中男的报告从宫廷财政的角度讨论了正统、天顺朝新政，发现天顺朝新政宫廷政治背景是前朝弊端较大、先帝失误较多，正统新政则是对明代前期宫廷财政的大规模减免，某种程度上是“仁宣之治”的继续，新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蒋勤的报告讨论了清代石仓的市场、价格与生计，以清代石仓的农家账簿为核心史料，构建了当地近百年的大米、猪肉、洋银、劳务等价格数据序列，并对价格的相对变动进行了分析，发现只有当产业结构向非农转型时，乡村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波动才真正增大。

周健的报告讨论光绪年间皖中米市与轮船招商局的漕粮采办，指出1874-1894年间，湖北、湖南、江西以采买海运变通漕运制度，在漕粮折征基础上，借助招商局的粮食采办与轮船海运，实现户部要求的本色交仓。与河运时期相较，严格控制成本、高度依赖市场成为制度运作的显著特征。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由此与官僚行政的运作互相嵌合与影响，改变了贡赋体制的运作，形成新的政治经济格局。

王哲的报告讨论了近代中美贸易的系统性低估，发现日本、香港转口因素于中国港口极为特殊的吨位税计税方式等，导致了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出口美国贸易方面的计算误差，而通过美方资料推算，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口美国贸易起码有50%左右的低估。

26日下午第三场学术报告

于薇的报告讨论西北汉简所见汉代边地的僦运，通过复原、对比王莽居摄三年“大煎都候官转入谷簿”与王莽始建国二年“肩水候官转入粟簿”中的粮谷发运时间、转运办输人、入受登记中转车单位核算与载粟量等内容，讨论了边郡与部都尉间粮谷输运供应中商人与赀家可能的角色以及汉代边地供运的实态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