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鹤庆企业税务筹划(建筑施工企业的税务筹划)

名垂千古重山丘

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前明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英后裔题刻“永镇山川”

明代永胜“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左千户所百户印、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右千户所百户印”

唐寅绘制的明代开国十二功臣小像：黔宁王沐英

唐寅绘制的明代开国十二功臣小像：颖国公傅友德

《钦定四库全书·土官底簿》书影

推广儒学，促进文化认同

沐英在滇大力推广儒学，贯彻朱元璋“以儒治国”的文化方针。朱元璋早在洪武二年（1369年），就诏令天下府州县尽建学校：“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又于洪武三年（1370年）开科取士。平定云南后，沐英力主将全国文化政策推广至云南，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奉诏在云南“选贡”参加应天府的乡试，整个明朝时期“云南共有255人考中进士”。朱元璋重视教育在边疆安定中发挥的作用，据《明史录·太祖洪武实录》载：“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弟孙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理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沐英也认识到，只有加强儒学教育，才能使边疆土官知忠孝节义，增强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凝聚力。沐英推广儒学的政策，得到边疆少数民族的积极响应，明朝廷也对这些边疆学生给予优待。洪武十七年（1384年），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遣其子吉隆及其营长之子阿黑子等16人入太学，朱元璋命“赐国子监云南生吉隆等冬衣”。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云南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何能，遣其弟忽山及啰啰生二人，请入国子监读书，赐钞锭”。同年，“云南乌蒙、芒部二军民府土官，遣其子以作、捕驹等，请入国子监读书，赐以衣钞”。之后，云南地方土官陆续派子弟到国子监深造。

沐英切实贯彻中央推广儒学的政策，还修复了云南的元代旧学，新建府学、州学、县学几十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置云南沅江府儒学”。沐英推广儒学，教化民风的作用十分明显。史载，“公遂留镇其地，传子及孙，世重儒雅，而藩宪良臣率多尚文治，风俗于是乎渐变，士有阶贤和而升者矣”。于是，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出现了“家诗书，人礼乐，文物彬彬，直与内郡比”的儒学兴盛局面。“迄于有明，熏陶培养，风气日开，礼俗、人文无异于中州矣”。

沐英治滇，成效卓著，“手定云南之经营，未十年百务俱举”。经过沐英对云南的治理实践，云南的政治体制趋同于内地，经济人口格局彻底转变，国家文化认同逐步加强，各民族相互交融、共同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成为云南历史主流。

朝乾夕惕，英名载于青史

沐英之所以能在云南建功立业，有各方面的条件，也与他超人的勤政精神密不可分。据明代长期在滇为官的著名学者程本立撰《黔宁昭靖王庙碑》载：“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视同仁，无问远迩。诏示西平，其填抚之，以燠其寒，以饮其饥。’西平奉诏，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沐英治滇十年中，一直忙于公务，期间仅利用觐见之机返乡一次，在故乡亦不过十日而已。《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月，沐英自云南抵京。觐见之时，明太祖嘉许沐英：“自汝在镇，吾无西南之忧！”沐英不仅深得明太祖信任和依托，也备受云南民众的爱戴。当沐英进京觐见时，“云南之民无老幼，惟恐其不来也，咸戚然东向，望者屡月。及闻还，各相率远迓数百里之外”，“（沐）英回，蛮夷酋长越境款迎，军民室家相庆”。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六月十七日，沐英去世，消息传出，云南各界及男女老幼“莫不奔号其门，泣语于路”。明太祖破格追封沐英为“黔宁王”，谥“昭靖”，并赐葬江宁县长泰北乡观音山，命塑像祀于功臣庙，并追赠其三代。得知沐英逝世消息，许多到过云南的文人墨客和官员，纷纷写诗著文以表达哀思，“远游词客、谪宦墨卿多以诗挽之者”。和州人潘仁作挽诗《中原父老》，追思悼念沐英：“大星一夜西南落，万里谁分圣主忧。心到九泉昭日月，名垂千古重山丘。中原父老思羊祜，绝塞羌夷哭武侯。薮泽书生怀德义，清铅满掬泪难收。”诗中把沐英比作魏晋时期的羊祜和三国时期的武侯诸葛亮，这是对沐英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