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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悦


长崎事件会审阶段录取的日方证人证言记录


丁汝昌1886年9月12日致周馥信底稿


1886年9月12日,丁汝昌在给津海关道周馥的信中,倾诉了对琅威理的不满,并希望周馥将琅威理的表现上陈李鸿章:


“……琅威理当事出之时,亦以倭人随处逐砍我兵,并暗使民艇不渡等事为非。未几,忽一意袒倭。盖英领事住崎年久,朋比倭人,而又恃琅在北洋掌水师大权,此案无论如何办理,中国总允了结,断不能决裂,故长崎县与英领事恒暗与琅谋,模板迨我参赞、状师至,每议此事,彼竟张言不是不在倭人,其委曲求全,惟恐打仗之情显露于外……种种作梗,笔难禅述”。(《丁汝昌集》(上),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实际上,当长崎事件发生后,力主准备对日开战的并不是外国洋员公司,而正是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本人。1886年8月26日,“镇远”舰在长崎修理完毕后,丁汝昌致电威海卫,要求北洋水师做好战争准备:“仰乞威海道于各处照会一切,并饬北洋兵轮做速电知,以应征调之用,会否兴师开战,待接奉回电后一体定夺”。


讹传:“丢失的北洋水师电报密码本”


关于长崎事件另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即事发时有北洋水师官兵稀名称里糊涂将电报密码本带到了长崎变更,在混斗中遗失,后被日方获得,这本密码本后来英文翻译在甲午战争中成为日本方面破解中国军事电报秘密的钥匙云云。


这一说法,实际上是对日本一则文献解读的误读讹传。


1933年,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甲午战争中处理和产生的相关公文,收录于《伊藤博文文书秘书类纂》出版,书中收录了日本方面在甲午战争中掌握的数十份中方电报,书末附录了整理者山边健太郎所著的“资料解说与增补”一文,其中提到:


明治十九年发生中国水兵在长崎骚乱事件,其时有个人叫吴大五郎,截获过中国的电报。


中国是没有拼音字母的国家,所以把字典中除去不常用者外,在常用字旁注上一二三四等数码,作为电报明码使用,这时一种很小的字典,就是中国的明码电报本,日本外务省有这种书。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陆奥外相致函驻日公使汪凤藻,此函初由英文起草,经大臣官邸之伊东己代治翻译成日文,再译成中文送达汪凤藻。次日,汪凤藻向总理衙门发出了长篇电文。佐藤电信公司课长认为,这个电文肯定就是昨天之公函,经多方研究,终于发现了其中电码编排规律之秘密。此种密电码,中国方面此后迄未变更。于是彼方之电文我方便能完全解读。


按此,这篇文字所讲述的主要内容其实是日本方面在甲午战争中破解中国密码的秘史,与长崎事件并无关联。其中所提到的与长崎事件相涉的内容,只是说当时日本人变更吴大五郎得到了一份中国电报,而并非电报密码本。


19世纪的电报属于有线电报,要发送电报必须到电报局,将翻译成数字编名称码的电文由电报局发送。其中通用电报的文字和数字码的对应关系,有专门的函出版物公开出版,即文中提到的“很小的字典”,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字典自行翻译电报。而传达秘英文翻译密消息的电报,则用专门制定的密码规则,不为外人所知。


由这篇文字函可以得知,日本政府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都并不掌握中国政府的密码电报翻译规则。直到汪凤藻从日本电模板报局向国内发送一份密码电报时,日方判断其密码电说明文的内容应该就是此前日本提交中国使说明馆的一份公函,据此进行推理分析,破解出了中国密码电报的翻译规则。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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