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基金业绩的披露和ESG最新评级的出炉，我们可以探一探这些ESG基金持仓股的ESG含量究竟几何。
方正富邦ESG主题投资A（010070.OF）的前十大重仓股占比也高达67.7%，其中4只个股的商道评级达到B 及以上，ESG含量一般。虽然不可免俗地将贵州茅台放到了第二重仓的位置，方正富邦ESG主题投资A的持仓赛道分布还是较为均衡的。就业绩表现来看，区间涨幅超过20%的个股有4只，其中3只的评级达到B 及以上。这或许可以证明，基金的ESG目标和业绩目标并不是矛盾的。
大摩ESG量化先行（009246.OF）的前十只重仓股占比为28.57%，有商道评级的9只个股中，5只个股的评级达到了B 及以上，其中4只个股的评级为A-。考虑到在商道融绿评级中拿到A-及以上的个股只有26只，大摩这只基金的ESG含量可以说是相当之高了。这些高评级个股的出色表现也给予了这只基金丰厚的业绩回报，该基金近期的业绩排名一直保持在同类产品的前10%。
ESG基金的风格漂移了吗
如何理解部分ESG基金的持仓出现了类似“风格漂移”的现象？
一位基金业从业人员告诉记者，现阶段，部分ESG产品为了追求Alpha，会在产品的设计上做一些权重的调整，提高G（Governance）的比重，筛选出在公司治理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往往有着不错的历史业绩。通过调整ESG三大维度的权重来实现产品业绩的优化，或许是我们体感ESG基金持仓“漂移”的重要原因。
参与过多个ESG评级项目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博士后熊婉芳告诉记者，ESG评级体系的打分规则差异非常大，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商道融绿、润灵环球、中证、社投盟以及华证等，标准化之后的相关性在0.5左右。国际上也有相关评级机构对中国A股进行评级，典型的包括MSCI、富时罗素（FTSE Russell）、标普全球（S&P Global）、路孚特（Refinitiv）和晨星（Morningstar）等，对国际评级机构的ESG评级结果进行标准化之后的相关性来看基本上也只有0.3左右。
“上市公司的ESG评级涉及的指标非常多，不同评级体系的侧重点包括指标选取和权重也很不同，”她告诉记者，“比如MSCI会更注重S（Social），注重社会责任，但是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企业。对于基金公司而言，采取ESG策略主要是出于风险控制、声誉以及政策等方面的考虑。”
在她看来，国内基金公司ESG评级系统更侧重G（Governance），一方面是出于投资回报率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内E（Environment）的公开指标不够齐全，评级相对困难，而G（Governance）则是最容易跟踪和量化的。
她认为，在国内对所有对公众开放的ESG评级系统中，商道融绿和润灵环球作为第三方专业评级机构的ESG评价体系的评级设计理念和指标选取等方面较为合理。
对于国内ESG评级的发展趋势，她表示，香港IPO上市必须公布ESG信息，国内目前还没有强制性要求，但监管有意推动ESG信息披露在本土落地。
“海外目前同时存在多个ESG评级体系，比较重要的几个，诸如MSCI、路孚特（Refinitiv）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她认为，而第三方评级机构的优点是社会责任权重更高，但缺点是大都以半年度或者年度为披露频率，可能不符合很多投资策略的需要。比如，出现重大负面事件时，第三方评级机构无法在第一时间提供评级的调整，所以投资机构在借鉴第三方评级结果的同时，建立自己内部的一套ESG评级系统还是很有必要的。
现阶段很多基金公司都在搭建自己的ESG评级系统，打分标准参差，也没有对外披露的强制性规定。在她看来，将来，随着相关监管工作的推进，ESG信息披露或许会成为常态，ESG基金的选股标准也将更加透明。
碳中和愿景下，鱼与熊掌能否兼得？
除了评级标准的争议，ESG基金的风格漂移也引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社会责任和业绩回报是否可以兼得。在今年7月举办的中国社会责任投资高峰论坛（IFCII）上，多位专家就这一话题的深度讨论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部分参会嘉宾表示，在很多投资者的观念里，追求社会责任的目标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的财务回报，这是ESG基金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汇添富基金董事长李文认为，投资者教育在ESG基金的推广上起到关键性作用。海外ESG仓位的持有者主要是养老基金和国家主权基金，普通投资者还是更看重短期的财务回报。
也有嘉宾表示，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ESG概念不那么积极，一定程度上和ESG评级体系自身的局限性有关，这种局限性需要超脱于ESG的框架来理解。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俞建拖认为，ESG不是一个完美的工具，一些理论的内在逻辑冲突并没有完全解决，譬如E（Environment）的维度和社会发展维度之间的矛盾该如何平衡等等，这是ESG作为评价工具的局限性。
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从气候环境的角度确实应当给上市公司这方面的压力，但现实地讲，很多企业可能没有财务实力来做ESG的转型。如果强行给企业施压，企业破产倒闭所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在S（Social）这个维度上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是市场想看到的。所以在实操过程中，也要考虑如何为企业提供足够的融资服务。
另一些嘉宾则表示，结合海外的历史经验和目前的情况来看，随着正向反馈的建立，ESG基金的社会责任目标和收益回报目标是有望同时达成的。
华宝基金党委书记黄孔威认为，就他的观察来看，公司责任投资、绿色投资产品的业绩正在逐步提升，财务和责任的目标是可以相融的。
MSCI大中华区营运决策委员会主席吴佳青认为，按照MSCI的历史经验，评级机制对市场的倒逼效果是超出预期的，海外投资者减持的举动给了上市公司极大的动力去做主动披露。
评级体系发展至今，海外投资者将低碳列为投资的必要条件已经不仅仅是出于社会责任，更有收益回报方面的考量。在吴佳青看来，MSCI多年来的工作结果，论证了ESG目标是可以给投资带来Alpha的。“历史数据表明，评级更高的公司，收益也确实更为可观，ESG产品也可以兼顾社会情怀和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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