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受疫情影响，一些长时间未能开展线下服务的教育培训机构选择彻底闭店关门。有的机构对消费者的预付卡消费全额退款，也有的以各种理由拖延退款甚至“破产跑路”，加之个别教育培训机构预付卡最低充值要求过高，不少家长在疫情前为孩子在寒假和第二学期提前购课，导致消费者最终损失较大。
事实上，这一问题不止教育培训机构存在，其他因疫情长时间未开业的企业，例如电影院、室内体育健身机构等，以及开业后人流寥寥的理发店、美容院等，这些企业都有预付卡式消费，甚至有的只接受预付卡消费——会员制的健身房、理发店等，一旦出现大规模兑付困难，不只消费者会蒙受损失，也会对行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样的不利影响，甚至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之内。
疫情的出现和持续，的确超乎了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属于“黑天鹅”现象。但不可否认的是，疫情之后出现预付卡违约甚至企业跑路，暴露了预付卡消费方面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
许多地方的市场监管部门对预付卡消费依然采取的是“事后监管”，即事前对预付消费的合同条款、消费额度以及预付卡资金流向缺少限制性措施，只有企业出现兑付困难且消费者投诉后才介入。但此时，企业账上已无足够资金，即便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介入，抑或是企业破产清算、消费者诉讼，所能用来赔偿的资金也寥寥无几。
正因如此，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预付卡消费“事前监管”机制，将监管前置，通过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和预付卡资金使用来降低市场风险。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在着手建立预付卡消费市场监督机制，例如去年12月，北京市市场消费环境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多部门，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市场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并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体育健身经营场所、交通运输新业态、旅行社和在线旅游等预付卡消费集中的领域专门制定管理细则并征求意见，提出“全面推行规范合同”和“全面引入消费保险”。
同时，要求企业建立“自有业务处理系统或者使用预付式消费公共基础业务处理系统”，并在协同监管服务平台上“准确、完整地填报上一季度预收资金支出情况等信息”，消费者亦有权向经营者查询余额和交易记录，也可以通过平台查询经营者基本信息和预收资金风险防范措施。这样的“监管前置”模式，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期待在疫情之后，采用预付卡消费的行业，能够在完善的市场监管机制之下，迎来复苏。或者说，健全的“事前监管”机制，才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动力。（赵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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