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春天来了，盛夏还会远吗？

2015年7月9日，国家版权局发布了《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一转眼，2019年来了。《通知》颁布近4年，中国音乐是否已经走出严冬，迎来温暖的春天了呢？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些音乐人的故事，也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就算承担压力，我也快乐”

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你可能没听说过沈黎晖，但你一定不可能没听说过“草莓”。是的，让草莓音乐节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成为全国主要音乐节之一的，就是沈黎晖。

沈黎晖的经历颇有点传奇。他当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唱片公司，办过音乐杂志……1997年，沈黎晖抓着唱片业黄金时代的尾巴，一头扎入音乐市场。却不料行业衰落得如此之快，让他直直掉进了一个大坑——

他的公司摩登天空欠下大笔外债，两度差点关门，最少的时候，员工只剩下3个人。

2007年，公司举办了第一届摩登天空音乐节，虽然亏了100多万，但沈黎晖看到了市场的巨大需求。2009年，草莓音乐节诞生，在他的成功运作下，这颗“草莓”越长越大，音乐节成为公司的支柱业务，沈黎晖也开始被人当作“成功人士”。

然而，至今，这个“成功人士”仍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他说，公司其实没怎么赚钱——

其实，这是因为，他把这些钱全都花了出去，投到了一些音乐“基础设施建设”上。比如，投资几千万，建起了顶级的录音棚。

这种投资，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沈黎晖觉得，这是他“必须要干的事业”。“就好像直到5年前，唱片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包袱，但那是对艺人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会坚持。”

很多音乐公司都会抓住当下的机会，比如前些年的彩铃，又比如现在的抖音短视频配乐。但沈黎晖不在乎，“他们赚的是‘现在的钱’，一个业务不赚钱了，就换下一个。我相信自己会赚到‘未来的钱’，现在先积累资源。”

无疑，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对物质没太多需求，就想好好做音乐。”

“如果不是因为热爱，也不会干了20年。”

“就算承担压力，我也快乐。”

“每一位音乐家录制完都会觉得，中国音乐真是太棒了!”

卢中强是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专业出身，很早就入了流行音乐这一行。他在华纳唱片当过制作人，2005年出来创业，创办了“民谣在路上”厂牌，当时著名的民谣歌手，有一半都在他旗下；2014年又创办了“新乐府”这个世界音乐厂牌。

创业之初，卢中强的日子也不好过。公司靠做彩铃勉力支撑，开拓一些不赚钱的业务。其中收益最好的彩铃还不是音乐，而是郭德纲相声。这样的事实，令人无奈。

幸而，不久之后，中国音乐市场仿佛迎来了一场“生态大爆炸”。线下演出的形式更多了，电视音乐选秀节目也开始关注到一些小众的独立音乐人和作品。

“08年的时候做过一次盘点，当时我们签约的8组音乐家，年收益加起来不到20万，现在，加起来已经有千万级别了。”

卢中强特别喜欢音乐中的民族元素。

“我是在戏曲环境长大的，我母亲是黄梅戏演员，我小时候的启蒙乐器是二胡。”他希望新乐府能将戏曲元素与流行音乐嫁接，做出一批年轻化、时尚化、国际化的音乐。

“中国的流行音乐总的来说还比较单调，当然，近来年已经有了很多风格化的尝试，出现了像谭维维《华阴老腔》这样的‘爆款’。但这些尝试都是音乐家个人的单打独斗，我觉得应该有更多平台来做这样的事。”

他还邀请了很多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家来做即兴表演，电子乐和马头琴，探戈和古筝及打击乐，阿拉伯乌德琴和笛箫……碰撞出了激情火花。

“这个过程真是特别嗨!每一位音乐家录制完都会觉得：中国音乐真是太棒了!”

今年，“新乐府”与中国唱片总公司启动了一项合作，叫“国乐复兴计划”。将许多在海外堪称“大神”、国内却鲜为人知的民乐演奏家请了回来，打造时尚新奇的“跨界国乐”。这当中，有被日本人称为“二胡之神”的贾鹏芳；会20多种民族乐器，拿过两次艾美奖，被称为“汪氏一人乐队”的汪洪……

今年8月，卢中强将他们请到扬州做了六场演出。他想看看，年轻人到底会不会喜欢，于是打通了B站、抖音、西瓜视频等平台，还找了一些网红主播来现场直播，收获了1600多万的流量……这让他信心满满。

他说，“这是我从业半辈子，遇到最好玩的事。”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尊重”

从民谣歌手到独立音乐人，曹方的经历，在圈内颇有代表性。

2007-2008年是曹方音乐生涯中的转折点。受到盗版的冲击，大量唱片公司倒闭，她也变得“无家可归”。

曹方开始试着成为一个独立音乐人。

创作不是问题，此前，她的所有歌曲都是自己作词作曲。麻烦的是之后的环节。

当时，从唱片制作到发售，整个行业都没有面向个人的“通道”，音乐人必须先注册一个工作室，才能与各项流程的平台对接。对这些流程完全不熟悉的曹方只好一一试错，有时候一个简单的手续，要试4、5遍才能找到正确的处理方式。

“现在，这套流程已经成了每个独立音乐人的基本操作。像腾讯之类的网络平台，都推出了标准化、规范化的章程，做音乐变得简单多了。”

回顾这段经历，曹方觉得这份辛苦很值得。“以前是唱片公司选择你，现在是你选择平台。音乐人有了更大的自由。”如今，来自网络的版税收入，占了她所有版税的80%。

另一种美好的感受，来自于被尊重。“我经常在微博上收到一些留言，很多音乐爱好者、尤其是一些大学生，他们连非商业性的翻唱，都会来询问我可不可以。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商业性的使用就更不用说了，她笑称，“连授权的合同都比以前厚了好几层”。

曹方相信，音乐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在西方国家，音乐行业的产值甚至比影视行业还要高，因为音乐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最普适最大众的艺术。”

由此观之，中国音乐的行业变革才刚刚开始。未来，真的值得期待。

“音乐人更有创作动力了，竞争也比过去激烈了”

“要说以前和现在有什么区别……我觉得，就是现在的音乐更多元化了。”

作为一名90后填词人，这是唐映枫最明显的感受。

在唱片业的黄金时代，歌手只需要唱，唱片公司来搞定其他的一切，作曲，作词，形象包装……而唱片公司的目光，一定是瞄准最大众的市场。

“那时候是听众心里想的什么，歌手替你唱出来。而现在，歌手唱他们自己想说的，如果听众恰好心里也有同样的感触，才会被吸引。”

而对于希望在创作中更多“表达自我”、趣味不那么“迎合大众”的唐映枫，这种自由，相当重要。

进入音乐行业是一个偶然。唐映枫出生在四川德阳，一个南方的重工业城市，并没有特别好的音乐氛围。但因为对音乐感兴趣，他从中学就自己填词，发表在网上，并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2012年，他从康复治疗专业毕业，到成都华西医院实习，如无意外，他的人生是要成为一名“白衣天使”。然而，因为朋友的邀请，也因为对音乐的兴趣，他来到北京，走上了另一条路。

第一年是懵懂的，对整个行业一无所知，因为公司的某些原因，一整年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时常要靠朋友的接济度日。这样的状况，从2014年唐映枫创作出《理想三旬》之后逐渐好转。

“我开始从对外接活儿过渡到产出原创作品，正好赶上大环境也在变好，对独立音乐人开始重视，大家对版权的认识也是从那时起逐渐清晰了。”

如今，唐映枫的工作室制作的音乐作品已有80余首，完整的概念专辑6张，传播度上也逐渐走进主流的视野。他还开始尝试影视剧音乐的制作，举办多种形式的线下活动，写作风格上也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

“由于版权保护，音乐人更有创作动力了，竞争也比过去更激烈了。”他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可以不断督促自己。”

“想在世界范围流行，还需要继续提升，但我感觉，离那条线已经不远了”

“艺恒两个字，是来中国之前朋友给我取的，希望我的音乐艺术可以永恒。”

罗艺恒说，其实，他更喜欢朋友叫他“小罗”。

这个来自新西兰的90后大男孩，中文说得十分熟溜，阳光帅气、腼腆中带着几分可爱的模样，秒杀了无数少男少女。

“我长大的地方，有点像唐人街，中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70%都是华人。从小就接触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东西，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

罗艺恒大学修的是流行音乐，于是，华人朋友给他发了很多当时的中文流行歌，王力宏、周杰伦、林俊杰……“我听的第一首中文歌，就是《爱笑的眼睛》。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是那个旋律深深地吸引了我。”

小罗说，音乐反映的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和语言很丰富，有更多变化，旋律也有不一样的味道。他的大部分中文，都是通过听歌学习的。他还把翻唱的中文歌发到网上，竟然也收获了一批粉丝。

新西兰人口太少，学流行音乐的人都会去别的地方发展。小罗的大部分同学都去了英国或美国，因为自己的兴趣，他选择了中国。

“因为在网上已经有点名气，我就有点‘膨胀’了，觉得唱中文歌也不难嘛，不用担心。来到中国之后，才发现自己要学习的还有很多。”他经常去KTV听各种老歌、新歌，给人做编曲，写作影视剧歌曲……

“中国的音乐人给了我很多帮助，尤其是我参加中国好歌曲节目时，比赛的导师是刘欢，对我帮助非常大。他会办个Party,把他参加各类音乐节目的学员聚集起来聊天，音乐需要大家一起分享交流、需要更多合作，才能进步。”

现在，小罗正在台湾录自己的专辑。回头看自己当年在新西兰时录的歌，他觉得根本不值一提。

来中国3年多，他明显能感觉到，中国音乐的品质一直在提高，版权问题得到了很大改善，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音乐。

“当然，中国音乐想达到在世界范围流行的水平，还需要继续提升，但我感觉，离那条线已经不远了。”

小罗很开心。

“我会和中国流行音乐一起成长。”

暖春已至，百花齐放。

从每个人的故事中，

都可以嗅到生机勃勃的气息。

前几天，腾讯音乐上市的消息，

更是如一道响亮的春雷，令人惊喜。

春天来了，火热的盛夏还会远吗？

责编：翟巧红 | 编辑：张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