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综合收益对立的科目是(其他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属于什么科目)

施芸卿（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一名小学生在假期间利用手机Ipad补课

孩子在公园游玩

如何把“社会”带回到抚育之中？

“解决市场造成的这个困境的办法，不可能在私人服务外包的全球通道中找到。真正的办法可能在加大公共生活和社会团体的承诺。”

课外生活被全面“外包”的背后，是我们对教育的理解过于单薄，对育儿方式的想象过于单一。尽管当前各种类型的教育创新正成热潮，但还局限于有支付和兜底能力的上层。对于中间的大多数，可负担、可及的选择仍极为有限。

在此背景下，“社会再生产”视角被带入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的讨论，正如中华女子学院的李洁教授一再提醒的，从历史的长度来看，养儿育女完全落到家庭只是近来的事，抚育带有公共属性，且不仅仅局限于对于儿童和家人的照顾，还包括营造社会共同体，维系共享的意义纽带、情感和价值等其它不同性质的劳动。从这个角度，要缓解教育内卷的焦虑，需要将孩子的课外生活从当前私人属性的家庭及其延伸的市场机构中向外拓展，寻找带有公共性的支持。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有挑战的问题是：在这个“私人定制”已深入人心的时代，儿童抚育也日益精细和专业，公共支持如何能再超越这种私人化，与家庭承担主责有效并行，提供较为多元、平等、可及的选择？“个体的崛起”意味着我们无法回到从前那种完全依靠国家和单位来提供的整齐划一的模式，而需要探索另一种基于社会的公共性可能。在此，社区/社群成为一个落脚点，这种以非市场化支持为主、带有公共性拓展潜力的育儿方式也是我近年来的关注点，它们可能存在于一些扎根社区的社会组织或中小型机构中，也可能存在于有某些共同点、围绕着共同育儿理念聚集起来的社群之中。

此外，还可以超越社区的地理边界，基于有某些共同点的社群进行探索。当前也有学者们在进行跨学科的共同育儿实验，同样基于互助的形式，把“我的孩子”变回“我们的孩子”。通过父母们轮流给孩子们讲课，希望把市场机制中缺失的关系和碎片化知识背后的思维过程带回来。通过持续、稳定的互动，孩子与孩子、孩子与大人、大人与大人之间都能得到充分的交流，使关系在实践中一重重地增厚，孩子们之间的充满创意的合作也慢慢生长出来。

回归本质，教育最终要面对的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儿童、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从社会学的角度，理想的抚育环境同样应该是一个由多元主体参与营造出来的良好生态。基于社会逐渐生长出来的部分，有市场中买不到的东西，尽管可能牺牲一些效率，但更有温度，也更为长远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