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根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袖海编》的自然分段列表显示。从中可见，汪鹏有着强烈的中华自我中心意识，他在评价日本人大批购买中国汉籍时指出：“唐山书籍历年带来颇夥，东人好事者不惜重价购买，什袭而藏，每至汗牛充栋，然多不解译读，如商彝汉鼎，徒知矜尚而无适用也。”对于日本人的文化水准，他这样说道：“国无制举，故不尚文，间有一二束脩自爱者，亦颇能读圣贤，博通经史，学中华所为韵语古作之类，如和泉王家者，颇知宝贵宋元人妙翰，每向客求得其一二件，珍如珙璧。又有松延年、林海卿、柳德夫皆渊雅绝俗，外此如兰京先生集，暨僧昨非集，皆裒然成帙，所为诗颇仿唐音，无宋元浇薄气。又平子行号三思，善行草书，殊近香光一路。”这段文字颇为耐人寻味，如果我们假设状摹的对象是在中国境内，那么，汪鹏看待日本的方式，其实与中原人看边疆少数民族（如土司）地区并无多大的差别——以对汉字的接受程度以及汉文修养的高低，来判断一个民族文明的高下，这自然是充满了汉文化的优越感。这与《皇清职贡图》将境外各国与国内少数民族并列的做法，如出一辙。
洪大容熟读过《稼斋燕行录》，他以亲身见闻去认识一个真实的清帝国，肯定了清朝的百年之盛以及满族入主中原的正当性，树立了全新的对清观，从而为其后的北学派奠定了实践基础。(16)
《北学议》对于18世纪的清朝风俗及物质文化，有着多方面的记录和分析。其中的《北学辨》一文指出：
嘉庆三年（1798年），徐有闻《戊午燕录》中亦列有“沿路壮观”：
李德懋亦作有《蜻蛉国志》，其中有对日本风俗、器服、物产的详细观察。(34) 在燕行文献中，也偶尔可见对日、朝、中三国风俗之比较。(35) 无论是日朝两国比较，还是中朝日三国的比较，中国风俗文化总是不可或缺的共同背景。
上述各部分，均首先引证中国程朱理学家的语录，接着罗列日本国内学者的看法，对当时的风俗文化变迁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国郡乡里第一（附宫殿）》下，先是引程子曰：“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经说》）又曰：“名分正，则天下定。”接着引用《朱子语类》的一段话，再接着引日人浅见
斋的话说：
名分之学不明，则事无体制，纲纪随坏。凡所以理国正家，制行修辞皆苟焉而已矣。且若近世诸称呼讹谬尤多，如我国都自桓武皇帝由南都迁于今山城爱宕郡，命号曰平安城，以后历朝因之，未尝有革，则是今日通行不易之定称也。然世作词章、裁简牍，率称曰洛阳，曰长安，虽承袭之久，全无意义。周成王都河南洛水之北，因号曰洛阳，犹汾阳、河阳之类，特异国一处之地名，而历代仍之耳。至长安，则宜如可通称也。然是亦关西都号本乡名，而汉高祖取以名成阳，与洛阳相对，实有方地可指，岂可以此称于别都耶？况我国乎？其他如以桃花铜驼称条路之类，皆假托失实，殊非名分之正也。近来又有居鸭川之东、西，称为河东、河西及江东、江西者，居堀川东、西者亦然。大抵其乡里宅舍边才有一水，便要以江河表之，比拟异国地名，甚可鄙矣！尤可笑者，凡书诸国号，必以“阳”字带之，如摄津为摄阳，播磨为播阳，筑紫为紫阳，大坂为坂阳，其余皆然。其意以为是则美称也，殊不知阳本对阴，乃山南水北之谓，如华阳、岳阳及前所云洛阳、汾阳之类，而若无山水可指标者，则虽大都通津，亦不可以阳呼也。山北水南谓之阴，亦同。其他疏妄，如以唐名称官名，称国守为诸侯，以假名为讳，以实名为字，呼学者为秀才之属，不可胜数。而至于相称为君为公，则又可谓无忌惮矣。又有约省姓名，模仿异国人，或直以伯某、仲某自命字者，与彼被深衣、蒙幅巾以奉祭祀为同一流，而其乱名实异文轨辄孰甚乎！是此皆始乎陋儒俗学，无稽无识，衔奇骇俗之所为，而卒教举世之人承讹踵误，不知自犯名教之罪焉，可悲也夫！
此后，还列举了山崎
斋、伊藤东涯等人的相关论述，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48)
（2）朝鲜丁若镛的《雅言觉非》
《雅言觉非》(49) 的作者丁若镛，字美镛，号茶山，朝鲜罗州人，英祖三十八年（1762年）壬午生，正祖十三年（1789年）己酉文科，官承旨。(50)
丁若镛有感于“流俗相传，语言失实，承讹袭谬，习焉弗察”，他“偶觉一非，遂起群疑，正误反真，于斯为资”，遂作《雅言觉非》三卷。在《雅言觉非》中，他指出：
长安、洛阳，中国两京之名，东人取之为京邑之通名，诗文书牍用之不疑。盖昔高句丽始都平阳，厥有二城：东北曰东黄城，西南曰长安城。长安冒称，疑自此始。洛阳之称，益无可据。至京曰戾洛，还京曰归洛，洛下亲朋、洛中学者，皆习焉而弗察。尝见日本人诗集，亦犯此忌。
丁若镛指出，朝鲜的情况与日本相似，也使用中国的地名，以长安、洛阳作为京邑的通名。使用中国的典故，如戾洛、归洛、洛下亲朋、洛中学者等。《楚辞》：“如戾洛师而怅望兮，聊浮游以踌躇。”戾，止也。洛师，也就是洛阳。故以戾洛表示至京。关于这一点，丁若镛在《题〈雅言觉非〉后》指出：
长安洛阳：京邑之通称长安、洛阳，钱牧斋最犯此忌。《农岩杂识》论其误，未可专咎东人也。钱诗追咏弘光时事云：奸佞不随京洛尽，尚留余毒螫丹青。是以南京为洛阳也。《升平旧事》云：长安九九消寒夜，罴褥丹衣叠几层。是以北京为长安也。至于碑志亦然，尤觉不典。
除了长安、洛阳之外，京口也是朝鲜人常用的地名：
京口者，里名也，在晋陵丹徒县，晋宋之际，始为名城，《晋书》云义熙元年刘裕出镇京口，即此地也。《南史》云宋武帝微时徙居丹徒之京口里，尝游京口竹林寺，亦此地也。吾东忽以京口为京江之口，凡从京华来者谓之京口来，误矣。梁简文帝诗云：客行只念路，相争渡京口。岑参《送王昌龄赴江宁》诗云：君行到京口，正是桃花时。诗人不核，偶见此等诗句，误用如是也。《老学庵笔记》云：京口子城西南有万岁楼，京口人以为南唐时节度使每登此楼，西望金陵。
在当代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中，其各个部分，在历史时期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之时间并不完全相同，各地的地名也存在汉化或雅化的过程。作为汉文化圈的日本和朝鲜，现在虽然是异邦，但在当时，就学习主流文化的情形来看，与大清帝国各地有着本地方言的地区并没有多少差异。地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与诗意是联系在一起的，学习中国文化自然不能将地名排除在外。
在东北亚，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汉诗，而要撰写汉诗，就必须使用中国的典故，因为中国的地名有许多是与典故联系在一起的，故此需要将日、朝的地名改为中国的地名，才能写出优美的汉诗。梁田邦美在《称呼辨正》序中指出：
诗用地名，铸俗于雅，陈国称宛丘，燕京称长安，虽异方亦然，此方谓武藏为武昌，播磨为播阳，箱根为函关，若是类，斧凿无痕，假用入歌诗可也。目黑称骊山，染井称苏迷，芝门称以司马门，御云称五陵，天满称天马，则小大不伦，名实俱亡，可谓儿戏已。
朝鲜人丁若镛也指出：
刘氏之替久无，而至今语中国者，必曰汉家，曰汉人。文字相沿，自古有之，诗律假借，尤无所害。但金石简策之文，则不可用耳。庆州古亦号徐菀，自新罗建都以后，遂为京都之称，今人只知汉阳为徐菀，而不复识有庆州矣。尝欲以徐菀二字入于诗句，而无古人吐辞为法之力量，终不敢焉。
可见，丁若镛虽然也想将“徐菀”这样的朝鲜地名嵌入诗句，但却无法达到诗文的美感，而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努力。
不过，地名的称呼，不只是文人的雅玩，有时亦会涉及君臣名分，故而引起很大的关注：
文人称江户曰武昌，或曰武陵，其他住吉为墨水，西宫（摄津国）为西陵，纪州为冀州，金泽为金陵之类，列国各自改其地名，读其书者，不知为何地，可谓乱名实，败国典矣！
《称呼辨正》又曰：
凡称都者，指天子所居，其他列国不能称焉。异方亦后世专称王者之所居，然往昔各国称都，虽下邑有庙则称，此其所以异也。近世文人指江户称东都，或曰江都，又指平安称为西都，或称西京，西是对东之词，如两分天下者，甚无谓也。恭惟霸府世尊王室，王室至矣，每嗣立之际。必俟将军宣下而后位定焉，君臣名分之义，确乎不可拔也。夫如是，然儒者反乱之，岂不怪哉！甚者如太宰纯称天子曰山城，天皇敕使曰聘使。（记云：诸侯使大夫问于诸侯曰聘）其意盖比汉代诸侯、王子，悖逆之贼，其罪不容于死必矣。《义人录》亦谬称敕使为聘使。
这些，实际上涉及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之间的微妙关系。
东亚各国的不少制度都源自中国，但亦不尽相同，故而引起了诸多的问题。在18世纪，随着华化的高潮，在日本和朝鲜几乎是同时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这样的著作。而无论是日本的《称呼辨正》还是朝鲜的《雅言觉非》，都将地名的嬗变列为最重要的变化。《称呼辨正》上卷开门见山即列有《国郡乡里第一（附宫殿）》15条，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地名称呼表达出担忧。日本宝历七年（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三月留守友信的门人桑原典靖在《称呼辨正序》中指出：
今夫有润下而水焉，有炎上而火焉，举天下之物，莫不皆然。名实相须，而后其理自定矣。今世斯文之行于海内，盛则盛矣，然顾俗儒之徒所为，大率不过相如之俳，武库之癖，而礼以防其伪，学以稽其弊者，仅仅未之见也。是以异端邪说，相共出入其隙，而无父无君之说，悖天侮圣之术，燎原襄陵，无一所忌惮焉。其自称读圣贤之书者，亦犹假古学以行其私，徒知详其事，而不知详其理。知择其名，而不知择其真，饰华废实，竞趣时利。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虽朝诵夜习，亦复何益？
显然，桑原典靖等人将中国强势文化影响下地名等的变迁，视若洪水猛兽，认为那些现象均是异端邪说、无父无君之说、悖天侮圣之术。
梁田邦美的《称呼辨正》序亦曰：
称呼者，名之所存也，称呼必得其实，而后名正矣。苟名不正，则言不顺，其弊遂至礼乐不兴，刑罚不中而止，是故圣人正名之学，不可一日不讲明也。留守子括囊《称呼辨正》，盖欲辨其不正而归诸正也。
可见，留守友信《称呼辨正》一书，主旨实为拨乱反正。二书的出现，反映了朝日两国学者在中华强势文化影响下的自我反省。
三、结语
汉字是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衰最为重要的因素，幅员辽阔的帝国之所以能够保持大一统的格局，汉字的传播功莫大焉。可以说，中国疆域内的不同地区（如东南、西南）是随着汉字的传播（当然还有其他相关的礼乐制度）而逐渐“中国化”的，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就18世纪而言，清朝人看待周边国家以及境内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也是以对方汉字修养的深浅为依据。这从《皇清职贡图》中对东亚各国的排列顺序以及徽商汪鹏的描述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18世纪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已由明代的倭寇转变而为颇为正面的形象。对于日本（确切地说是长崎），总体的印象有几点：比较整洁，少盗贼，男子佩刀，等等。由于现存文献的写作者基本上都是商人，他们有着特别的关注点，如对长崎游女着墨颇多，并借由与游女的交往，对“倭”的含义作出特别的解释。这与其说是反映了中日男子生理上的差异，毋宁说是18世纪中日文化的强弱异势所致。从中国商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华本位的优越感随处可见。由于与日本交流的担当者及其活动的地域相当有限，故而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认识极不全面。相对于日本，18世纪中国人对于朝鲜的认识更为正面，但目前留下的对朝鲜的记载寥寥无几，这与朝鲜人撰写的燕行文献之丰富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于对方关切的程度，其实也反映了彼此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
面对日益强盛的大清帝国，日、朝两国在坚持各自的华夷观之外，亦不得不重新定位盛清中国。在日本，一些人将满族统治者的发源地——东北地区，与原明朝统治的部分割裂开来，将它们分别称为“大清国”和“鞑子国”，分开认识。而在朝鲜，则通过将满族统治者与汉族的礼乐制度分开，认为尽管统治者是异族之人（夷），但在中国推行的仍然是“华”的制度。这些，便是“华夷观”在不同国家的不同表现。而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解释，主要是为应对新的形势而作的心态调整，这是日、朝两国对于18世纪中国政治变动的重新诠释。
此一时期，中、日、朝三国的交流极为频繁，汉字是彼此交流的重要工具。江户时代的日本所接触到的主要是一些中国的商人（其中有一些是弃儒从商的下层文人），而李朝时代的朝鲜为了全面搜集中国的情报，接触到的中国人更为广泛，但其中也有很大比例是商人和下层文人。这使得朝鲜对于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他们除了看到乾嘉时代的繁华外，也常能更多地倾听到市井百姓对于朝政、社会的种种议论。日本学者藤塚邻曾经指出：
清代文化东渐，一由海上自水路经长崎至日本本州，一由陆路入朝鲜。其流入之方式，接受之反响，与消化之力量，在两国近代文化上所赍之结果，大相径庭。取而比较之，在近世文化史上，实为一极重要之问题。
昔时日本儒者物徂徕，移居于品川芝浦时，欣然以为与西方圣人之国接近者数里，其崇拜中国，似不免失之夸张，然观徂徕心事，确非虚伪。当时景仰中国者，不独徂徕一人，恐德川时代之儒者，皆有此共通之思想，往来于胸中。当时日本国禁颇严，不许往游中国，只能读中国之书，而不能足履其地，偶闻文人商贾或画工，来自江浙，即争相投刺请见，聊慰其积年之想慕，或乞删削诗文，自鸣得意……
反观朝鲜学者，如使臣随员，每年一二次入燕，其所至之地，即文明中心学者渊薮之北京，相与交欢者，多学界名流，比之日本德川时代之先儒，其遭遇确较优胜。(51)
在相互交流中，亦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此种困扰，在不同的国家形成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在中国，日本的洋铜、宽永通宝以及其他的东洋货大批流入，其中的宽永通宝泛滥，曾引发官方的强令禁止。而在日本、朝鲜，大批中国书籍以及其他商品的流入，形成了两国的“慕华”心态。由于文化的强弱异势，相较而言，日本宽永钱的流入，对中国只是造成局部性的困扰。但中国文化的流入，对于日本、朝鲜则影响颇为巨大。朝鲜与中国的政治体制较为接近，日本的幕藩体制则与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差别极大，中国文化的强势传入，引发日本社会的不安似乎颇为强烈。中国文化的传入，两国都有一些人担心国内的文化认同出现混乱。这种情况，在乾隆时代达到了顶峰状态，故而在两国分别出现了《称呼辨正》和《雅言觉非》等书，力图拨乱反正。
注释：
① 本文曾提交“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以三个百年为中心”国际学术讨论会，该会议由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日本文部科学省特定研究领域“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三方合办，2009年6月18～19日，上海。
② 日本内阁文库本《华夷变态》卷1《序》，转引自［日］浦廉一《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の研究》，见榎一雄编《华夷变态》，“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五上，东洋文库，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再版本，第46页。
③ 葛兆光：《从“朝天”到“燕行”——17世纪中叶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解体》，载《中华文史论丛》第81辑，2006年第1期。
④ （清）傅恒等编著：《皇清职贡图》，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
⑤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六集之二，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史籍丛刊特刊”第三，汲古书院，1984年，第153～154页。
⑥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六集之二，第154页。
⑦ ［韩］尹廷琦：《东寰录》卷2“蒙古”条：“北胡之俗，常服韦皮，所以名鞑靼，鞑靼者韦皮也。”《茶山学团文献集成》，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2008年，第307页。
⑧ ［韩］郑昌顺：《同文汇考》原编卷78，珪庭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第10册，第5816～5817页。
⑨ ［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59，《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53页。
⑩ 日人西川如见另作有《增补华夷通商考》，其中亦有“明朝人物像”和“清朝人物像”。前者中的大明男、女，亦分别各持折扇、团扇；而后者中的大清男子则右手仍持折扇，旁边的妇人手捧一函线装书，同样也极为儒雅。（西川如见著，饭岛忠夫、西川忠幸校订《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补华夷通商考》，岩波书店，1997年，第70～71页）《增补华夷通商考》卷5《外夷增附录》中，列有“鞑靼国”，注明其分布是离“唐土”北京百里或二百里、三百里各处。（第171页）另据《日本风土考》，该书卷首有《亚细亚大洲图》，除了中国部分标出北京、南京、福州、广东外，在北京以北标出“鞑靼”。（第17页）
(11) 《中华并外国土产》辽东条下：“或曰北边鞑靼之界，北京之附属也。”这里，也将鞑靼另立。《视听草》四集之十，有宽政九年二月《具呈王局己二番南京船主沈敬赡为祈转启申报事》：“切有贵国难民三人，漂到鞑子国吉林属下伊皮鞑子地界，由该地丙辰年八月递解到北京……”其后的日本文书中，两处均将“鞑国”与“唐国”分列。（第172页）据此，“鞑国”或“鞑子国”应指中国的东北地区（原满族人的发源地）。至此，日本人已将清朝分成发源地和中国本部两个部分，将他们视作两种文明形态。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有一幅彩色的手绘地图，内容是日本人绘制的中国及周边地图，图上标明各处铸造的货币。中国之外，涉及的国家，除“大日本”外，另有琉球、朝鲜和安南。盛京部分有顺治、康熙字样，而北京部分有雍正、乾隆字样，其他部分最晚提及的年号也是乾隆。据此可知，此图应绘于乾隆年间或乾隆以后。在北京东北方有鞑靼，注明：“鞑靼贝勒王，明万历四十六年始テ北京二入，国号大清，改元天命，天命通宝ヲ铸。”由图上可见，鞑靼是介于东北和内外蒙古之间的，“鞑靼国”无论是从地理上看，还是从人群上看，都是臆造出的一个满蒙混合体。
(12)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续三集之七，第202～209页。《乾隆帝江南苏州府游幸街道图》有多种版本，静嘉堂文库亦有抄本。
(13) ［韩］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63《天涯知己书一》。
(14) ［日］冈田玉山等编绘：《唐土名胜图会》上册《唐土皇舆图解说》，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页。
(15) 《燕行录全集》卷32，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社，2001年，第315～336页。
(16) 祁庆富、［韩］权纯姬：《朝鲜“北学”先驱洪大容与中国友人的学谊》，载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632～640页。
(17) 参见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所见十八世纪之盛清社会——以李德懋的〈入燕记〉为例》，载Yoon Choong Nam（尹忠男）编《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朝鲜资料研究》（Studies on the Korean Materials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哈佛燕京图书馆学术丛刊”第三册（Harvard－Yenching Library Studies,No.3），韩国，景仁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35～171页。
(18) ［韩］朴齐家：《贞蕤集（附北学议）》“北学议外编”，“韩国史料丛书”第十二，探求堂，1974年，第439页。
(19)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五、六、七期，1937年。
(20) ［韩］洪良浩：《燕云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269页。
(21) ［韩］洪良浩：《燕云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289页。
(22) 十多年后，洪良浩《向沈阳》诗曰：“天运人谋各一时，沈阳肇创帝王基。指挥诸夏提三尺，鞭挞群雄用八旗。志士于今空自老，骚人到此遂无诗。华儿莫问东韩使，白首重来长鬓丝。”（《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9页）
(23)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6～317页。
(24)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25～326页。
(25)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17页。
(26) ［韩］洪良浩：《燕云续咏》，载《燕行录全集》卷41，第341页。
(27) 《热河纪行》，载《燕行录全集》卷52，第238页。
(28) 载《燕行录全集》卷64，第419～425页。
(29) 由《燕行录全集》来看，反映燕行风俗最早的诗歌，大约见于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为崔锡鼎（1646～1715）《丙寅燕行日乘》中的《风俗通联句五十韵》，这些文字，大多表达的是“中华礼乐无由睹，回首风尘眼欲枯”的感伤。
(30) ［韩］金士龙：《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集》卷74，第547页。
(31) 《燕行录全集》卷62，第254页。
(32) ［韩］李佑成编：《雪岫外史（外二种）》，“栖碧外史海外蒐佚本”，亚细亚文化社，1986年，第13～17页。
(33) 《同文汇考附编》卷8《通信一》，第13册，第1705号。
(34) 《青庄馆全书》卷64～65，“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
(35) 如李在学《燕行记事》，见《燕行录全集》第59册，第124页。
(36) 洪景海《随槎日录》中提及宽永钱：“适见倭钱，如我国小钱，背书宽永通宝，腹无字，而或书文字、元字，九十六文为一两，直银一钱云。”（《燕行录全集》卷59，第299页）
(37) 赖惠敏：《苏州的东洋货与市民生活（1736—17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2009年3月。
(38)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五、六、七期，1937年。
(39) ［韩］柳得恭：《京都杂志》卷2“五月端午”条，见韩国学研究院编《东都岁时记、京都杂志、洌阳岁时记、农家月令歌》（合本），大提阁，1987年，第248页。洪锡谟《东国岁时记》亦有类似的记载。（同上书，第153～154页）
(40) ［韩］柳得恭：《古芸堂笔记》卷5，见《雪岫外史（外二种）》，第123～124页。
(41) 关于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作有《近世支那に及ぼしたる势力影响》（载《史学杂志）第25编第7号，1914年）等文，对此颇多论述，唯其偏重于学术文化方面。笔者在此以所见日本汉籍资料，从社会史的角度做一些探讨。
(42) 《日本庶民生活史料集成》第23卷，三一书房，1985年，第26～27页。
(43) ［日］宫崎成身编：《视听草》续六集之三，第29～31页。
(44)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线装书。
(44) 常建华：《朝鲜族谱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
(46) 此一时期有不少中国的民间娱乐亦传入日本，九连环即是一例。早在享保至宽政年间（1716～1789年，即清康雍乾时期），长崎就流行一种叫“蛇踊”的舞蹈（亦称“龙踊”，即中国的舞龙）。《九连环》曲传入之后，逐渐与上述的“蛇踊”相互交融、杂糅，使得后来的“看看踊”又有了“蛇踊”的俗称。“看看踊”于文化、文政之交由长崎经京都、大阪一直流行到了江户（今东京）等地。文政三年（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四月，“看看踊”在大阪开始流行。及至七月，在名古屋出演“长崎蛇踊”的演员，主要有长崎贰官、长崎三官、长崎四官、长崎九官、长崎右官、长崎宋官、长崎治官、长崎重官、长崎田官和长崎寒官等人。日人晓晴翁的《云锦随笔》中有“看看踊打扮之图”：最前头的两位头戴茜色（大红色）的帽子，身着鼠色及黄色衣裳、白色绑腿、茶色鞋子；后面四人穿着大诊、戴着暖帽，手里分别拿着铁鼓、鼓弓、蛇皮线和大鼓，完全是一副清人的打扮。这是反映在日本的“芝居小屋”（戏园）中登场的演员之装束。由于“看看踊”的演出场场爆满，日本的小孩纷纷在街衢巷陌间结队模仿，甚至大人也在一旁载歌载舞。其醉心模仿的狂热程度，于此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参见日本学者浅井忠夫《唐人呗と看看踊（附田边尚雄述〈九连环之曲と看看踊〉）》，载东亚研究讲座第54辑，东亚研究会1933年12月发行，日本东京国立音乐大学图书馆藏书；青木正儿《本邦に传入ちゎたゐ支那の俗谣》，载《青木正儿全集》第二卷，第253～265页；王振忠：《九连环》（上、下），载《读书》2000年第一、二期。
(47)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和装本2卷。朝鲜人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58《日本文献》：“大坂人留守友信字退藏，号希斋。”（《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民族文化推进会，2000年，第39页）
(48) 除了《称呼辨正》，类似的反省在江户时代还有一些。譬如，《视听草》九集之六中，就有尾藤孝肇（与林衡同时）的《称谓私言》，该文亦有类似的言论：“谓江户为东都，可谓。京师为西京，不可。韩人《谀闻琐录》记本土地理，有谓东海道十五州，镰仓殿后所居，国人谓之东都，镰仓亦有东都称可知。（今来聘者呼平安日皇京，呼江户日东都）”（第476页）《氏族博考》中亦称：“今之称复姓者，皆从省文。如司马则曰马，诸葛则曰葛，欧阳则曰欧，鲜于则曰于，如此之类甚多，相承不已。复姓又将混于单姓矣。唐永贞元年十二月，淳于改为于，以音与宪宗名同也，至今二于无复可辨。如豆卢，盖唐大族钦望、琢革皆尝为相，而此姓今不复见，其殆混于卢耶。平野、平泽为平氏之类，是混于单姓也。木田、木村为木氏之类，则异姓混而难别，省文不可容易。”（第483页）
(49) “朝鲜丛书”，朝鲜光文会发刊，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50) 吴世昌：《槿域书画征》，亚细亚文化社，1981年，第205～206页。
(51) ［日］藤塚邻：《清代乾隆文化与朝鲜李朝学者之关系》，杨鼎甫译，《正风半月刊》第四期。藤塚邻收集、抄录有不少朝鲜的抄本，现存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中朴齐家之子朴长香奄《缟纡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善本，TK 2259.8/4372），即是朝鲜人与中国交往的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