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春秋大传
一、《春秋》与《金瓶梅》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前722~前481或前479)二百多年间的历史大事,现存一万六千余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金瓶梅》问世四百多年来,真正能读懂它的人并不多。所以才有了种种猜测、代代禁毁,众说纷纭。但作品流传之时和后来的一百多年里,分却还是有不少人理解作者之用意,明白事情原委的。
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里明言:“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廿公在《金瓶梅跋》中又进一步指明:“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
跋为《金瓶梅》产生的同时代人,于作者知之甚多,序之作者欣欣子,据个月胡令毅先生考证,就是作者本人,所以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与《金瓶梅》作者为同时代人的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的说法也是可信的。袁宏道认为《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为劝谏而作的《七发》多矣,其弟袁中道更指明“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代理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稍后的沈德符也指明:“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这些同时代人的说法都说明《金瓶梅》故事不是凭空杜撰,而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写成的。但正因为故事写得是生活中的原型人物,真实事件,作者才不得不顾忌社会影响而少钱隐名埋姓,使得四百多年来众说纷纭,出现多种猜测。但一直到清代,也还是有人知道部分真相的。青年学者张竹坡就是其中之一。
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第三十四条中明确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公司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固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读法》三十六条说:“作小说者既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作。夫作者用隐恶扬善之笔,不存其人之姓名,并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后人必欲为之寻端竟委,说出姓名,何哉?”三十七条说:“《史记》有年表,《金瓶》亦有时日也。开口西门庆二十七岁,吴神仙相面则二十九,至临死则三十三岁......”七十七条说:“《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然则《金瓶梅》断断是龙门再世。”八十一条云:“会做文字的人读《金瓶梅》,纯是读《史记》”。
这些前人的论述即可证明《金瓶梅》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撰写出来的时代巨著。何况作者还毫无避讳地将明代有史多少可考的许多真实姓名原封不动地搬进了《金瓶梅》,又借宋代蔡京、林灵素等数十人隐指明代的历史人物,书中可知可考之历史事件与人物比比皆是。特别是胡令毅先生指明了《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西门庆的原型是他的幕主、嘉靖朝兵部尚书之后,我们只须顺藤摸瓜,抽丝剥茧,细心考证,深包暗裹在《金瓶梅》表面的层层迷雾既可烟消云散了个月。原来正如张竹坡所言:《金瓶梅》“纯是一部史公文字!”我配合加拿大学者胡令毅老师撰写的关于《金瓶梅》作者考证系列论文正在陆续发表,有兴趣者可予以参考。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金瓶梅》是一部徐渭以在徽郡胡幕为真实历史背景地点,从其幕主家庭生活入手,表现明代嘉万时期社会生活的一幅百科全书式的历史长卷。徐渭所以能写出这样一部可以与《史记》媲美的伟大著作来,并非偶然。
二、徐渭与《春秋》
徐渭的一生中,师承王阳明的学生王畿,又受名师萧鸣凤、季本的影响,能文能武,风流倜傥,却苦于无用武之地。后来受胡公梅林赏识,入幕参与抗倭战争,献白鹿表得皇帝欣赏而名扬天下。辅佐胡幕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立功建业是徐渭的理想与追求。胡幕下聚集着徐渭、沈明臣、一般茅坤、余寅、王寅等十数名才俊,辅佐平定倭寇,取得了战事重大胜利。但终因胡幕及手下过度沉溺于物欲、色情,黄金作台,美女如云,享尽人间宜荣华富贵之后,使胡梅林最终病死狱中,一群激情澎湃的热血男儿也受到牵连,徐渭因此而疯癫,锥贯耳、碎肾囊,多次自杀未成。后被逼杀妻,锒铛入狱。出狱后他便厌倦了幕府生涯,虽又入李幕为僚,却被动无为。胡梅林立下抗倭大功,却功败垂成,最后使自己也跟着蒙羞受辱,他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歌代啸》就是他长歌当哭的代表作之一。晚年,痛定思一痛,回少钱忆那段血雨腥风又奢糜浮华的生活,他要把这段真实的历史纪录下来,留给后人,他想说的是腐败的生活毁了一个运筹帷幄、呼风唤雨,有望成为一代帝王明主的胡梅林的一生,是过度的物欲和性欲使他们的理想、抱负成为泡影,而且受尽了屈辱和痛苦。他为什么要用铁锥贯穿双耳又击碎肾囊呢?都说他是疯了!可是他为什么不用别的方式发疯呢?读了《徐渭集》中的医学部分,便可知道,精通医术的徐渭认为耳为肾窍,肾为性欲之源,所以他要毁了这欲望的源头!徐渭出狱后坚决不再结婚,数十年只伴着琴棋书画、文房四宝为生,晚年无奈只扶着小小书童的肩膀行步,大概也是因此原(因)吧?他在《金瓶梅》里真实地为我们展示了纵欲的可怕后果,他要告诉后人不能这样生活,不能过度追求一已之私欲,随波逐流、受社会影响而滋生的贪赃枉法,腐败堕落行为,是一般行不通的,只能走向死亡!但是他不能明写,已经有了朝廷做靠山的胡梅林的后人可能不会理解他的苦心,敢与皇帝对打的精神可能会为朝廷所不容,以致会连累他的子孙。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写史,来曲折表现他曾经历的生活和社会,来发泄他的郁闷与愤慨。
徐渭为什么会把一段历史写成小说形式而不直接写成《史记》形式呢?这可以在徐渭一个月的先师那里找到部分答案。记账《金瓶梅词话》廿公跋所云:“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此先师是指先师孔子,但如果说是指《金瓶梅》作者徐渭的先师王阳明也未尝不可。在王阳明《传习录》第13云: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第14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叨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逃,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
削其事以代理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拯偲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萹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徐爱跋)”
作为王阳明后传弟子,徐渭是深得王阳明真传的,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是真正继承了王阳明学说者。王阳明的“五经皆史”及“诗不删郑卫之声”之说无疑都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徐渭的老师季本也是深通《春秋》的。在《师长沙公行状》一文中徐渭写道:
“先生生而颖异,倜傥不羁,每从其尊人用无公宴集亲友家,座客命占对,随其所难,怪奇俗雅,无不应。立就,人咸惊异。十五学为古文,落笔辄千余言。十七通一个月《春秋》,补郡学生。时佥事河南吴公瀛分巡浙东,集经士,尤属意于《春秋》,一见先生,以国士待之。因令入省,读书菩提寺中,盖弘治甲子岁也。秋,果以《春秋》中浙江乡试第三名,为座主月湖杨公廉所器重。而先生之伯兄东所先生,亦以《春秋》领辛酉乡荐。”
季本不仅以《春秋》取仕,还著有《春秋私考》一书。
徐渭有没有用曲笔写春秋一样的史书呢?他对春秋是如何理解的呢?
《徐渭集》“与钟天毓”的信中说:
“近来日作春蛇秋蚓,腕几脱,无暇作旱斜语。少伺或有句许,当寄去请教。昨壁长有《长吉集》《琵琶记》在尊处览看,望归之。”
我们还可以在徐渭的作品中找出多少除《金瓶梅》外,可以使他“腕几脱”的春蛇秋蚓类的著作么?他索回《长吉集》和《琵琶记》大概也是为《金瓶梅》作参考之用。
在《石刻孔子像记》一文中徐渭曾谈到“志在春秋”:
“噫,吾夫子之然,殆伤己往往于诸国君而往往不遇,终无所投止,四顾徘徊,如丧其家者然也?公司不遇则何补于东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
在《宋氏吟书画册中》徐渭写道:“春秋等是吾侪笔”:
“持将傲雪凌霜物,写出辞脂谢粉心。
妆镜几台收晓匣,孤雌万壑守寒林。
春秋等记账是吾侪笔,风雅那高个里吟。
自古食鱼须食鲤,娶妻须委宋家禽。”
在《何孺人传》中徐渭也谈到在著《春秋》,不肯重蹈旧辙:
“论曰:或有请予作余母何氏传者,曰:‘何氏贞不待尔传,而世自传也,其才贤目甚多,尔何略耶?’余应之曰:‘《春秋》一字,衮钺攸系。数其事而称之,其不可称者多矣。后来作传者,多拾琐细,正犯数事而称,语不能免雷同,大似诘三老脱靴,答云故事者。予甚嗟之,又可自蹈哉?’”
徐渭还在《卖磬》诗里告诉我们他曾经“寄语春秋”:
“贫来一石不能留,解赠王郎愧取酬。
庄舄恋乡声自旧,金人辞汉泪长流。
半肩荷蒉过门诮,一叶师襄入海游。
寄语《春秋》休责备,后来能有此人不?”
王郎指与徐渭同在胡梅林幕下的好友王仲房,即王寅,徐渭将他的好友写进《金瓶梅》中,为了主题需要,用了不恭的手法,王寅曾在文集里谈到此事,并不与徐渭计较。我有文献为证,另文阐述,此处恕不赘言。“寄语《春秋》休责备”,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
看来《春秋》及春秋笔法对徐渭的影响至深,他不仅属意于《春秋》久矣,而且曾寄语《春秋》。
三、徐渭著“春蛇秋蚓”奇书
我在《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一文中,考证了《金瓶梅》故事就发生在徽州歙县,“西园故事”就是《金瓶梅》故事。并引用了近代学者许承尧(1874-1946)歙县文献集成著作《歙事闲谭》中一条极有价值的史料:《黄白山五君咏》。文中写道:“一咏天池山人徐渭云:‘徐生东南秀,孕奇自禹穴。一为幕中客,锥末遂自脱。代草白鹿表,能致天子悦。屡陪元戎乘,颇参玉帐术。兔尽狗乃烹,芝焚蕙亦歇。忽忽因发狂,杀人陷缧绁。历下主齐盟,是子独异辙。奇人写奇文,幽冷沁人骨。撰述在千古,性灵庶不灭。’”此条资料既可证明徐渭是一位精通房中术的奇人、高人,又可证明他曾在胡元戎的幕客、好友们集于歙县主齐盟之时,独异其辙,写出一部奇文来,此奇文幽冷刺骨,能流传后世,并能使文中所写的性灵千古不灭。徐渭流传后世的书画甚多,但他撰写之文除《徐渭集》中的诗赋、题跋,书信墓表等短文外,可考的有《四声猿》、《歌代啸》几部曲,曲显然不能称为文。还有《英烈全传》虽署名徐渭,但系宜根据英烈事迹编次,不能称为“撰述”,也与“玉帐术”毫无关系。《南词叙录》是关于词曲的文章,虽论述精辟,见解独到,但并无性灵之人,也无大奇可居,更与房中术无关。这些都不可能被称为“撰述在千古,性灵庶不灭”,又与主齐盟异辙,与房中术有关,使徐渭“腕几脱”的一“春蛇秋蚓”的!除了《金瓶梅》之外还有别的撰述如此合辙么?有熟悉《金瓶梅》和徐渭、胡梅林历史的同分仁能再找出这样一部书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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