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

题 记

1984年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湖北省委、省政府转报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武汉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报告》，并于1984年9月23日批转了经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批准的《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报告》，至此，武汉市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城市。这项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这也是武汉历史上的第三次计划单列。

5 计划单列的运行与回响

计划单列后武汉的城市活力大大提升，楼隆极说:

“这项改革首先提高了武汉在国家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以前武汉市的情况向国家报告，只能通过省里转达，现在下情可以直接上达，上情也可以直接下达了。过去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会我们参加不了，单列的计划会，我们也不能参加。现在都可以参加了，许多资源、物质计划和项目都可以直接找有关部门争取了。”

张思言先生说:

“赋予武汉市相当于省级的经济管理权限，经济方面的问题它就不用报省了，自己就可以批了。超过1亿的项目直接报国家计委也不需要通过省计委，这样对武汉市还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计划单列以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比较顺当。在计划单列以前，省和市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父子关系，市里就是省里的儿子，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向西你就向西。什么都要经过省里才能办成。”

赵宝江市长回顾说:

“计划单列以后，国务院和国家体改委对武汉市的改革是非常支持的。那个时候在中南海，几乎每个总理办公室的门都是向我们敞开的。武汉市那时很有名气啊，总理们都很关心武汉、支持武汉。在改革问题上，武汉市委、市政府始终按照小平同志和中央的部署和指示精神，大胆探索尝试，总是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所以我们就不断跑北京，跑中南海，争取各类政策和项目，申报开发区，包括其他配套事项。”

当然，计划单列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省市部门的利益与理解不同，也有一些分歧与摩擦。

张思言说:

“由于省市财政分灶吃饭，有些账不是很好算，比如过桥费，养路费，省市就交叉。武汉市不能说下面的车不能进武汉市，下面也不能说武汉市的车不能下去，养路费是交叉的，分成上也没有问题，就是在先分后税，先税后分很具体的业务问题上具体工作的同志有些扯皮，什么是先分后税呢?比如今年武汉市收养路费1个亿，按分成比例，你应该交3000万;武汉市说你要先把税交我了，然后再分，这叫做先税后分。省里就说那不行，你要先分后税。原来省税务局不直接收税，后来成立税务局的直属分局，工商局也有直属分局，这都不对的，行政管理很重要的原则是属地管理，你也插进去，这个不好。湖北省交通厅没这1000万就会饿肚子吗?作为武汉市，你多这1000万，又能怎么样呢，也不多长一块肉，这都是很小的问题，具体业务的同志在扯皮。最后定了，先交税，然后再分。”

石尚文认为:

“计划单列增加了省市矛盾，省里的很多部门的钱不再投给武汉市了。比如省科委的钱就不会投给武汉市，武汉市科委要搞什么东西的话你自己的财政拿钱。武汉市有好的项目和科技成果，省科委也不往你这里倾斜，它就直接拨到地县去了，下面有多大的科技力量呢，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影响了和省里的关系。所以单列有利有弊，一方面，你的权力大了，省里不管了;另一方面，省里投资的，你没有占到便宜，钱没有拿到，而且关系搞得很僵。”

楼隆极先生回忆说:

“计划单列以后，还是有一些权限没有很好地划分，一些项目或计划，应该武汉市也有份，但是省里就对武汉市讲城乡均衡发展，就往农村倾斜，往其他地方倾斜，把武汉市卡紧一些。我跟省里开玩笑讲，你们对我们实行"文化大革命"时的政策，打击一小撮，保卫一大片。武汉市卡紧一点，就维护了一大片。”

关于计划单列出现的博弈与困难，赵宝江给我们讲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80年代末的时候，国家给了一个电厂建设项目，武汉市要，省里就是不给。先把这个电厂给襄樊，襄樊不要，后来放到了孝感。就是现在东西湖新沟边上那个电厂，这个电厂本来是武汉的。80年代末的时候，国家计委给了武汉，但省里不给武汉，把它放在武汉边上。就一河之隔，这边是东西湖，那边是汉川马口，就在那儿建电厂。那个地方，从某个角度来讲，办电厂的条件和位置，比我们阳逻差得远。那地方是低洼地，涨起水来一下就淹掉。我们说我们建成了给你用电，他就不给。就把电厂摆在那儿，而他的人又住在东西湖，发的电归省里，税也归人家。后来我们就坚决上阳逻电厂，阳逻电厂的条件都是咱们自己创造的。

第二个故事也和电有关。武钢划到武汉，有利有弊。武钢为武汉作了贡献，武汉人民则为了武钢，承受了拉闸限电的苦哇，武钢是个耗电大户。它那个轧钢厂一开机，电力负荷一下子就冲上去了。以前在省里的时候，武钢用电全部由省电网调剂承担。计划单列给武汉市以后，省里不管了，就要武汉市来承担，武汉市没有调控能力，只有拉闸保武钢。我心里很清楚的，孩子要考大学，复习功课，给拉了闸，没有电，谁不心疼啊?别说空调，晚上都摸黑呀。有一年夏天，我家里也停了电。有位老同志给我打电话:赵宝江，你是不是在空调房里呀，我们现在都热死啦!我说，哎呀，我这里也停了电呐，也热得要死呀。因为停电面积太大，实在让人受不了。我就打电话给供电局，问了问停电的情况，他说拉闸，拉了三个区，只有把三个城区的电给拉了，这样才能保证武钢用电一个高峰又一个高峰上去。当时，我觉得这个电不能叫武汉一家背，应该全省背，你省里领导应该帮忙干一点事儿。于是我就跑到供电局调度室，几个人在那儿打牌。我说对不起，今天我做一次主，你现在拉水果湖的闸，马上恢复一个城区供电，请水果湖片区让一次电。就这么干。刚拉没一会儿，省里的电话来了:徐邦兴，怎么搞的?连我们这儿也停电了?!徐邦兴回答说，武汉市长在这儿，他亲自叫拉的。徐也觉得这电荒不应该让武汉一家背，应该全省来背。武钢是国家的厂子啊，这国家利益，省、市都有责，你怎么叫武汉一家来背呢?那徐邦兴比较正派，话讲得也有道理。这事很快省里都知道了。后来，省领导也找过我，我说我是要让省里知道这个困难，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解决电的问题，后来我们就把用户1度电2分钱的集资钱扣了。扣下来以后，省长找我谈话。要说郭振乾这个人还是比较正派的，他问我你怎么把这钱给扣了。我说省长，我必须办这件事情，武汉市不能发一度电，全靠华东网和省网来供电不行。当时我们就想建阳逻电厂，铁路，自己引进的。公路，自己开进去的；那个地方叫降龙山，平整土地都是我们自己干的。当时选址，水运条件，铁路条件，什么都好，是由中国华能集团跟我们一起办的，那个电厂就这么拿到手的。”25

阳逻电厂旧照

计划单列后省、市矛盾开始不断激化，尤其是省会城市实行计划单列的，省里意见更大，经多次反映，1995年，国务院取消了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和省级经济管理权限，原下放到武汉管理的企业，除极少数外，基本未动26。在此之前，赵宝江市长听到这个消息后，曾上书中央阐述计划单列市不应该取消的理由。

他说：

“当时，中央决定取消计划单列市。我带头向中央起草报告，③阐述计划单列城市的意义。开始本来要联合14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都签字，后来到北京发现情况不对。年底中央开全会的时候，代表都到了北京，我联合广州黎子流等人签字，结果没有一个敢签字。黎子流说，宝江同志，不敢签啊，这签了不好啊!他们的顾忌也确实有道理，要是签了，怎么说呢?会有联合对抗中央之嫌。后来我就以我个人的名义，把报告递上去了。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示，朱镕基批示，胡锦涛批示，邹家华批示，后来就有了给原计划单列市不同于一般地级市的特殊待遇。我还记得当时阐述武汉市原来就是计划单列，邹家华在报告上圈批“是有这么回事吗?"后来国务院查证确实如此。”

武汉市实施计划单列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以后，在促进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上产生了显著效果:

1.国民经济发展较快，居民收入明显增加。1995年与1984年相比:武汉地区生产总值由83.75亿元增加到606.91亿元，年均增长1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由17.93亿元增加到322.23亿元，年均增长30.0%;财政收入由15.05亿元增加到59.60亿元，年均增长13.3%;财政支出由4.17亿元增加到31.37亿元，年均增长20.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402元增加到8609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年均增长8.8%。

2.重大建设项目得到支持，发展后劲不断增强。计划单列打通了武汉市与国家经济管理部委直接沟通的渠道，市计委组织市属各局编制了200多个重大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会同各局向国家主管部委汇报，争取支持批准及相应投资，大多数比较及时地得到解决，市委负责同志对此称之为“跑步前进"(意即“跑部钱进")。如计划单列前20多年悬而不决的武汉机场建设问题，计划单列后很快就确定下来。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能源、交通、原材料、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项目如阳逻电厂、武钢“双七百"(年产钢、铁各700万吨能力)改造、葛店化工厂改扩建、中荷合资光纤光缆、中法合资年产30万辆轿车工程、郑州铁路电气化武汉段改造(含汉口火车站外迁工程)、武汉港改造、武汉长江公路桥、5万门程控电话、武汉堤防、武汉防洪、武汉排渍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几年内陆续确定下来，于“七五"“八五"期间建成或基本建成。国家还批准建设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和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了大量境内外投资，形成了武汉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3.地方财政状况逐年好转，自筹建设资金实力增强。计划单列前，武汉市财政多年出现赤字，靠向省争取补助以平衡预算，机动财力很少。计划单列后，虽然市财政分成比例仍然偏低(1988年1月1日起，总额分成17%，增长分成25%)，但全市财政收入和上缴中央收入稳定增长。由于地方财政形势逐年好转，自筹资金实力增强，各项建设事业加快发展，教育、卫生、文化、旅游、园林、道路等都面貌一新，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城市住宅区连片，人民住房条件显著改善，截至1995年，城区人平居住面积达到7平方米以上。

4.投资、融资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筹资渠道有所拓宽。武汉市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指标和项目，由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直接对市安排，企业和银行之间得以直接沟通。在武汉石油化工厂的支持下，通过发展民用石油液化气为契机和手段，用发行煤气债券的形式，于1988年组建武汉建设投资公司，履行地方财政投资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的管理体制，行使收回使用再投资和保值增值的职责，辅之以煤气债券支持地方重点工程建设，截至1995年，公司偿还债券本息后，资产达到4亿余元。以武汉建设投资公司为债务人主体，承担日本海外协力基金贷款安排的天河机场、长江公路桥等项目的申请、资金使用管理和收回偿还责任，为国家和地方重点建设提供了资金渠道。

5.下放企业促进地方专业化发展，其自身建设也得到支持协助。中央、省属企业下放56个，为武汉市进行行业规划、组织专业化生产和联合提供了条件，同时，这些企业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全力配合和大力支持。市政府确定将市属11个黑色冶金企业并入武钢，打破了地区冶金工业分割的体制，实行了行业管理和专业化协作生产。武钢二烧结厂、自备电厂、三号高炉改造等国家项目，都列为武汉市重点建设头号工程，由我市领导同志挂帅，市重点建设办公室负责协调解决工程建设中的问题。

6.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逐渐展开，中心城市作用进一步发挥。计划单列后，一年内就初步形成我市与3郊4县，与省内地、市、州，与华中地区和西南、西北地区，与沿海开放地区，与国外企业等5个层次的辐射、吸引和联合。1987年，武汉、南京、九江、重庆、岳阳等17个城市成立了武汉经济协作区，按照“政府搭台，部门服务，企业唱戏”的方式，积极推动多种形式的企业联合，努力发展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区域市场网络，增强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经济效益27。

1985年武汉洗衣机厂的荷花牌洗衣机

1992年神龙公司落户武汉

武汉市计划单列已经取消了23年，但它留给了武汉人民激情燃烧岁月的回忆和不断探求的思考。江汉大学原校长杨卫东教授认为，有人说计划单列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解释。

“在国家计划经济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前，计划单列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改革和调整。它减少了国家计划的管理层级，为中心城市充分发挥城市功能创造了条件。计划单列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体制的权力关系调整，这种调整是大胆的，但是，它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都没有配套调整，引起较大矛盾。尤其是计划单列市与省政府在财政利益上的隔断，带来极大的利益冲突，这是在今后的改革设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尽管这次计划单列的改革有不完善之处，但它产生的积极作用和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首先，这次改革的目的十分清晰:武汉市实行计划单列和搞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对于搞活华中地区经济，探索省会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以及充分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正是武汉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催生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铺开。其次，大城市是经济的中心，市场的中心，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功能和集聚功能，就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密不可分。计划单列对城市管理体制的松绑和城市调控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其三，回顾改革以来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越来越相信，城市是我国经济的发展级，激活城市的经济活力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我们应充分吸取计划单列改革的积极成分，扩大城市调控经济的能力，如对有条件的特大城市实行全面单列，组建为直辖市，对部分大城市在保证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经济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扩大其经济管理权限28。”

(编撰人:筱铧)

25 赵宝江2018年1月17日口述。

26 许金华主编:《武汉改革志》，武汉出版社，2001，第43页。

27 张孟林:《武汉市计划单列回顾》《，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2期。

28 杨卫东，2018年7月8日口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