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开户银行会议记录本(工会设立银行账户的会议纪要)

王艺朝（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外交涉史料丛刊》第一辑

一、书信、报刊及图像史料的利用

姜鸣（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强调了近代史料中的“一对一”往来书信集的整理工作。近年来，尺牍整理、出版成为史料发掘的一个重要领域，其中“一对一”的往来书信可能是最有趣、最有价值的部分。它给了我们一个长时段观察、研究的窗口，非常宝贵，如史学界常用的《中国海关密档》及近年整理出版的《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陈宝琛张佩纶往来信札》《张佩纶家藏信札》等都是此类。“一对一”书信集的价值体现在对通信作者人际关系及他们对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方位了解。通过有应有答的一对一信件，研究者可以完成对某一事件的连续追踪，避免阅读单向信件的缺憾，从而更深刻地把握历史真相；还能找到当年的现场感，触摸历史温度，理解人物冲突，使作品能够代入写作者和历史时代相互沟通的情绪，也能把读者真正代入到历史冲突的现场。在书信整理中应当高度关注“一对一”信件的顺序复原，这样可以大大提升史料价值。

蒋海波（神户孙文纪念馆主任研究员）的报告以神户《东亚报》为研究对象。《东亚报》是日本最早的中文杂志。维新运动期间，康氏弟子和族人与广东商人、热心中国变革事业的日本士人一起创办了《东亚报》暨神户东亚书局，办报者包括万木草堂大弟子韩文举、族弟韩昙首等中国人及桥本海关等日本中国通。该报的刊载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新学”，集中在宗教、政治、法律、商务与“艺学”五方面，最大特色是登载了众多的学术译文。主要栏目有论说栏、宗教栏、法律栏与新书译录栏等。该报因戊戌政变停刊，在短暂的半年时间里，翻译、刊载了为数众多的日文著述。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涉及面非常广泛，关于社会学、美国宪法的翻译和介绍都是开拓性的。它部分地实现了康有为维新派希望通过翻译日文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信息”“学问”和“思想”资源。

徐家宁（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以《档案文献的整理对清末人物照辨识的重要性：以那桐照片为例》为题报告。报告指出图像也是一种文献，每幅图像上都写满了信息，图像可以使历史研究中的人物或场景更加立体，可以补白文字描述中超越了人们想象的部分（比如鲁迅笔下的“血馒头”，有相关照片留存）。识读图像时，时间、地点与相中人最重要，但仅通过图片中的信息识读不够严谨，需文献档案旁证。

通过《那桐日记》可知，四人从左到右分别是王文韶、铭安、孙家鼐和豫师

日记、信函、公文、报纸，特别是涉及中外交流内容的档案文献整理，对识读历史人物的图像非常有帮助，而这样的识读反过来也会促进和丰富历史研究。

顾维钧档案可在社科院或复旦大学阅览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殖民部威海卫专档

王艺朝（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以《晚清外交会晤并外务密启档案汇编》中的密启档为研究对象，考辨了自总署发出的密函自缮写至归档的过程、密函在文书流转中的位置与作用及1874年台湾事件中公函泄密与保密问题。报告指出通过对照同一密函的发函与花押时间，可判断此函件的主责总署大臣，进而推断总署发函仅需主责大臣花押后即可发与各省将军督抚或驻华公使。密函应保密需要，最初作为清代奏折制度在晚清的延伸而产生。1870年代密函运用范围扩大，致函国内官员与各国公使时皆可使用。1874年台湾事件中，清政府内部公文泄漏。清廷申饬下，总署增加了密函的使用。《密启档》中所有函件不存于其他各类文书档案，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可与督抚文集、外方档案等文献结合，加深对台湾事件、中俄伊犁交涉的研究。

总署大臣花押

薛轶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介绍了《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与出版情况。该文书目前已出版221册，涉及明治期（1963年出版完毕）、大正期（1987年出版完毕）、昭和战前期（2015年出版完毕）、昭和战后期四个时段，其中214册的电子版可在外务省主页上直接下载与阅览。一战后在欧美各国大规模编纂出版本国外交史料的影响及日本国内外交官与学者的呼吁下，日本外务省为启发民众对外认知开始了特定外交案件出版的试点工作，1928年正式开始设置文书编纂计划，1936年第一卷出版。1948年编纂的负责部门由外务省调查课转向文书课，且确立了以资当局反省、普及外交知识与有助交涉时援引先例的方针。此后文书编纂体制愈发完备，在编年体基础上，还有别册、特集等形式。时至今日，该文书仍在持续出版。但外交文书的编纂也存在昭和时期外交文书的重要史料大量缺失，昭和战后期的档案量庞大，如何进行判断、甄别、编纂、刊行等问题。如今外交档案公开方式多样化，如在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站可阅读原始档案，《日本外交文书》如何与原档结合也给学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近代人物与“近代交涉史料”

袁宝龄

《日本游学指南》书影

刘式训

裘毓麐及其《游美闻见录》

首批来新中国学习的东欧交换生

《日俄战争清政府因应档案》中有记载“马贼”的史料

郑泽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以《从外交情报看日本政府对晚清政局的观察及因应：以庚子“西狩”为中心》为题报告。《日本外交文书》中有《北清事变》别册专录庚子事变，其中大部分内容未被译介到国内。《北清事变》对庚子“西狩”及此间中国政局、政要有不少记录，可深化我们对庚子“西狩”的认识，并管窥日本的信息网络及对华观念。将《北清事变》与中方材料齐观，可知日本对“西狩”各阶段有较多关注，对西狩期间政治动向有所把握，尤其对端王等排外官员关注颇多。报告也关注到“西狩”情报背后的信息网络及“西狩”情报的史料价值。最后郑泽民指出除外务省外，日本国立公文书馆、防卫省等机构尚有部分庚子事变及“西狩”的史料，有待进一步挖掘。

圆桌讨论

姜鸣：近代交涉史料要出的东西不少，对国外外交档案的翻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对重要时段的外文翻译工作非常必要。若将英国外交文件翻译几卷出来，对学术界有好处。日本、法国外交档案也很有价值，如中法战争中的法方电报非常宝贵，但我们的历史叙事并未参考法方资料，仍是在原先的叙事系统里。若将法方的文件和中方的电报在一起重新做，肯定能在学术上往前走一大步。或是重新影印重要的中外交涉文献，给专业学者提供方便也很有价值。

马忠文：青年学者一定要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结合起来，虽然资料整理在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不受待见，但培养一个成熟的学者，或从学术发展的本身而言，非常建议青年学者要花精力做这样的史料整理，这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很多助力。另外，《交涉史料丛刊》这套书尽量要做比较精致与比较小的主题。官方文书体量太大，选择一部分做会更有意义。大规模的外交史料由官方或国家社科基金做。

侯中军：有一批同仁在集中对外交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一个学科要获得推进，一定要有这样的基础性工作，这一点对我鼓励很大。另外，外交史同仁在关注哪些资料、有哪些进展，这些提示我们在未来几年哪些方向会有突破。我也有两个建议，其一如果可能，能否请相关领域学者集中对英语与日语外小语种史料的翻译与整理，如俄文、法文与德文。我们史学出身的学者对这方面史料的处理能力有所不足，如法国外交部也出版有专门的外交档案，中文学界对这套重要史料的利用很不充分。第二是能否集中于重大案例、重要节点与题材的精细史料整理与出版，这对学界将有帮助。

薛轶群：战前与战后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方针不同，战前文书全藏在外务省书库里，为了阐明日本立场、发出日本声音。战后，这方面的考虑较少。档案的编纂是比较费力的工作，外务省各课在编纂外交文书时的重点也会不同。我们在利用档案时要注意档案的形成过程与具有的特性，尤其是已刊档案选用的标准是什么很重要。日本人在对日本外交文书出版的介绍中，对这些档案的选择标准也都不太知道。因此原档对照外交文书的研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这对研究日本外交文书的形成过程很有意义。这样的工作会有新收获，但需要很多时间和更多学者的关注。

蒋海波：再过三周，我的单位——孙文纪念馆将举行辛亥革命研讨会，纪念馆既是博物馆也是一个小小的研究机构，每年会举办学术会议，也会出版纪念文集，欢迎大家关注。康有为、梁启超有不少活动都有华侨参与，华侨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大的保障。但康、梁在自己的著述中很少说这些日常生活。神户在中国近代史上就像舞台的后台一样，如孙中山、盛宣怀等在神户都有自己住宅，一旦国内风声不好就往神户跑，梳理与研究神户与近代中国的关联也是我的心愿。

李峻杰：我讲一些疑惑和问题，即我整理的刘式训史料因属稿本，为最大程度保留史料价值，能否直接影印？若体例与丛刊不符，能否中文全部点校，法文请相关人士扫描录入？

谭皓：我希望挖掘一些日方史料，如很多私人文献不见于档案，这些材料能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另外在篇幅上有困惑，我们出的丛刊每本字数要多少，若一个人物的史料不够，是否要补充其他人物史料？

刘洋：我从马老师的发言中收获很大。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整理的过程也是史学基本功的训练过程，在这基础上分析和利用史料做研究，可循序渐进的推进自己的学术进步。

胡文波（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对近代文献史料的出版很重视，影印文献不少，如《清代诗文集汇编》等。第一辑出版的十种文献获得了很大成功，也有很多操作上的经验，第二辑可以继承之：整理凡例要一以贯之，避免走弯路；前言的撰写需比较精深，突出丛刊的研究性。

乔颖从（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史料的选品与版权问题值得关注：今日报告的学者拟整理的史料版权没有什么问题，但需注文献的版本，如韩老师整理的《游学指南》三个版本的关系是什么，底本的选择有什么考虑，这些问题需注意。本辑史料的整理方式与上一辑相同：简体横排，点校整理，可以补充校勘记。若有注释，可以再讨论其专门的整理方式。整理时为表示史料的样态而选取不同字体时也需与编辑沟通。上海古籍社出版社拟推出本社出版史料的电子版数据库。

张晓川：史料整理时要多沟通。丛书推出很不容易，策划历经十年。大家一起整理史料一方面人多力量大，另一方面也会有好建议。宣传方面也需加大力度。每位整理者都是研究者，因此每一册都要坚持研究取向，要呈现出研究性前言，争取做到出版后研究者利用我们的史料时，都要在脚注里用到我们整理者的前言。另外，在分析史料作研究时很多都需要去“拼接”，各个学者整理的中外交涉史料互相之间有联系，很多史料是可以拼起来的，互相多交流。

徐家宁：在识读照片的过程中，档案文献非常重要。如第一辑的驻德档案钞，我此前一直没找到的好版本，恰好第一辑就整理出来了。若第二辑的整理有何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也将尽力而为。

费志杰：我在整理档案时确实感觉虽然在自己的题目上研究了很久，但若自己的工作和相关学者一起研究的话，能少走很多弯路，希望大家多交流。

裘陈江：期待指示更清楚一些，很多工作手头上作了一半不知下边如何继续。我整理工作做得多，但研究上稍少，整理工作与研究工作应相得益彰。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