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

题记

从50年代未开始，蔬菜生产经营管理实行“统购包销”政策，直到80年代，菜园子和菜篮子一直成为困扰全市上下的大事。“多不得，少不得，不多不少又难得”。

1984年，武汉市长吴官正[1]宣布武汉全面放开蔬菜市场。这是一项大胆而超前的改革，有人称这项改革为“触摸高压线”。

由此，武汉人从生产到流通，从农业到商业，从物价到产权，对蔬菜产销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从菜园子到菜篮子，放开生产经营，放开销售经营，最终建立起优质繁荣、安全稳定、及时高效的蔬菜生产销售体系，解决了困扰历届政府多年的民生问题，蔬菜改革使老百姓最终得到实惠。

三 蔬菜管理全面改革的成功 是历界政府不断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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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市民拎好“菜篮子”要继续抓好“菜园子”

《长江日报》1986.01.26

　　本报讯（记者雪原） 昨天，出席市产销工作会议的市政府领导指出：为了让市民拎好“菜篮子”，必须继续抓好“菜园子”。这是对去年我市蔬菜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今年如何搞好我市蔬菜产销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近两年来，为了解决市民“吃菜难”，我市认真执行了郊区以菜为主的方针，制定了“以工补菜”、减轻菜农税和渡过淡季为重点的品种保护价等措施。特别是蔬菜产销体制改革以来，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的灵活的经营体制，改变了过去在蔬菜问题上“财政花了钱，市民有意见”长期被动的局面。去年我市郊区上市蔬菜九亿二千多万斤，人平每天可吃到蔬菜三点六两，上市的品种中，早、鲜、嫩部分，由过去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上升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市“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面积达到十万零七千多亩，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领先地位。

　　但是，在蔬菜产销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如价格偏高，国营商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蔬菜生产防灾渡淡薄弱，菜地面积占用现象还比较严重等等。针对上述问题，出席会议的市领导同志提出了搞好今年蔬菜工作的新要求：

　　——抓好“菜园子”。除进一步巩固、补充、完善蔬菜产销体制外，要搞好蔬菜基地的建设，巩固近郊老菜地，扩建新菜地，逐步形成一个近郊、远郊、外埠三层次相结合的菜地布局。

　　——巩固“菜摊子”。国营菜场不仅不能转向，而且要发挥领导作用，参与市场调节，平抑物价；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多卖菜，卖好菜。同时，要提倡农民和城乡运销户进城卖菜，消费单位直接到田头地边挂钩购菜，商业部门也可将网点租赁给农民经营蔬菜。要在蔬菜流通领域里有个新的突破。

　　——让市民拎好“莱篮子”。要进一步加强市场价格管理，控制灾害时的蔬菜价格和年关、节日时的蔬菜价格，除少数新品种和细小品种允许小幅度上升外，骨干品种的价格应做到有所下降，全年的蔬菜价格总水平要稳定在去年的基础上。

陈元林先生回忆了他分管蔬菜那段时间的情况：

1987年市委定了叫我来管菜。当时王明权副市长是管商业的，管收割的菜，董绍简副市长是管农业的，管生产的菜。下面两大部门，一个商委，一个农委，商委是王明权管的，农委是董绍简管的，两头管理，矛盾很大，我夹在中间怎么样管？

后来赵宝江在全市开了一个大会，叫蔬菜采购大会，为了解决菜的问题，成立一个蔬菜领导小组，宣布由我当组长，宣布今后菜的问题全权交给我管，由我一支笔说了算。我来了之后，和他们两位副市长私人关系还可以，再加上我年龄比他们大一些，对我还比较尊重。我当组长，农委主任杜远威当副组长，商委主任吴玉梅当副组长，工商局、物价局、规划局，所有有关的局都当成员，成立了蔬菜领导小组。还有一个蔬菜办公室，就在万松园路。

我做的第一步，把原来属商委的蔬菜公司，划到蔬菜办来管。原来蔬菜办只管生产，以前叫蔬菜局，现在就把产和销连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把蔬菜办改成了蔬菜产销办公室，把产销连在一体了。

第二步，在市委支持之下，把蔬菜计划放开。大品种还是计划，先放小品种、早鲜嫩的菜，不容易计划的，什么小白菜、苋菜等这些菜，把它放开。允许早鲜嫩的价格高一点，质量也上去了。当时我们提的口号叫抓大放小，可以稳定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我把什么萝卜、白菜、冬瓜、南瓜之类大品种，几个骨干品种的价格管到、计划管到，保证菜场至少每天有两三个计划供应菜，便宜菜供应，这些菜价格大概一毛钱左右。我计划种植，计划收购，不管多少都收购，而且有补贴政策，这个就稳定了基本均衡。保证穷困群众有便宜菜吃，鲜嫩一点的菜卖贵一点，钱少不吃，钱多就去吃，至少不影响普通百姓生活。

第三步把市场放开，允许菜进来和出去。原来菜不让进出，我们就把城门打开。全国这么大的区域不一样，气候不一样。武汉的冬天在海南还是夏天，就可以通过交流来弥补地区的短缺。

1988年管菜以后，我到日本去考察了一次。当时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原以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没有计划。我看到日本的蔬菜计划比我们还强。它把全国分成14个产区，这个位置种番茄的全部是番茄，种黄瓜的全是黄瓜，集中优势种。种了之后通过中央批发市场，通过农协来进行交易调配，而且菜的质量相当好，发挥地理优势。你适合种大白菜就种大白菜，适合种番茄就种番茄。发挥各个不同的优势，通过市场的交换、交易，达到均衡。另外，我看它最基层的东西——农协。我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分散的，其实资本主义的农协比我们组织系统还强，日本基本经营农户的90%都参加农协。农协相当于代替了农村里面的供销社、信用社，给农民供应生产资料，还给农民提供贷款，提供收购，所以农民自己种的番茄，种完之后，到村子里面分门别类整理，小的淘汰下来，大的进行包装集中进去，以这种组织形式。和过去我们说的资本主义是无计划的、分散的完全不同，他们的计划比我们还强，组织非常有序，我们就应该学习这些模式，我们也要发展蔬菜协会搞这些东西。

第四步把菜的价格也放开，价格搞活。这样之后农民有积极性了，早鲜嫩的，像小白菜、韭菜，新鲜的早上市，尽管数量少，但价格高。我把14个老百姓需要的最基本的东西把它管住，老百姓怕贵了，市场怕物价哄抬，大萝卜、大白菜、大南瓜都是角把钱的菜，市场有5、6个品种保持着，基本群众生活不受影响，有钱的稍微吃好一点，这是一个逐步放开的改革过程。

许多改革都是在问题发生后，通过总结经验教训得到新的启示。

王明权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1987年11月份，一场大雪，那时没有大棚没有温室，领导们到东西湖去看，园子里的菜苔心都空了，菜苔大部分都冻死了，那样菜肯定就少了，快过年了，武汉人又喜欢吃菜菜苔，价格就贵了，上上下下的意见一大堆又来了。这件事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地还不够，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还不强。我们抓住流通体制改革，只是一个环节，只是一个方面，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变农村生产蔬菜的条件。你生产不行，放开怎么搞？当时人大还做了一个决定，要保护耕地，把东西湖变成我们的蔬菜基地。后来我们每一年财政，因为菜补贴没有了，几百万块钱，扶持农场搞蔬菜基地，精耕细作，生产的物质多了，才有保证。改革开始是从放开价格这一个点上突破，真正搞开了以后，还是要从生产的各个环节去思考，不仅是流通环节，还有一个生产的问题。生产环节不搞好，光流通东西是不够的。

随着城市化进程地不断推进，近郊区的菜园子却不断面临新的挑战。

陈元林回忆起那段改革时光：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菜地已经大量被征用了，武汉市的菜也变得紧张。包括后湖、洪山等那一带的地大量被征用了。当时我们就立了一个法规，叫《蔬菜菜地保护办法》，通过市人大立的一个地方法规，在全国是第一个。

在法规的规定下，凡涉及到开发综合菜地的，要给一笔新菜地开发补偿费，按照征用土地的总价格，百分之几还是千分之几征收。当时开发没有这么凶，但是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菜地征用现象，武汉菜地不够用了。有一些菜，特别是早鲜嫩的菜，像苋菜、小白菜，都必须要当地就近生产，不可能长途运输。通过地方立法，就开征了一笔蔬菜基地建设基金，由规划局负责征收，凡是征地的必须收这个钱，这笔钱就给武汉市政府用于建设新的蔬菜基地。

当时赵宝江把它收上去，这一笔钱一年都几千万，是很大一笔钱。有了这一笔钱的基础，才有新洲阳逻、江夏范湖、黄陂五湖农场一带的粮棉地，后来发展为蔬菜基地。包括东西湖，东西湖原来农场是种棉花的，我把它改成了种蔬菜，因为冲积平原，带沙土地的种菜比较好，像河渠的黄泥巴地就不行，土地比较结。我们又沿着汉江这一片地带，把新洲、慈惠建成了蔬菜基地，沿长江这边的范湖、汉南、双流那边都开发了蔬菜基地。每年开发好几万亩蔬菜基地，菜地是最基本的东西，没有菜园子哪来的菜篮子？当时我们的观点，首先要有菜园子，建设菜园子，才能抓好菜篮子，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概念了。

我们在全国率先提这个方法，建立一个个蔬菜基地，凡是征用了菜地，就必须支付一笔新菜地开发建设费，每年通过这个钱再来计划、规划武汉菜地，原来黄陂、江夏、汉南都没有蔬菜，把他们发展起来了，让他们也富裕了。原来菜办很穷，有了这个手段之后，就很有钱了，蔬菜基地办得就比较快。我们把近郊慢慢地发展出来，就尝试逐步地基地外移。后来不光是基地建设，通过科技发展大棚、遮阳棚采取补贴政策。手里有钱就好办了，农民发展大棚，一亩补贴一半，原来蔬菜是很可怜的行业，慢慢地搞得兴旺起来了。

关于规划的菜园子，再延伸一下，像汉南比较远，土地比较差，适合大路菜，大萝卜、大冬瓜之类。双沟这个地方沙土比较好，比较适合种细蔬菜。凡是计划的菜，第一有补贴政策，第二保证收购，每年安排的计划，万一市场上丰收，比如萝卜原计划收3000斤，丰收可以达到，但有时候碰到灾害就没有。以前汉南萝卜卖不掉，拖到市政府来闹事，我说不需要闹，定了这一亩地要产3000斤，如果丰收了怎么办？我把钱，就地拉回去，按多少补钱你就完了，他有用途，农民腌萝卜干也行，给猪吃也好，收割3000斤，多的收不了，你按5000斤补钱，农民也高兴。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行渐明的过程中。

王明权先生回忆道：

1986年，副总理田纪云当时召集在杭州刘庄（音）开会，5个城市的蔬菜体制改革调研，当时有广州、武汉、上海、南京，还有哪一个城市不记得了。田纪云亲自在那里，还有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省长，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会议。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去过刘庄（音），我们当时坐飞机到上海，12点才到，一个破桑塔纳把我们接出上海机场去直接往杭州开，开了几个小时到杭州，刘庄在哪里都不知道，猜想说刘庄这个地方肯定有武警站岗，找武警站岗的人问一下，问了一个站岗的，站岗的人说这个就是的。我们进去了之后一看5点了，田纪云亲自主持安排。田纪云同志就说，小王你来了，那你先讲，我当时就讲了武汉市蔬菜改革的措施办法和实效，当然也讲了问题，这个改革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你说想改一下就能全改好了，那个时候内部体制上有不顺的矛盾，就带来了新的问题。与会的代表听了我的发言都觉得确实不错。

回来我就跟领导汇报过说，中央的领导都肯定武汉的做法，上面也还是比较支持的。这样，我们回头又针对新的问题不断进行了突破。任何改革在过程当中，都有很多不平静的事情，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这个路才能走得通，如果一遇到问题走回头路，这个路子就走不下去了。我们先是两通突破，然后敞开武汉三镇的大门，真正最决定效率的是蔬菜，把这放开以后，四面八方的资源都汇聚到了武汉。水往低处走，价往高处流，价格高了菜就多了，菜一多了价就降了，这个东西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价格稍微涨一点，还能接受。所以老百姓在改革中得到实惠，他也支持改革。

从计划年代的价格统一到改革年代的随行就市，群众和媒体的理解支持也是慢慢形成。

陈元林先生说：

我记得当时长江日报的记者叶翠华天天写文章，今天菜多了卖不出去，拖到市政府围着，马上报道菜农叫苦不迭。明天下雪没得菜了，菜价涨，她又发表一篇文章，大雪纷纷下，菜价往上爬，很影响市民。

那时候我在市政府当秘书长，人大经常咨询菜，我就要去谈。有一次下很大的雪，我请人大的各位主任、委员、常委一起到新洲去看菜。我们走到半路上，一对夫妻顶风冒雪，穿着雨衣，踩着三轮车，在雪地里收菜。我们就问，下这么大的雪，别人都在屋里，你们怎么出来呢？他说生活没得办法，不卖怎么办，菜不是冻坏了，我从雪里面扒出来，拖到城里去，可以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价钱。我就问人大的这些委员，如果菜苔昨天是1毛钱一斤，今天还是1毛钱一斤，这个农民会不会下雪天，从屋里面顶风冒雪来给我们卖这个呢？他冒着大雪从雪地里把菜扒出来，还踩着三轮车送到汉口去，你不允许他卖一个高价，他图的什么呢？如果你不允许他卖高价，城里人连这一点菜都没得了。这个亲眼看到的事例使人大委员们转变了观点。

武汉的蔬菜放开得到全国的肯定，全国来学武汉，全国当时放开的地方并不多，武汉的菜搞得还蛮红火，全国的形势也越来越好，外来菜越来越多。允许外地菜进来，也允许汉口的菜出去，发挥各地区优势。武汉每年到春节，东北的人很多排长队抢我们的四季豆。这就是顺应自然规律，这样慢慢地做三四年就管顺了。

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我们从买全国卖全国走向世界。

谢培栋先生讲述道：

蔬菜放开后是水产放开，最有名的是大东门的水产品市场，当年大东门水产市场放开很有名，活的乌龟、王八都能够买到，各种鱼类都是新鲜的、活蹦乱跳，老百姓很高兴，以前哪里有过？虽然是价钱贵一点，但是可以吃个新鲜的，渔民也赚到钱了，老百姓可以吃到鲜活的产品也高兴，这样就把市场搞活了。

有一年，我们在惠济菜场蹲点的时候就提到，能不能做到净菜进城，洗干净了弄好，没有泥巴，干干净净进到城里来。有人建议那就要做一些塑料筐子，把净菜都整理好码好，送到城里来。当时我还念了一句顺口溜，最后两句是“净菜进城日，何时送弥陀”。现在看来当年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

随着市场越来越放开，我们现在吃的蔬菜不仅是武汉的，不仅是湖北的，是吃全国的，很多都是海南岛来的反季节蔬菜，后来流通搞开了以后，叫做买全国、卖全国，我们要的东西可以在全国购买，可以在全国去买进来，然后把武汉的产品卖到全国去。当然，现在已经开放到全世界了，好多东西都是进出口商品，在全世界范围买进来、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