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档案馆 彭晓亮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经理陈穆
《中国人民银行沪行成立》，《银行周报》第33卷第22-23期，1949年6月6日出版
《沪人民银行委托五银行代理汇兑业务》
周作民致张铁生函稿
周作民致张铁生函稿
南汉宸
胡景澐
陈穆（1910-1996）是江苏南京人，毕业于中央大学，曾任华中银行行长、北海银行行长，时任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兼上海分行行长。曾凌时任人民银行总行设计计划处处长、中国金融学会秘书长。指派京沪两大金融干将担任金城银行董事，可见人民银行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14日，周作民在接到南汉宸和胡景澐复函后，当即召集金城银行董事会议，作出陈穆、曾凌任常务董事的决议，他本人则正式当选董事长，并迅即于翌日以董事会名义致函金城银行总行告知结果。（上海市档案馆藏金城银行档案，档号Q264-1-250）
董京字第元号
迳启者。兹承人民银行总行指派陈穆、曾凌两先生为本行董事，并经本会于八月十四日议决，何淬廉先生因早出国，曾函请辞，又曹董事当然退职，又钱董事长曾函请辞常董职，王董事轶陶亦请辞常董职，公推陈董事穆、曾董事凌为常务董事。相应节略案由备函奉达，即希查洽并转所属行处为荷。
此致
总行
金城银行董事会启
一九五〇、八、十五
原本打算请人民银行派常务董事和董事各一人，在接到答复后，却将陈、曾二人皆任为常务董事，颇能看出周作民与金城银行决策层争取早日公私合营的决心。
早在回归大陆之前的1949年冬1950年春，周作民就表达出对新中国金融事业和金城银行前景所抱的热切期盼，正如他在1950年8月28日董事会发言时回顾的：“以全国解放，人民政府对于经济金融有主义、有政策，同人向从事金融企业，值此新时代，宜如何集合力量，配合政府政策，为人民服务”，并与张嘉璈、卢作孚起草了详细的实施办法，“旨在遵守法令，配合政策，于人民银行领导之下，集合人力、资力，协助生产，繁荣经济”，还表示“将来政府认为适当阶段，事业悉应贡献国家”。（1950年8月28日金城银行董事会在京议事录，《金城银行史料》，第963页）1951年2月10日，周作民在题为《为改造本行争取基本好转而奋斗——春节告全行同仁书》中表达地更为明确：“只有改造自己，强化自己，使自己够得上编入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成员，才是唯一的道路。……赶快向人民银行看齐，应是要紧的步骤。必须在精神上实践上向人民银行看齐，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观点。”（1951年2月10日《为改造本行争取基本好转而奋斗——春节告全行同仁书》，见《周作民日记书信集》，文字版第269页）
周作民与金城银行决策管理层在1949年上海解放后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审时度势，顺应潮流，积极向中国人民银行靠拢，主动接受新政府和人民银行领导，争取人民银行的帮助，踊跃参加公私合营。究其初衷，一是为渡过现实的难关，致力于该行的经营好转；二则表现出银行家对新社会制度的向往和爱国襟怀，从而体现他们的价值观、责任感与社会抱负。正如周作民所指出的，在人民银行指派公股董事加入之后，“金城银行是公私合营性质的企业，纵使公营的成份还比较低微，但资本的运用应是彻底社会性的，其运用的利益自属人民全体。”（1951年2月10日《为改造本行争取基本好转而奋斗——春节告全行同仁书》，见《周作民日记书信集》，文字版第269页）而从作为国家银行的人民银行角度而言，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需要立足大局，为建立稳定有序的新金融制度，从而对私营银钱业进行严格管理和有效疏导，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为社会生产服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国力，服务人民，是其终极目标。正如南汉宸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强调的：“应团结私营金融业全体从业人员，共同为配合完成巩固国防，稳定市场，重点建设的任务而努力”。（《南行长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中国金融》1950年第3期）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特定阶段国家银行与私营银行关系的一个缩影。
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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