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的古时的名称(中国古代的城市名称现在叫什么)

唐罗城图

众所周知，有关古代福建地区的史料在宋元之前少之又少，像中原、江南，乃至于广东地区的相关史料的在魏晋以前都有了不少的积淀。从东晋南朝开始，当时一些政府官员才开始专门记录福建地区的史料，比如南齐时萧子开编写的《建安记》，又如唐代福建本地人林谞编写的《闽中记》。

《三山志》在后代通常冠以“淳熙”二字，合称《中国淳熙三山志》城市。淳熙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使用的最后中国一个年号（1174—1189年）。福建共有三种南宋地志留到了今天，而《三山志》是其中年代最早的一本，也是今天我们能够使用的最早和最完整的福建地志。

到明代，人们改称是书为《三山志》，明代《千顷堂书目》记“《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梁克家”，又清《皕宋楼藏书志》记“《三山志》四十二卷钞本，宋梁克家撰”，清人修《四库全书》亦称为《淳熙三古代山志》，共四十二卷。到目前为止，关于《三山志》（《长乐志》）何以名称不同的原因，名称仍然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分析。不过，经由不少学者的辨析和使用《三山志》，我们还是能够确定是书的宋代出身。

福州曾经在唐代一度改称为长乐郡，更为知名的是其别称“三山”。从书籍的名称不难看出，《三山志》是一本专门记录宋代福州地区的史籍，包含了当时福州下辖的闽县、侯官、怀安、长乐、福清、永福、连江、罗源、长溪、古田、宁德等县，又以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为条目，内容广博而又详细。

淳熙时现在代的福州不再是唐以前的蛮荒之地，而被称为东南巨镇，南宋福建一路的税收抵全境大半，如此重要的城市却没有一本完善的名称地志，所谓“兴废增改率非其故矣，缺不书者十九”。故此当时任职福州的梁克家想着编纂一本书专门来介绍福州城。

根据《三山志》的序言，梁克家“约诸里居与任于此者相与纂集，讨寻断简，援拘公牍，采诸老长所传，得诸闾里所记”。在梁克家所约的“里居”和“任此者”中，陈傅良承担了《三山志》主要的编纂工作。有趣的是，提议编写《三山志》的梁克家和主要编写人陈傅良竟然都不是福州人。

梁克家是南宋泉州人，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古代（1160年）进士第一名，出道不到十年就在宋孝宗的手下“兼参政知事”，简单来说就是当时的副宰相，之后更是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自淳熙六年至九年（1179—1182年）任职福州。就在梁克家到任福州的淳熙六年，温州人陈傅良也“出通判福州”。陈傅良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干将之一，元人做《宋史》将其归入《儒林传》，称他“文擅当世”。

梁克家与陈傅良彼此颇为信任，《宋史》载：“丞相梁克家领帅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义。”第一本福州地志就在两位外地人手中开始成形。说句题外话，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往往外地人做的反倒要比本土人好。“外地”的身份带来了一个局外人的立场，会对本土居民熟视无睹的情与物有浓厚的兴趣，而又不会像本土居民编写地志一样陷入无边的虚美之中。

因此，《三山志》不仅有陈傅良与梁克家的文笔保证，同时这两位的“外地现在”身份保证了《三山志》“主于记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之”。这段出自《四库全书总目提古时要》的评价是四库馆阁臣对比《三山志》与后世编纂的福建地志之后得出的。

以今日的学术观点来看，一本地方志最要命的问题就是无限地夸赞本土的人物名胜，不核实史料的真实性就加以引用，甚至歪曲和篡改史料。《三山古时志》内对许多当时不符合事实叫的福州人物、名胜的夸赞就已做了史料辨析，用今天的话说，《三山志》比较严谨地遵守了史学规范。

除了编者文笔与态度之外，《三山志》本身广博的内容更是其不可不读的原因。举例来说，五代闽国是福州城市建设中的关键性阶段，自从晋朝改筑子城以后近六百年间，福州城未曾有过扩建，而闽国一口气修了罗城、梁夹城（包括南夹城和北夹城），与同期修建的宫殿、港口、河沟等工程奠定了福州的城市格局，宋明重修福州城都是在闽国的基础上扩充或者收束的。

但是，如此重城市大的城市营建，在新旧《五代史》和碑刻中只有零星的记录，如果没有《三山志》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键性的材料，这场营建的细节和营建后的样貌便很难复原，又由于梁克家在编纂《三山志》时尚能见到更早的文献或者碑刻，摘抄了其中不少的什么材料，更早的城市信息得以保存，比如《叫三山志》在《府廨》一卷下引用了唐代修建福州城北门和天王堂的的碑刻文献。

《三山志》还能为我们解答许多现在福州城市地名、道路、市集的由来。如福州的西洪路连接着今天的西门兜什么与二环路，熟悉西门一带的老福州人都知道，西洪路曾经白天是菜贩们的聚集地，晚上则是热闹的夜市。有意思的是，这些集市只分布在西洪路靠近西门一带，即便在西洪路拓宽以及靠二环路居民区兴起后，商家摆摊还是喜欢堆在西门一侧，无论远近的居民也很自然地到西门一侧买东西。这一现象“违背”了一般的经济规律，它更像是一种长时间养成的习惯。

果然，我们能在《三山志》里找到“西门外草市”的记载，同样在《三山志》里我们又能够发现西门驿路是宋时福州通往省外的关键道路，设有兵营和驿铺，周围多有农庄。在南宋，由于西门驿路的影响，以及周边农户的需求，西门外便已经形成集市，周边居民自此皆聚积于西门周边进行交易，即便现代西洪路的居民区几经更易，而集市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