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工商局黄(厦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我犯罪的过程

2017年4月28日，站在法庭被告人席上的原厦门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和平，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

缺席廉政教育

1994年5月，43岁的副师级军转干部王和平被任命为原厦门市工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他角色转变快，工作作风大胆泼辣，4年后即被提拔为市工商局局长，成为副厅级领导干部。一位了解内情的办案人员介绍说:“他转业起点高，仕途顺利，基本没有遇到过阻力。”

反思自己的蜕变过程，王和平沉痛地说:“理想信念发生了偏差，把廉政教育当成了‘包袱’，经常以工作忙、会议多为由，不参加局里组织的廉政教育，没有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思想也容易被腐蚀……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对成绩自我夸奖，对问题不痛不痒，不敢批评别人，也没有其他同志批评自己，讲大话空话多，缺少了同志间的相互监督，成了‘一言堂’。”

游某就是抓住了王和平爱听好话的软肋。在龙岩工作的游某因长期和爱人两地分居，一直想来厦门与爱人团聚，可苦于调动无门。2003年的一天，游某通过关系找到王和平，竭尽奉承之能事，说得王和平飘飘然，当场答应帮忙。人事工作有严格的程序和纪律要求，但王和平说一不二，没人敢反对。几个月之后，游某顺利调入原厦门市工商局下属的某事业单位。游某因此对王和平感恩戴德，2004年的一天，得知王父因病住院，连忙赶去探望，并在病房送给他2万美元。王和平顺手收下了。这是王和平第一次利用职权帮助他人调动工作并收取“感谢费”，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觉得这是游某对他的“尊重”。

送礼金的除了他业务范围内的关系企业，还有工商系统的下属。

王和平对此不是不知道:“有一段时间逢年过节下级都会到机关拜年送购物卡和红包，自己也收了下级和企业的礼金，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如果自己敢于自我剖析也要求党组一班人立下规矩、定出措施，不能收受购物卡和礼金，从我做起，从小事、点滴的问题抓起，自己和一些下属也不至于会违法犯罪。”

在“哥们”面前，王和平早将组织纪律抛到了九霄云外。陈某达在一次打乒乓球时告诉王和平，他想承接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王和平表示这个项目由工商局下属的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负责，需找市场服务中心谈。此后，王和平亲自出面与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协调，帮助“哥们”陈某达运作。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原主任刘某方在笔录中说:“我开始主持中心工作时，我记得在王和平办公室，我向王和平汇报工作时，他指示我要和陈某达合作。”刘某方说，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是市工商局主导的项目，王和平是顶头上司，对上司交代的事他只好照办。

与王和平关系密切的还有“外甥”陈某德。陈某德早期在农业银行工作，2002年左右，陈某德通过王和平的“铁哥们”、自己的亲舅舅认识了王和平，牌桌上一来二去直接改称“老舅”。“外甥”的殷勤，王和平看在眼里，“哥们”的交代更是记在心中。2002年左右，陈某德找到王和平，希望“老舅”能帮忙拉工商系统的存款。后来在王和平的协调下，市工商局的基本账户设在了陈某德所在的银行网点。“我不仅工作业绩突飞猛进，也很快得到了农行领导的器重。”陈某德自然不忘感恩，从2003年开始，每逢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总会给王和平送红包，持续时间长达十余年。2005年，陈某德想与工商局下属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合作成立厦门实用汽车公司，求助于王和平，王和平后来交代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原主任刘某方等人帮助陈某德。2011年，陈某德看上了广告行业的可观利润，成立了传媒公司，主要经营户外广告。王和平作为工商局局长，对户外广告的审批、管理自然有发言权。“老王很支持我，在户外广告的设立、审批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多次交代广告处的相关负责人和局分管领导。”陈某德说。王和平不仅帮助陈某德协调工商局广告处的关系，还常介绍一些客户给陈某德认识。在王和平的关照下，陈某德的传媒公司业务发展得很顺利。为了感谢王和平，陈某德不仅在重大节日“孝敬”，还为王和平支付了数十万元装修石材款，并长期帮助王和平打理数百万元资金，为王和平赚取可观的利息收入。

以为能安全退休

王和平退休前后，“外甥”陈某德不仅经常陪着王和平出国打高尔夫球，帮助支付部分差旅费，还邀请王和平入股他的传媒公司继续发挥“余热”，王和平爽快地答应了。此后王和平以他女儿的名义入股陈某德的传媒公司。

2012年初，王和平有一次和陈某德及广告企业主苏某、陈某盛等4人在某酒店吃饭。“王和平提出退休了没车用，想买一辆奥迪A6。”几名广告企业主提议，大家一人出20万元厦门市给王和平买车，直接将钱转到陈某德的传媒公司，由陈某德具体操办。2012年8月，陈某德告诉王和平，苏某和陈某盛的40万元已经到账，王和平回复“你取40万给我就好了，他们比较抠，让他们出点钱”。

2012年左右，王和平参观完曾通过他承接江头农贸市场改造项目的陈某达等人开发的某别墅项目后，希望陈某达能折价销售别墅。陈某达找其他股东商量后觉得不合适，向王和平回话说:“别墅如果优惠太多对不起其他股东，优惠太少又对不起你，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关系不错，人多嘴杂对你也不好。”委黄婉拒绝王和平的同时，陈某达表示会送给王和平50万元作为补偿，让王和平去别处买房子。听完陈某达的解释后，王和平高兴地说:“还是你考虑事情周到。”几天后，陈某达将50万元装在两个蓝色袋子中送给王和平。2013年，王和平已经退休，但还以赞助红盾高尔夫球协会的名义，让陈某达和林某赞助协会十余万元。其实，该协会已经解散，所谓的“赞助费”自然进了王和平的私人腰包。

细化制度局长规定 监督“一把手”

细细分析包括王和平贪腐案在内的“一把手”腐败案件，不工商行政管理局难发现这些“一把手”位高权重，并不需要自己事事亲力亲为，而只要向下属打个招呼，很多事便水到渠成。也正是这个原因，一些行贿人只需打通“一把手”这个关口，其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行贿成本大大降低。

“一把手”打招呼缘何能够轻易办成事？

刚性制度的缺失是重要原因。王和平在自述材料中说，厦门市工商局长期以来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不工商行政管理局具体、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局长负责全面工作，其他领导各管一块，但哪些重大事项该上党组会或局务会讨论决定没有明确规定。因为这个原因，一些本该集体讨论的事项个人就能决定，造成个人权力过大还不受约束。一位办理厦门市工商系统系列案件的办案人员分析说:“工商系统不少人都因为广告审批出事，由于当时广告审批制度缺乏刚性的规定，导致涉案人员操作空间较大。”这位办案人员说，涉案的工商系统干部在落实具体的广告制度时，没有制定和宣传相应的细则，而是依据大而空的“文件精神”来指导广告商，由于标准不够统一和透明，缺乏可操作性强的参照样本，手握审批权的涉案人员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志，随意否定相关申请或提出一些费时费力的修改意见。也正是因为缺乏刚性的制工商局度约束，王和平等涉案的工商局领导才能轻易给广告处的处长、副处长打招呼，帮助广告商完成请托而没有顾忌。

制度被权力绑架是另一原因。一些“一把手”能力强、威信高，久而久之将权力凌驾于制度之上，权力不断强化之后，即使是很好的制度也难以落实。对“一把手”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人工商局都心知肚明，可都选择了沉默，放弃了监督权。就如原厦门市工商局广局长告处副处长冯某生提到王和平时所说:“随着他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对他的监督基本无法落实，他的问题局党组成员都是知道的，但在开民主生活会时没有人敢提。”集体沉默让严肃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成了谈笑风生的“拉呱”会，让本可以通过“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解决的“第一形态”问题被掩盖、拖延、放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干部提出普遍性的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更严黄的标准，进行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当前，监督“一把手”仍需细化制度规定，强抓制度落实，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将各项工作流程公开晒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畅通举报渠道；要强化执纪问责，及时通报典型案件，形成强有力的威慑，让“一把手”不敢打招呼、不能打招呼、不想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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