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肖/整理
《杜凤治日记》
邱捷教授
《杜凤治稽查日记》书影
讲座现场
对谈
刘志伟：《杜凤治日记》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收藏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我系很多前辈和同仁也一直东莞市都东莞市有所了解和接触。但接触过的人都知道，要完整仔细地阅读，是相当困难的，整理出来，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邱老师花了十几年将它整理出版，令学界可以方便地利用做研究，我由衷地敬佩。
《杜凤治日记》的价值，当然是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历史记录，我想强调的它的价值是可以把读者带进活生生的历史现场。这是一个真正的普通人的故事，不管他做官还是做什么，日记所呈现的就是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经历。这是我的感受，所以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杜凤治日记》不能仅仅看做记录一般事实的史料，对于岭南文化研究而言，更是重现旧日历史的一幅真实图景。时下关于岭南文化的认识，有很多形式化的标签式概念，从杜凤治日记中，可以把我们带入很多标签背后的活生生的人情世态，走出标签制造出来的误区。
关于《日记》里面的很多具体内容，邱老师已经谈了很多，他的书中更有详细的讨论，我没有什么资格评论。这里只想就邱老师一再提到的在《日记》中网络大量关于乡村赋税征收的记事的制度性背景做一点介绍。
正如邱老师介绍的，杜凤治在日记中大量记录了他下乡征粮的经官网历，他到乡下去催征钱粮打交道的有书吏、粮差、殷丁、绅士、花户，遇到过很多匪夷所思的经历，催粮的方式也五花八门。这些记事，让人清楚感觉到，其实州县以下的社会，并不是如一般的制度规定那样，有一套整齐的基层组织，不管是保甲还是里甲，其实在州县权力运作中，都不是直接的基层权力主体。征收钱粮，是国家权力在乡村存在的主要体现，但是州县官员到乡下去，并没有依靠保甲系统，也不是直接把里甲（图甲）直接作为征收组织。然而，从杜凤治在香脆催证的方式，我们可以看清楚又明代里甲系统转型变质形成的图甲系统，其实是一个税收和纳税人的登记稽查系统，它本身不是一种社会组织，不具备组织性的运作功能。图甲登记的户，是一个税粮的登记单位，在一个户下，可以登记多个纳税主体承担的赋税责任。在这个平台中，粮差、图差、殷丁才可以掌握征税权，因为他们掌握着图甲中每个户下的真正的纳税人。实际运作中，粮户在应付图甲系统登记的税额中玩弄种种手法去应付官府催征，而州县官员主官网要依靠粮差、图差、殷丁去对付粮户。我们从清代制度中看到了自封投柜的征税方式，并不如一般想象那样运作，是充满着种种的冲突交易的博弈，《杜凤治日记》中大量生动的记录让我们看到了基于图甲系统的征税机制。尤其是乡村中各种应付征税的公产或包税角色，在这个系统的运作中发挥的作用，在《日记》中也有清楚的记录。
邱捷：其实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很长时间内并不是很规范，官员不一定是坏人，他也是个普通人。把人命关天的事给他处理，有时候会感到厌倦，这时候看到犯人不顺眼就杀掉了。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有个老父亲，尽管罪很大，但也值得同情。
徐忠明、杜金写了一本书《谁是真凶》，里边讨论了杜凤治日记中记载的案例，这个案例反映了刑部档案与案情真实情况的差异。作者发现在日记所记的案情与刑部档案是不吻合的，凶手把自己老婆杀了，还想冤枉别人，赖掉债务，说人家把他老婆杀死，其实这个情节极其恶劣，在今天绝对判处死刑，按照大清律例也是可不原谅，但是杜凤治还是给他脱了罪，凶手说他堂兄弟教唆自己杀老婆赖债，结果杜凤治就把凶手的堂兄弟关死了。这个案件里杜凤治是怎么考虑的，日记没太展开写。但是我猜想，老公杀老婆，杜凤治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惩罚，但不一定要判死刑立即执行，但是多次煽动人家杀老婆更不能原谅，所以把凶手的堂兄弟关死了。
《杜凤治日记》中还讲过一个小案例，很多地方过节烧鞭炮要抢头炮，抢头炮打架，把人打死了。公开打死了人不能不上报，但杜凤治在上报文书把抢头炮打死人改为追债纠纷打死人。为何要这样改？我们只能猜，本来追债打死人岂不是更严重大队？抢炮竹打架还可以说无意，但追债就不是了。我想来想去，觉得很可能是为了对付刑部的。因为抢头炮不是全国都有这种风俗，刑部的书吏，凡是他看不明白，或者是找到毛病的，就要挑剔勒索你。什么叫抢头炮？我没听过。刑部堂官说这不行，你必须要改，改就涉及到要花钱贿赂。
《杜凤治日记》中提到广东省一年要交3000两秋审费，所有的死刑案件到秋天就会去北京送审，名义上先由三法司——刑部、监察院、大理石会同，把所有案件重审，提出处理方案，最后交由皇上勾红。但在那个时期，基本都是由大臣代勾，但实稽查际上是皇上才有判人死刑的权力。广东一年进入秋审程序的才十几个人，而杜凤治讲每一个月他要去现在的珠光路一带监斩杀头数以百计，为什么？因为晚网络清广东大多数的死刑不是经过刑部，而是实行所谓“就地正法”（主要适用于盗劫等大队重大犯罪）这个简易办法，把杀人权下放给督抚，督抚就下放给下面的官员。当官的为什么愿意用就地正法而不愿意走正常程序？很明显就是荷包问题。十几个秋审的死刑案件就要送给刑部3000两，而就地正法不用花钱，即使杀错人有什么关系？
今天，全世界都非常重视民命，但是在以前可并非如此，工商局中国一直到清代都不怎么重视。杀十几个甚至数百个老百姓对官员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使杀错了，也要看错到什么地步，完全冤枉的良民他们会觉得有压力，至于有些为非作歹行为的人杀错就杀错了。当时的条件不足以把大部分案件都搞清楚，那些衙役办案就是捞钱的机会，捞完钱不会有后果。抓到了人，这个人绝对冤枉，或者背后有后台就不敢乱来，假如是穷人，没有什么后台，平时又有点为非作歹，所谓有民愤的，就是就地正法的最好人选。而且他们有一个观念，杀人可以震慑。本来想为非作歹的人，看见有人犯法杀头了，就会害怕。所以一年广东应该就地正法的肯定不少于几千人，和平时期是这样，战乱时期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很多档案与现工商行政管理局实的距离就是这样，我觉得研究历史，常识不能代替学问，但学问不能违背常识，有时候从常识出发讨论学问会有所发现。我举个例子，近些时网络常有文章说，汉朝时期几千个人出一个官，清朝时期几百人出一个官，当下的中国十几个人出一个官，所以古代的官比现在少得多。清朝的时候，没有电脑、手机、汽车，不可能人人骑马，几个官员和编制内的书吏衙役不可能对基层进行有效管理，所以，实际上民众供养的人要比典籍记载得多得多。
其实研究岭南文化也好，研究其他历史问题也好，都要广泛收集材料，仔细琢磨要怎么解读。用常识来看待，以平常心来研究，实事求是，有什么材料，一个一个解读，不可以没工商局有材料就随便讲。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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