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高华：改革者也是思想者

2018年10月20日，谢高华参加义乌小商品市场旧址公园揭幕仪式。王建明 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左）到医院看望病中的谢高华。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中）在谢高华家中采访。邹跃华 摄

谢高华爱好书法，退休后经常义务为群众写春联。图为谢高华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寄语。记者刘荒 摄

谢高华书记。王建明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刘荒)10月23日下午，“改革先锋”、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同志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的浙江医院去世。2018年12月，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关于谢高华的独家报道——《谢高华：改革者也是思想者》，挖掘了通往义乌市场奇迹的“临门一脚”背后深水潜流的思想交锋，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谢高华同志作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谢高华身材瘦削,相貌平常,烟不离手。

与闻名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相比,听说过谢高华这个名字的人,恐怕连个零头都不够。这位当年冒险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县委书记,主政义乌仅两年零八个月,却被当地民间一直感念至今。

历史总是以惊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谢高华入选党中央拟表彰100名改革开放杰出对象名单；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纸调令将他调离义乌。

这个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国家最高荣誉,首次从国家层面肯定他“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树立了榜样”。

几个月前,88岁的谢高华在衢州寓所,接受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的专访。按照谢老的起居习惯,专访从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到夜里12点半结束。除了晚饭时间外,连续9个小时的交谈,这位耄耋老人竟毫无倦容,令人惊异。

谢高华不仅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还是一个会讲故事的高手——他把那些亲历的重要事件,用对话和场景串联起来,不动声色地融入自己的讲述之中。

一切改变都是从观念开始的。以整顿市场的名义开放市场,靠市场机制的力量疏通关卡,用定额征税的策略兴商建县,义乌市场早期独特的发展之路有着深刻的国情印记,也彰显出改革者谢高华的使命担当与远见卓识。

与其过度聚焦于那些早已标签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着深藏于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脉络,追寻激励改革者砥砺前行的观念更新历程。这些通往义乌市场奇迹的“临门一脚”,更多源于深水潜流的思想交锋,而不是由表面压力汇聚而成的机缘巧合。

谢高华一口夹杂着北方口音的衢州土话,连本地人都很难听懂。幸亏衢江区委宣传部请来同行邹跃华帮忙“翻译”,采访才得以顺利完成。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那些傻事不能再干了。”在回宾馆的路上,记者脑海里浮现最多的,就是这句当时居然听懂了的衢州土话。

于是,便有了改革者也是思想者这个更有张力的主题。

(小标题)“一把刀”杀猪,生人骨头熟人肉

1949年5月6日,衢州城宣告解放。这个穷人翻身的日子,对12岁开始当长工的谢高华至关重要。时隔这么多年,他还清晰记得这一天。那年,他刚好18岁。

“根红苗正”的谢高华一路进步,从老家横路乡贺邵溪村农协委员,升任为杜泽镇团委书记,后来又被选为地方干部“苗子”,送到省委党校脱产培养。当时,区级党政机关以上领导岗位,全部由南下转业干部担任,亟须培养地方干部队伍。

1956年,谢高华任衢县杜泽区委书记,一干就是10年。这位深信“农民的儿子就要为农民办事”的基层官员,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开始了独立思考的思想历程。

“大跃进”时期,各地粮食产量都在“放卫星”。衢县一位副县长坐镇杜泽区,要求搞百亩高产田,任务不落实,工作组就不走。为了达到高产目标,区里派人到外地学习取经,最后勉强搞了10亩样板田。

他们参照外地典型的经验,有样学样,用高度密植的方式栽种稻谷。由于庄稼密不透风,只能用鼓风机来通风,甚至还要给稻谷做理发、洗澡等特别护理。几个月折腾下来,竟连一斤稻谷都没打出来。

“关键是去参观的人没有告诉我,人家是稻谷熟了才栽到一块儿的,小孩子当然可以坐到上面玩耍了!”谢高华不堪回首的一句话,揭开了那张全国闻名的高产丰收景象新闻照片的谜底。其实,当年参观者不可能知道这个“关键”。

遇事喜欢动脑子琢磨的谢高华,开始思索这种荒诞的闹剧为什么会上演,并暗下决心:“这种劳民伤财的傻事,以后不能再干了。”后来曾有人说,谢高华当年执行上级政策很坚决,大炼钢铁时也很坚决,但后来就开始有自己的一套了。

为了解决群众没有饭、菜、油、豆腐和猪肉吃的问题,谢高华决定自己下去蹲点,而且一蹲就是五年。当时省里号召集体养猪,规定一头猪只给80斤饲料,大队和生产队都养不好。他就组织党员带头养,自己也在家里养,可照样还是养不好。

“这个猪要拉出来杀的时候,瘦的比狗还跑得快!”谢高华觉得这个政策行不通,悄悄改了个办法:把生产队的小猪买来,分户给老百姓私养。还出台新的激励政策,如多1斤分量给3斤粮食,一石肥料换两斤粮食,农民养猪积极性一下子高涨起来。

当时,这个“私”字是不能出现的。谢高华他们商量了好几天,最后起了个“公有户养”的名号。他发现那几个集体养猪养得好的典型村,主要是饲料供应有保障,没有普遍性,所以不具备推广价值。

为了新品种繁育,他们还从欧洲引进了种猪。“文革”时红卫兵把种猪杀了,给老百姓分肉吃,人们一边吃肉一边骂娘。谢高华回忆时笑着摇头,“当时有人批判我,说谢高华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连猪都是外国猪好。”

谢高华自称一生犯过很多错误,在痛苦中总结经验教训。他认为最大的错误是“共产党要我为人民服务,我却弄得老百姓没有饭吃!”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大道理后,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有钱花,就成了他思考与行动的逻辑起点。

说起义乌“一把刀”杀猪的故事,一点都不比小商品市场开放来得轻松。

义乌是金华火腿的传统产地之一。为了控制猪肉销售渠道及火腿生产原料,只允许食品公司屠宰厂“一把刀”杀猪。老百姓养的猪不能自己杀,必须拉到屠宰厂统一屠宰,群众意见很大,找不到地方讲理。

新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在向县食品公司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忍不住问对方:金华火腿的历史悠久,又不是食品公司创造的品牌,凭啥只能你一家生产呢?人家自己养的猪,为啥必须也得由你来杀?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还以自己女儿买肉为例,说营业员知道是县委书记的女儿,每次都会多给一些肉,别人的骨头就会多一些。

“刀都有眼睛了。食品公司卖肉的人,熟悉的多给你肉,不熟悉的就剩大骨头了。”谢高华不相信这么大国家只能“一把刀”杀猪,他决定放开生猪屠宰市场。

这个看着不起眼的小事,却差点捅破了天。一位主管副省长召集农业厅、商业厅等部门,听取义乌汇报为何取消“一把刀”杀猪,会还没开到一半就吵起来了。虽然省里意见也不一致,最后还是决定先把这个事情停掉。

“义乌在浙江中部,中间开花怎么了得?”谢高华被省委主要领导找去谈话,虽然没有严厉批评他,但要求推迟放开市场的时间。谢高华只得表态说,推迟几天是可以的,但市场还是要放开的,可以晚一点,慢一点。

后来,他自己也有过反思。认识到放得太快确实也有问题,“比如说主管副省长是要保证供给的,这块东西都没了,整个体系都要变了。这位领导还来过义乌,提出我给你一些自行车什么的,你别给我搞这些事了。”

不过,当时省市领导中也有支持谢高华的。时任金华地委书记厉德馨私下问他:“高华,你要不要投降?”鼓励之意不言自明。在谢高华的坚持下,没多久屠宰市场就彻底放开了。

计划经济体制重围下“开闸放水”,仅靠政治勇气是远远不够的。此前省里就有人告诫他,原料在我手上,再搞就把原料给你停掉。这回人家还真的兑现前言了。谢高华没有办法,又跑到省城找对方汇报,“原料不给我不行的,我这里国有企业改制,没有原料生产怎么办?”经过一番软磨硬泡,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小标题)“翻两番”目标,关掉红灯开绿灯

早在担任衢县县委书记时,谢高华就发现计划经济有一个缺陷——统购统销指标脱离实际,卡得太死。当时衢县一年只产8万担柑橘,统购上交就要6万担,赶上歉收年景,农民很难完成统购任务。航埠的农民吃不饱,有的讨饭到了省城。

更有甚者,还发生过这样的丑闻:村干部迫于完成统购任务的压力,竟把一个老太太绑在院里的柑橘树下,强行摘了人家用来换点油盐的橘子完成任务。

“死命令是我们下的,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谢高华自我反思的同时,对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计划感到失望。柑橘统购与市场的差价里,就有这些讨饭农民的口粮。他开始为橘区农民打起了“铁算盘”:在完成国家计划前提下,柑橘哪里价格高就往哪里卖。

消息传开,外地人纷纷跑到衢县来收购柑橘,几乎高于统购价格一倍。农民收入大幅增加,讨饭的人陆续都回来了,当年国家定购的6万担柑橘任务却没有完成。国家统购计划这个前提,在市场价格机制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刚性。

这件事被一家中央媒体当成反面典型曝光,并与辽宁农村一位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境界做对比——人家号召农民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最好的苹果卖给国家,还同时配发了“比比谁的风格高”的短评。

“不光破坏国家计划搞市场自由化,还破坏工农联盟基础,这个帽子挺大!”谢高华呷了口茶水,足足沉默了半分钟。

如何看待计划经济,谢高华有自己的观点:“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内必须搞计划经济,不搞计划经济政权不能巩固。但时间一长,如果继续搞单一的计划经济,就会搞到死胡同里去。”

他刚调来义乌时,不是上班就是下乡,连理发时间都没有。县里有一家国营理发店,用谢高华的话说,“我几点上班他几点上班,我下班他也下班了。”好不容易赶上下班没关门,他进去叫声老师傅,人家连理都没理他。

后来,他找到一家私营店理发。店主不光手艺好,人也热情周到。一有客人进店,吃饭都会放下碗筷,赶紧给人家理发,帮人节省时间。谢高华在义乌工作期间,一直都在这个店理发。有人就拿这个说事,说谢书记连理发都不去国营店。

谢高华也不客气,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表态,“这样吃‘大锅饭’的国营理发店,散伙越早越好!”

1983年2月初,途经江苏来到浙江考察的邓小平,与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等领导谈话时问道,江苏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听到铁瑛等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非常高兴,提出江苏、浙江恐怕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

与全省“翻两番”的发展目标同步,谢高华开始谋划义乌靠什么“翻两番”?从义乌县情实际来看,农业带动能力弱,人均可耕地不到半亩,水稻产量也翻不了两番；工业缺少支柱产业,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短时间很难有大作为。

他也曾想过搞工业,尝试后发现推不动。当时,义乌最有名的一家工厂是红旗电视机厂,主要生产黑白电视机。谢高华决心很大,想给它改造成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他跑省里、进北京,结果一无所获,人家“省里还要保杭州西湖电视机厂呢”。

眼看着这个兴衰皆由计划经济主宰的工厂走向没落,谢高华深感国有企业改革的复杂艰难。他只能做一件好事,就是给厂里的子弟在义乌安排些出路。

既然有形的资源不行,谢高华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已经放开的小商品市场上。

几百年来,义乌农村有鸡毛肥田的传统。每到农闲季节,农民就会将饴糖和生姜糖自制成“敲糖”,挑起货郎担,摇响拨浪鼓,走村串户换取鸡毛等动物毛发给水稻作肥料。

改革开放前后,货郞担里增加了针头线脑、纽扣玩具等小百货,交易物品也由“鸡毛换糖”变成小百货买卖。一些专为货郞担在当地配货的小摊贩,开始在廿三里镇和稠城镇聚集形成小商品市场的雏形。

从鸡毛换糖“投机”到自由市场“倒把”,这个“资本主义尾巴”越长越长。有关部门采取了禁、阻、限、关等措施,依然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虽然中央文件号召“发展多种经营,要集体与个人一齐上”,各级政府部门仍强调要“按计划办事”,开放市场找不到政策依据。

1982年3月,义乌县召开两次研究市场问题的县长办公会,也讨论过全面放开、彻底关闭或集体冲掉等方案,但争论激烈,没有人敢拍板。一个月后上任的谢高华,不但拍板给小商品市场发放“准生证”,还提出后来著名的“四个允许”为城乡经济松绑。

“小商品市场是一大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不能把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谢高华在县委常委会上一锤定音,关掉红灯开绿灯。当年,湖清门市场摊位爆满,每市交易人数少则3000多人,多则达5000余人,成交额较上一年增长221%。

义乌小商品市场强劲增长的势头,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这也使谢高华联想起“文革”被关在石灰窑里时,从马克思的《资本论》注释本中读到一句话:从产品到商品是一个惊险的跳跃,跳得过去就实现价值,跳不过去就没有价值。

这使他从中领会到产业发展的运行逻辑——虽然第一、二产业是创造财富的,没有第三产业实现整个循环,仓库里面产品就变成了废品。因此,不能小觑第三产业,它完全有这个力量去实现翻两番。

义乌“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终于被“翻两番”的国家目标激发出来。1984年10月,义乌县委、县政府正式提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

“当时有的地方工业立县,有的地方现代农业建县,还有的地方时髦一点——科教兴县。我们反复推敲后提出兴商建县,就是要制定最符合义乌特点的发展道路。”谢高华说。

此前,他曾读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对日本明治维新提出贸易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印象很深。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个话他是不敢讲的。

(小标题)“定额税”风波,放水养鱼为哪般

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不同,推动义乌改革开放的动力更多来自于民间。改革开放初期,成千上万洗脚离田的义乌农民,在既缺乏资源要素支撑、又没有政策资金扶持的条件下,创造出连经典经济学理论都难以解释的发展奇迹。

从1982年仅有459户小百货摊贩的县城马路市场,到2017年成交额高达1226亿元的中国小商品城,一个由“鸡毛换糖”演绎的源头故事,已被“世界超市”的宏大叙事所替代。义乌小商品成就大市场的草根逆袭,得益于顺应民心,释放民欲,焕发民力。

水大鱼才大,这个道理通俗易懂。但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严格控制的财税纪律,加上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地方政府“放水养鱼”的说法,大多都是一句空话。

对于义乌小商品市场来说,谢高华不光“开闸”而且“放水”。水大鱼大的市场经济规律,使义乌市场在迭代扩张中保持活力。这也是它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

义乌市场开放初期,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问题也一个比一个棘手,特别是税收管理矛盾突出。一方面当时实行八级累进税制,赚钱越多交税越多,偷税漏税现象时有发生；一方面市场上人多货也杂,价格随行就市,很难凭税票计税。

按照当时批量购销的规定,一次成交额达到30元以上者,就得到市场管理部门开发票,交管理费。一段时间以来,税收干部频繁突击抽查,苦不堪言,商贩们被追来赶去,怨声载道。

谢高华深入小商品市场调研,看到“很多商品都没有价格,也没有发票,往往上午一个价,下午一个价,如何收税成了一个大问题。这样继续搞下去,连生意都做不成,还哪来的税收?现在要‘放水养鱼’,不能‘杀鸡取蛋’。”

谢高华与主管副县长陈正兴商量,得想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既要执行税收政策,又要让利给农民。陈正兴和税务部门研究后,提出将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税并一税,试行“定额征税”办法,即对每个摊位设固定的计税额,目标额度之外的营业收入不再计税。

“跟农民打交道,要把复杂的问题用简单的办法去处理。这样不但能调动生产积极性,老百姓心里也高兴。”对这个“定额计征、源泉控管”的办法,谢高华打心眼里赞成支持。虽然他知道拍这个板有风险,却没想到引发了一场震动很大的“税收风波”。

“定额征税”试行后,卖鸡蛋的老太婆不用开发票了,个体商贩税负也降低了,周边市县的小商贩们蜂拥而至。据统计,“放水养鱼”当年的税收竟比两年前提高了3倍。

在此期间,有人向省里写信告状,对义乌这种做法提出批评。一位来义乌采访调研的新华社记者,认为这种“定额征税”的做法简单易行,对各地搞活市场也有借鉴意义,就通过内部刊物向中央高层做了反映。

很快,财政部就有了明确态度,认定“定额税”属于税收包干,违反税法政策,要求浙江省严肃处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作出批示,由省财政厅派员到义乌调查,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

调查组通过几天调查走访,听取各方面意见,也找谢高华谈了半天,最后在调查报告中给出结论,大意是“办法可行,欠妥,在实践中完善。”

与以往犯“错误”受到的批评不同,这次谢高华确实感到压力很大,也做好了接受处分的准备。虽然是让利于民,方便征管的税收创新,毕竟被定性为违反税法了。他从调查组人员口气中,也能感觉到省领导压力也不小。

后来,省里又专门听取“定额征税”汇报,也没有进一步追究。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谢高华,却“好了伤疤忘了疼”,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行“定额征税”,极大地受惠于民。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代经营者,直到现在提起这件事,没人不竖大拇指。

改革者必然在争议中前行。从衢县的“柑橘事件”到义乌的“税收风波”,谢高华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帽子”没少戴。有的“帽子”既不知道怎么扣上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摘下来。据说,针对他的告状信少说也有一麻袋。

这位深谙讲话分寸的老人,言及仕途中的个人际遇,总是轻描淡写,并无怨言。不论记者如何追问因由,他都始终守口如瓶,既不评价组织决定,也不臧否同僚下属。这种政治自觉与人情练达的境界,远非常人所能达到。

1984年11月26日,谢高华被免去义乌县委书记职务,平级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长。有人认为这次调动与税收风波有关,没处分他说明省里领导在保他,不挪动一下没法跟上面交代。也有人说县委书记是省委管的,农工部长是地委管的,这属于明升暗降了。

谢高华则既不赞同,也不在乎,认为义乌的派性问题解决了,县委班子人员配齐工作理顺了,县域经济发展也找到出路了,省委交给自己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结果还不到半年,金华地委撤销并进行区划调整。省领导征求他意见,问他到西(衢州)还是东(金华)。谢高华还是和过去一样,只说了一句“东也可以西也可以,听组织上定了”。

后来,他被安排到衢州市任常务副市长,一直到退休再没离开过衢州。这次属于提拔,似乎印证了此前省里保他的说法。

从当年离开义乌至今已经整整34年了,义乌老百姓对谢高华的感念之情,却越来越深厚。自从1995年第一届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始,他每年都会受邀来参加“义博会”。每次到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义乌商人和群众,自发组织到高速路口迎接这位老书记“回家”,已经持续了整整24年。

有一年,有100多台豪华奔驰组成的车队来接他。人们甚至打出“谢天谢地谢高华”的标语,来表达对这位义乌市场奠基人的感念和敬意。

谢高华自己却从不这么看。每次面对人们的溢美之词,他总说这样一句话:“义乌市场不是我脑子凭空想出来的,而是义乌人民创造出来的。”

没有改革开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