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

文·周兼明

通报显示，2021年10月1日—12月6日，霸州市15个乡镇入库和未入库罚没收入6718.37万元，是1-9月罚没收入（596.59万元）的11倍，涉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547家，平均每家罚款、收费2.64万元。其中，11月份，13个乡镇当月入库罚没收入竟达4729.57万元，是1—9月月均罚没收入的80倍。从督查情况看，霸州市此次行动逐利特征明显，或没有任何理由和手续就伸手向企业收费；或对企业集中开展逐利式乱检查乱罚款；或盲目提出超高任务向村街企业乱摊派。

通报措辞很是严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我行我素，顶风违规”；“对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督查后，霸州市表示，已积极组织整改，到12月16日，霸州市已向2200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退款5472.82万元，并启动了问责程序。

霸州无视中央政策法规，在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地逐利性、运动性执法，确实过于“霸道”了，令人震惊。不过将此事解释为地方政府的一时任性，不足以看清这一事件背后的复杂之处。

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一旦经济下行，税收收入必然会减少。202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指出，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然而，各地的财政支出大部分是必须支出的，一旦减缩，可能会引发其他的民生与社会问题。面对这种财政缺口，过去大多数地方政府或依靠土地财政，或通过发行地方债来弥补财政的不足。如今房地产发展势头大幅减弱，导致卖地收入锐减，各地地方债务也越来越高，财政部2021年12月的会议还强调“要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当这些增收渠道都不再通畅时，非税收入中的罚没收入就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惯性选择。

中国对地方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的改革，始自2002年7月的试点。2004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首次界定了非税收入概念，对加强非税收入管理提出了要求。此后，非税收入被逐步认可，开始对非税收入全口径预算管理。有报道显示，到2007年中国行政收费各类规定有7600多项。2012年开始，开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对非税收入的清理，不少行政事业性收费被取消。由于当时处于经济上行期，财政收入和市场的增速都很快，即使取消了不少行政收费，地方财政困难也不算激烈。如今则是经济下行期，财政与市场的日子都不好过了，而原先的那些收费项目又都被清理了，霸州等地于是就只能用乱罚款、乱摊派、无理由收费的方式，来弥补财政的亏空。

霸州事件，可视为当下一些地方政府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某些欠发达地区基层财政的真实状态。一边是财政支出逐年增加，一边又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持续低迷，在多重压力之下，地方官员难免要饮鸩止渴、竭泽而渔。如某位社会学家所言，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已让大量地方官员养成了发展型、扩张型的社会与经济管理模式，每年制定的财政预算也是扩张式的，一旦遭遇经济下行，扩张型的思维惯性势必难以扭转过来，如古人常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通报对这些行为的危害认知得非常深刻，并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这些乱作为“严重侵害了广大中小微企业的切身利益，严重破坏了当地营商环境，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政府信用可谓社会信用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无论市场行为、政府行为还是社会合作，讲信用都是做出行为的前提。只有保持政策与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才能谈得上政府信用。政府本身就是社会“游戏规则”制定者，如果自己带头破坏规则，势必让民众和企业对未来无法做出明确的预期。而企业家和民众如果对未来无法预期时，也可能选择不讲信用，这样将会导致全社会的信用丧失。市场经济，说到底是一种信用经济，如果政府失去了公信力，将会彻底损害整个社会的信用基础，市场经济的前景肯定堪忧。这也是最让中央政府担心的状况，所以通报一连用了“四个严重”来指其危害，认为“性质十分恶劣，教训十分深刻”，警示各地政府绝不能再蹈“霸州覆辙”，要求各地政府“不得与民争利、扰民渔利，不得侵害企业合法权益”。

各地政府需真正领会总理所说的“过紧日子”的必要性，彻底改变过去扩张型社会与经济的管理模式，真正减少地方财政人员的供养数量，大力紧缩各类财政补贴，大幅度减少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才能抑制住用各种方式从企业和社会“摄取”财富的冲动。否则的话，地方政府等于在亲手毁坏改革开放40多年培育起的民营经济基础，那将会对市场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