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您的另一位学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认为，鉴于资本收益不同，应该区别对资本进行征税。事实上，实业资本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资本回报并没有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快。皮凯蒂的一个基本结论是，资本回报率要大于经济增长率。比方说，在国外，资本回报率是5%，经济增长率是2%，所以资本所得越来越高。但在中国则不是这样，民营企业的收益并没有那么高，尤其小微企业负担很重。应该把投资房地产的资本与其他资本区别开来，对房地产行业征税，对于实业资本则应该有其他考虑。尤其要为小微企业减负，以保障其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实业资本家承担的风险比较大，若干年后他们的企业很可能会走向失败。尽管有利润，但是实业资本家往往充当了风险的承担者。对于袁志刚教授的观点，您是否认同？
布吉尼翁：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同等征税。不管企业最终成功与否，通常情况都要基于其收益征税。不管是企业家、管理者，还是普通员工，都要基于其劳动所得纳税。然而，对资本征税却往往以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标准进行。同样以最高税率进行比较，劳动收入税率远远高于资本收入税率。以美国为例，对于高收入群体，美国政府基于其劳动收入45%征税。但是，对于资本收入，这个数字则只有35%；在法国，高收入群体劳动收入税率高达75%，而资本收入税率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前不久，曾经的世界首富沃伦·巴菲特先生不禁发问，为什么其个人缴税税率却低于助手的缴税税率？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滑稽，但是我们不得不认同，应该对于资本收入与劳动力收入同等征税。或许45%的税率对于劳动力收入来讲着实太高，即便对于高劳动收入人群而言。
鉴于资本的高流动性，一国政府很难以较高税率对资本征税。打个比方，如果英国政府决定提高资本收入税率，那么资本可能很快就会选择离开，转移到美国、瑞士或者其他地方去。最糟糕的是，有些时候资本的转移可能在台面之下完成。资本可以在监管之下，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港、新加坡。但是，资本同样可以逃避监管，从美国成功转移至瑞士。这也正是多数国家差异化对资本、劳动力进行征税的原因。对此，我们要做的是，合理规划、加强合作，增强资本流动的透明性，使得资本税率更趋合理化，更加公平。
文汇报：“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收入分配领域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因此在不发达国家中引发了对全球化的抵制。事实是否如此？全球收入分配有哪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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