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嘉时代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固化与落伍
在不平衡的知识之下，情报、传说和臆断有时候甚至是交错的，有时事实上准确的知识和讹说相比，未必能够在传播中占据上风。将七十一所著的两种变体，抄本《遐域琐谈》中“卷四·鄂罗斯传”与刻本《西域闻见录》中“卷四·外藩列传下，鄂罗斯”的两段文字进行对比，后者多出来的部分引述自谢济世的《西北域记》中“鄂罗斯又名罗刹，古丁零国也……到康熙年间始与中国通，遣其俊秀入我国学译业受四子书而去”一段，在这段引述之后七十一还加了一句“乾隆二十年后，以阿睦尔萨纳之故、土尔扈特之嫌，复绝其贸易，不复与通”。《西域闻见录》较之《遐域琐谈》增加的文字有征引的谢济世旧说，也有自己加入的内容，有错误之处，也有符合七十一本人生活时期的知识。引用《西北域记》“俄罗斯”条目的时候，七十一并没有引入《西北域记》原文里“夫水土石合而成地，海占二、岛占一、俄罗斯与中国同在一岛之中”[35]那句话，而这一句话恰恰体现了谢济世对清初传教士引进的近代地理学的接受。七十一对关于俄国知识的裁剪选取，体现的则是他身上知识的混杂性。
乾隆时代关于俄国知识的不平衡还体现在赵翼身上。赵翼本身不是缺乏外界知识之人。在乾隆平准期间，他是军机处的成员，之后又做过方略馆纂修官。他关于俄国地理、两国交往方式等问题的叙述是正确的。比如，“康熙年间我朝征大西洋国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怀仁、高慎思等由陆路来，亦假道俄罗斯，三年始至，则其国西境又直至西海矣……两国书问不直达宫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萨纳特，有事则两衙门行文相往来。”[36]另一方面，“谓鄂罗斯无火枪其汗通我侍卫之诬妄”[37]，却在后代被一个知识结构未必超越他的小儒揭开。从整体上来看，赵翼、七十一等人并不像“顾祠会祭”的文人那般有统一的交际圈或者学派。这些人能了解到俄国的有关情况，往往因为职务所便。七十一在新疆任职，可以耳闻关于俄土战争的情报，却不能证实它，也不能让他了解到的这些信息和清朝关于恰克图体系的知识完成接轨。赵翼身处政治中心，对恰克图体系下中俄往来的基本形式了如指掌，但对数十年前在黑龙江流域的战与和就不那么清楚了。
在同期的日本，尽管有长久保赤水的《地球万国山海舆地全图说》那样知识杂糅混乱之作，也有《坤舆万国全图》的继续流传，但是，日本人还是较早地意识到俄国不仅是一个土地广大的极北国度，也是一个潜在的强国。18-19世纪之交的著名学者山村昌永1806年所著《华夷一览图说》，就明确了俄罗斯为“强国”，而山村昌永的背后则是兰学的谱系。
知识的僵化造成了隐忧。从18世纪后期开始，清朝关于俄国知识的故步自封就逐渐显露了。自康熙朝绘制《吉林九河图》起，清朝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足够的地理知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间编绘的《乾隆内府舆图》中，黑龙江流域的状况已经非常清晰地体现出来了。到了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标注战迹舆图》，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的《钦定盛京通志》所附地图中，可以看出当时清朝人还是保有对黑龙江北岸尼布楚和雅克萨的知识。然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农历九月末，乾隆突然又下旨查明雅克萨和尼布楚在中俄国界上的位置，而这一年里正好是马戛尔尼使华的年份。
关于朝廷为何此时突然重视尼布楚和雅克萨，有文章认为，乾隆帝起初并不清楚雅克萨与尼布楚的归属源流，在明确雅克萨乃中国领土后，才开始详细关注该城的驻守情况，为防俄国疑心，有损两国边界安宁。[38]这恰恰说明了官方地图在基本完善后陷入了陈陈相因。乾隆朝对黑龙江以北的情报确实有其疏漏的地方，如早在1636年就建成的雅库茨克，直到《乾隆十三排地图》上也并未被标出。乾隆时期清朝得到雅库茨克和勒拿河流域情报的机会也并不多。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一个俄国军人逃到中方，自称去雅库茨克一带从军就要割掉耳鼻。对于这个问题，乾隆皇帝的批示表明了他也无法通过对俄国西伯利亚地区实际情况的了解去判断真假。[39]有关尼布楚雅克萨的地缘政治以及尼布楚条约的影响，乾隆时期朝廷的理解很可能也并不多。《平定罗刹方略》就根本没有进入《钦定四库全书》，甚至有可能在四库全书编纂时还没有成形的汉文本。后人感叹“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40]知识和记忆也在乾隆时期的承平中被遗忘。鸦片战争后，尼布楚条约的深远意义方被魏源等人挖掘：“自俄罗斯盟定，而准夷火器无所借，败遁无所投，即乾隆阿逆、土尔扈特之事，亦无所掣肘，于是西北版图开辟万里，皆远交近攻之力。经营于耳目之前，而收效于数十载。”[41]
1792年这次重视边境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恰克图第三次闭市结束，朝廷要顺势巡查安抚中俄边境。同时英国人对中俄关系的关注，不能不说也在影响着乾隆皇帝的警觉。[42]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农历十月，在广州的英商申请派使者入贡京师，朝廷准许了这一请求。在应允英人后不久，乾隆皇帝在第二年年初秘密上谕库伦办事郡王蕴端多尔济，告诉他，如果俄方再次派人问询英国人来华一事，一定要含糊其辞，不应正式交代所有事项。[43]马戛尔尼使团来到北京时提出了设立领馆和商馆的要求，乾隆皇帝援引成例，称“尔国既有澳门洋行发卖货物，何必又欲在京城另立一行”。[44]在马戛尔尼来华期间，时任伴送的军机大臣松筠和他就俄国的朝政、民风等问题也交流过一些知识。[45]
除了结构上的不平衡，清朝关于俄国的知识水平也有着地域不均衡性。到嘉庆朝，“善擇政暇博搜土風”[46]的西清，在黑龙江首先将尼布楚条约的满文本进行了汉译[47]，西清的翻译将尼布楚条约的详细内容和当事人员向汉语知识群体公开。比西清稍晚一些的、曾经到达过欧洲不同国家的水手谢清高，对俄国和普鲁士有着惊人的混淆，将他口述材料出版刊印的文人杨炳南亦不能分辨。[48]19世纪初黑龙江对外交往的活跃程度和开放程度远低于同时期的广东，但在对外交往相当活跃的广东，文人尚未体现出对俄国更多的了解。究其原因，恰克图体系下中俄交往模式从地域到内容上的固定，使关于俄国的知识在中国的形成和传播受到了很大限制。
四、以《朔方备乘》为代表的道咸时期亦新亦旧的俄国知识
19世纪中叶，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一直较为平静的黑龙江沿岸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1850年底，涅维尔斯科伊在尼布楚条约所规定的中方一侧庙街修建了尼古拉耶夫斯克。1854年，穆拉维约夫率军乘坐轮船从石勒喀河顺流而下，沿黑龙江干流一直到达出海口。1855年（咸丰五年）冬天，穆拉维约夫借口防范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对手英法两国偷袭太平洋沿岸，侵入我黑龙江流域。穆拉维约夫的行为标志着俄罗斯对黑龙江以北的占领，尼布楚条约以来的平衡局面开始被俄国人破坏。
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清朝不得不重视和整理关于俄国的一切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亦新亦旧的何秋涛便登上了历史舞台。清末陈康褀的《郎潜纪闻》记载：“光泽何愿船刑部秋涛……在都中与祁文端相国何子贞编修张石洲孝廉互相钩考。咸丰庚申春进呈新纂外藩书八十卷赐名朔方备乘。”[49]和祁隽藻、何绍基等人的交往无疑使得他与清末边疆史地学派发生了交集。何秋涛的学问基础也有家学渊源。户部郎中杨湘芸曾说，何秋涛自幼家藏包括康熙乾隆两朝内府地图在内的大量史地资料。[50]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何秋涛基本穷尽了一切可能的资料来源。按清光绪朝刻本中黄彭年所做的序言，“本钦定之书及正史为据，旁采图理琛、陈伦炯、方式济……以及近人俞正燮、张穆、魏源、姚莹之徒，与外国人艾儒略、南怀仁……之所论述，并上海、广州洋人所刊诸书，订其舛伪，去其荒谬……。”[51]何秋涛对史料尽可能穷尽的同时，也有其侧重点。恰克图条约以及相关的恰克图贸易、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在北京的活动与交往，是《朔方备乘》中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朔方备乘》比《北徼汇编》扩充的内容，都围绕着恰克图体系。
《朔方备乘》的另一重价值，是对一些束之高阁的文献重新发现。《平定罗刹方略》载：“道光癸未……龙定庵……从史馆藏本录出一时人皆传钞始知有此事……。”[52]《龙沙纪略》在何秋涛之前也少有人重视，《异域录》关于俄国的知识虽然进入了一些其他文本，但在何秋涛以前也是少有人重点关注。
《朔方备乘》的前身《北徼汇编》收录的著述不算多，把《职方外纪》《异域录》那样的整本书籍和从著作中摘录的段落《鄂罗斯传》都算起来，一共不过十余种文献。在这十几种文献中，和尼布楚条约与恰克图体系相关的占据多数，其余几种则是艾儒略、魏源、姚莹等人自西方翻译来的有关俄国的知识。《北徼汇编》扩展为《朔方备乘》后，何秋涛加入了大量的个人写作和对他人著述的疏证。其中，大量内容仍然与恰克图体系相关，包括他尽其可能对十九世纪中俄关系史的挖掘。举例来说，1843年中俄互赠图书一事见于《俄罗斯进呈书籍记》，而《俄罗斯进呈书籍记》所记书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俄罗斯文化教育的发展情况。《俄罗斯馆考》记录了恰克图条约后随东正教布道团来华的俄国学生班次和姓名，《俄罗斯学考》简述了国子监的俄国留学生和内阁选派学习俄文的八旗学员的学习内容、批次、去向。
整体而言，《朔方备乘》中最可靠的知识还是关于恰克图体系之下的中俄文化、经济交往的内容。《朔方备乘》就恰克图互市的考证对于当代俄国学者也是重要的资料。当代俄罗斯学者米亚斯尼科夫在《18世纪中俄关系 第二卷》和《18世纪中俄关系 第六卷》中都引述了一些翻译自《朔方备乘》的档案。[53]
《朔方备乘》中也整理了大量的关于尼布楚条约与东北边疆方面中俄关系的材料，如《平定罗刹方略》《龙沙纪略》《黑龙江外记》等，这些知识主要来自于前代。关于西北边疆上中俄国关系的问题，《朔方备乘》中着墨并不多。《中国与俄罗斯交界图说》中提及1851年《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新设互市地点情况，加上不甚可靠但是没有替代著作的《西域闻见录》以及对伊塔通商的简要介绍，何秋涛和他的朋辈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将中俄西部边境地区的知识公之于众。但《朔方备乘》文本内部关于中俄关系的知识水平是不平衡的。其中，关于北京发生的中俄交往的知识可以达到19世纪30-40年代道光朝的水平，关于以恰克图为中心的蒙古地区中俄交往的知识至少可以达到嘉庆时期水平。关于中俄东段边疆上中俄关系的知识，除开零散的地方性知识以外，整体上就只能达到康熙朝的水平。关于中俄西段边疆上中俄关系的知识除了《中俄塔尔巴哈台界约》的内容较新外，整体上是在《异域录》的旧说和《西域闻见录》的不可靠层次上徘徊。
在这种不平衡下，《朔方备乘》越是涉及尼布楚条约相关内容和恰克图体系有关知识以外的地方，就越是表现出零散性和矛盾性，错误也越多。某种程度上讲，《朔方备乘》中虽然有大量1727年以后的中俄关系知识，但对俄国国情的了解水平确实没有高出《异域录》。吉田金一的言论虽然偏颇，但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除了在《朔方备乘》之中，在同样的时代里，学人们也仍然在尽力获取关于俄国的新知识，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史》的部分汉译本《罗西亚国史》在清代的成书就是例证。[54]然而，这些关于俄国的知识是否进入到清朝学人的视域中还是一个问题。但不争的事实是，虽然此时中国人积累了恰克图体系下中俄关系方面的丰富知识，但对俄国的整体了解水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从文本上看，《朔方备乘》最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恰克图体系的知识，而刊于道光三年（1823年）的《绥服纪略》则是《朔方备乘》实际上的核心文献之一。《绥服纪略》对《朔方备乘》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松筠之作串联了何秋涛的几位同时代者，另一方面《朔方备乘》中收录的较新知识大部分都和恰克图体系相关，而《绥服纪略》就是最早详细介绍恰克图体系的汉文著作。何秋涛对松筠记述的重视，使得中俄中段边界的相关知识进入了一般人的视野。曾任库伦办事大臣的松筠，是18世纪中俄恰克图贸易及边境交涉的直接当事者，也是继图理琛后又一位留下宝贵中俄关系史述的旗人重臣。《朔方备乘》中《恰克图互市始末》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绥服纪略》的影响，而《绥服纪略》的全文也被收录于《朔方备乘》中《考订诸书》一目中。张穆的《俄罗斯事补辑》，以及何秋涛关于中俄关系的考论，都极大地参考了松筠的一手资料。
对于何秋涛的目的，某些国外学者曾经有一些过度阐释。苏联学者曾将《朔方备乘》翻译成俄文名字«Готовьте боевые колесницы на странуПолунощную»，意思是“向黑夜之国准备好的战车”。[55]实际上，《朔方备乘》和晚清的几种以《备乘》为名的书立意相似，都是取“备考”“史乘”之意，何秋涛本人也不是军中幕僚。何秋涛虽然意识到俄国对清朝的侵略，但并没有预料到俄国更大的侵略能量。何秋涛还是以一种传统的方志学方式来编纂此书，带着传统的“藩部”观去审视北方强邻。在此思维方式下，通商、交聘的内容较之地缘政治、战略情报等话题，仍然是何氏所着重关心的。
被何秋涛引用的、与其同期的道咸时代士人俞正燮对俄国的论述虽然不多，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俄国的认知情况和《朔方备乘》的亦新亦旧。俞正燮是个奇特的人物，纯粹按《清史稿》的说法是一个生活在晚清、一生不得志的旧式文人。但是，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提到了他得到的《平定罗刹方略》就来自俞正燮和时任高邮知州的魏源。[56]按照《碑传集补》的记载，俞正燮不仅曾经在北京长期生活，还参与编修了嘉庆朝会典，也非纯粹的冬烘先生。[57]俞正燮和何秋涛、张穆等人不谋而合地对藏于京师有关俄国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和编纂，也让这些知识开始走出束之高阁的状态。
另一方面，从俞正燮的著述来看，他关于俄国的知识结构局限很大。《癸巳类稿》《癸巳存稿》中的内容以伦理故事和奇闻轶事为主，因此其中也多有荒谬之论。但是，他在有关中俄关系文献整理方面亦有独到的贡献。比如，《俄罗斯佐领考》详述了雅克萨俄人俘虏如何被收入京旗的始末。《俄罗斯事辑》是较早的史地结合之论，不仅对俄国地理概况进行了宏观描写，还对从巴伊科夫使团到戈洛夫金使团的外交史进行了梳理。《俄罗斯长编稿跋》通过荒谬方式论述证明了俄罗斯人信奉天主教。很显然，这些知识大概是他当时在京师获得的，而来源都和东正教布道团分不开。
在何秋涛对《西域闻见录》进行考订前，1829年俾丘林将《汉书·西域传》和《西域闻见录》一并译为俄语，取名为“对准部和回疆从古至今的描述”，俄文的原名是«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ь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Турке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 состоянии»。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俾丘林还是肯定了《西域闻见录》所带来的即时知识的价值。[58]但是，在《朔方备乘》中，何秋涛对《西域闻见录》的不信任达到了高峰。他自我发挥的“论俄国与土耳其接壤形势”，毫不留情地将七十一继承自《异域录》正确的俄国知识批判为谬误。何秋涛认为，俄国在黑海一直有绝对的霸权，而且19世纪已经控制了高加索地区。[59]所以，何秋涛认为七十一眼中曾经雄踞黑海压迫俄国的“控噶尔”一定不可能是土耳其。显然，何秋涛并不太熟悉俄土关系的消长。从俄土战争的历程来看，只是在18世纪末征服克里米亚之后，俄国才彻底占据了对土耳其的上风。在图理琛和七十一的时代里，俄国还并不是黑海霸主，奥斯曼土耳其也远没有沦落为西洋病夫。
同样是“开眼看世界”之人的姚莹，也在《康輶纪行》中对此发表了意见，判断《西域闻见录》中描写的与俄国争雄的控噶尔国应当是普鲁士。他说：“《西域闻见录》言鄂罗斯之外有控噶尔国，更大于鄂罗斯，余以欧罗巴人《四洲志》考之，所云控噶尔国在鄂罗斯西北即普鲁社。”[60]姚莹很显然是以19世纪中期奥斯曼土耳其衰落、普鲁士崛起的历史背景，来以今度古的。
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徐继畬著作中自我发挥的成分较少，相对接近来自西方近代史地知识的原貌。[61]但是，在《瀛寰志略》中，徐继畬在对《西域闻见录》的公案做出了一个较为正确判断的同时，又给出了一个有错误的结论。在“峨罗斯国”一章中，徐继畬考订出了控噶尔应该是土耳其，也清楚历史上俄土连年交兵互有胜败的情况。[62]但是，他在前面关于欧洲的综述中又错误地认为控噶尔可能是整个欧洲的代称，“七椿园《西域闻见录》云：鄂罗斯之西北有大国曰控噶尔……云云，余尝读之而疑其诞，以今考之则西方并无此国……乃知所谓控噶尔者盖指欧罗巴之全土。”[63]
这些清朝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已经开始通过西方书籍了解世界，也将清代汇集的官方关于俄国的知识重新整理、加以批判并公之于世，乃至从朴素的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注意到了俄国全球争霸的野心。但是，他们受语言和时代所限，对俄国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总是隔着一层。在他们颇有见地的论述中，亦有某些对形势的误判。这种关于俄国知识的落后，如前所述，则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的。
无论官员七十一将《遐域琐记》扩充为《西域闻见录》时对谢济世著述去对留错的引用，还是道咸时代开眼看世界的这批先行者对《西域闻见录》中符合事实之处进行的不正确质疑，都是这种落后的体现。清朝嘉道时代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派乃至他们的鼻祖松筠，对于西北边疆的关注点主要在于防范中亚的政权，而对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的活动，并没有太多的重视。[64]即使是时人津津乐道、被认为是最早意识到帝俄侵略祸患的林则徐[65]，学界对其名言的引用也有可资辩正之处。[66]
五、余论
《朔方备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遭到厄运，在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兵灾之下正本被毁[67]，后来副本也意外遭毁。[68]不久何秋涛去世，无人再为其整理原稿。直至光绪七年（1881年）时才有人重新整理编辑《朔方备乘》，由畿辅通志局将其刊刻出版。就在这个时期，中俄关系乃至清朝官员对俄国的知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治朝之后，使俄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先驱者图理琛一样，通过实地探访和对外知识，了解到俄国的发展和历史，获得了一些正确的认识。1866年出使俄国首都圣彼得堡的斌椿作《乘槎笔记》，描绘了喀琅施塔得要塞“鼎峙海中，有虎踞龙蟠之势”，圣彼得堡“洵足称各国都城之冠”。[69]同行的张德彝作《航海述奇》，已然意识到“现在泰西诸国号召小邦者，惟英吉利、法郎西、与俄罗斯也。”[70]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被视为内亚政权的俄国乃至“俄夷”，此时已经成为“泰西”的一部分。时代的剧变让国人渐渐认识到俄国的强盛。即使是思想中不乏迂腐落后之处，认为俄军广泛使用火器有违圣贤之道，甚至认为俄语和汉语同出一辙的缪祐孙[71]，也从实地经验中认识到俄国的铁路建设，“先由腹地通衢，渐推至边疆小邑”[72]，俄国的军队“专用泰西之法……枪炮器械，力求毒鸷”。[73]
从尼布楚条约前后到恰克图市约签订，这期间，清朝对俄国的知识了解一度出现了热潮。自恰克图市约签订开始，再到乾隆朝以后中国对俄国知识的固化，中国人关于俄国的认知逐渐形成以恰克图体系知识为主的结构。从松筠到张穆再到编纂《朔方备乘》的何秋涛，他们建立起的早期俄国学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恰克图学”。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必然要依托于恰克图体系本身。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俄外交的基本形式和往来发生了转变，恰克图贸易也在不久后因为海运和铁路的冲击而衰落。乾嘉道咸时代精细化的“俄国学”面对恰克图体系结束后的中俄关系新形势，最终落伍于时代了。
[1] [清]缪祐孙著：《俄游汇编》，许乃征、李长林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5-6页。
[2]同上，第6页。
[3]同上。
[4][清]刘锦藻撰：《清续文献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卷二百六十七。
[5][日]吉田金一著：《近代露清関係史》，东京：近藤出版社，1974年，日文版，第212页。
[6]自清朝到民国再到今天，中国学人评判尼布楚条约的论文仍然聚焦于具体交涉方面的影响。但是，旅日学者承志在“尼布楚条约的幻影”一文中，试图分析尼布楚条约建立起来的文化符号（《故宫学术季刊》，2011年第1期）。
[7]《聘盟日记》刊布于世是在清末，由陈其元收入《庸闲斋笔记》。据陈氏所记，这份翻译来自俄罗斯文馆的例行工作，首先刊布在《中西闻见录》。如此来看，《聘盟日记》的汉文文本也可能源于清代前期。参见[清]陈其元著：《庸闲斋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中文版，第117页。
[8]Дацышен В.Г. Четыреста лет истории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Часть 1.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осква-Берлин, 2014.С.96-99.
[9][意]艾儒略著：《职方外纪校释》，谢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中文版，第101页。
[10][清]方式济撰：《龙沙纪略》，载[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光绪十三年，上海着易堂铅印本。
[11] Гл. ред. А.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и В.И. Шунков.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дней (том 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68. С.31-32.
[12]Краткая сибир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Кунгурская). С.-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Ф.Г. Елконского, 1880.С.5.
[13]关于这点，有学者曾提出托时、德新等人出使莫斯科可能会带来物质或知识交流的观点（参见王希隆著：《中俄关系史略》，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不过，结合《清代中俄档案史料选编》中的相关史料，满泰、托时、德新等人以及朝中群臣奏报与关心的，还是俄国局势对西北边疆形势是否有影响，俄国与伏尔加土尔扈特人的关系是否会连带影响清朝安全，对俄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基本不曾着墨。参见中国第一档案馆编：《清代中俄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29-566页。
[14][清]陈康祺著：《郎潜纪闻》，卷四，清光緖刻本。
[15]《谢遂<职贡图>满文图说校注》，庄吉发校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第39页。
[16]从《皇清职贡图》关于欧洲各国的描写来看，其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水平大体上是17世纪末。如“英吉利国民人”一目下关于光荣革命后来自荷兰的奥兰治家族登上英国王位，英国人大量消费原料产于北美殖民地的鼻烟的历史；“大西洋合勒未祭亚省民人”一目下提到的17世纪瑞士加尔文派主导义务教育等细节。
[17]《平定罗刹方略》卷一，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0册，第407页。
[18]《平定罗刹方略》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0册，第429页。
[19] [法]伏尔泰著：《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史》，吴模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05页。
[20][清]方式济撰：《龙沙纪略》，载[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光绪十三年，上海着易堂铅印本。
[21]分别标为阿纳底尔必拉、郭列穆玛必拉（二排东一），见汪前进、刘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乾隆十三排图》，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22]芬兰湾标为“芬兰底雅谟底里”（四排西五），圣彼得堡、喀琅施塔得要塞和涅瓦河拉多加湖湖口的什利谢利堡则被写为“散博德尔布珠克和屯”（四排西五）、“郭罗穆斯多托和屯”和“色格留斯博布鲁克和屯”（四排西四），见《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乾隆十三排图》，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23]“寄谕在京大学士尚书等著询问俄罗斯文内将其女皇称作大皇帝一事，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参见中国第一档案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4辑》，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满文见第174-176页，汉文见第508页。
[24]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台联国风出版社，1969年，拉丁文来文见第17页，满文见第193页。
[25]“寄谕库伦办事大臣博清额等著诘问俄方为何不准我人至楚库柏兴，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初六日”，《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4辑》，满文见第80-82页，汉文第599页。
[26]“寄谕科布多参赞大臣海宁著将来投之俄罗斯遣回，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参见《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16辑》，满文见第303-304页，汉文见第631页。
[27]“寄谕伊犁将军保宁等著调永保迁往塔尔巴哈台驻扎，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初五日”，参见《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22辑》，满文见第264页，汉文见第572页。
[28][清]永瑢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29]同上。
[30]《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四十七，清光緖四年刻本。
[31]《清续文献通考》，民国影十通本，卷二百六十七·经籍考十一。
[32]杨钟羲辑：《雪桥诗话》，民国求恕斋丛书本，三集卷八。
[33]“寄谕驻回部厄鲁特各办事大臣等著所遣官员年满之前不可先行奏清更换，乾隆二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第3辑》，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中文版，满文见第249-250页，汉文见第512页。
[34][清]七十一撰：《西域闻见録》，卷四·外藩列传下，清青照堂丛书本。
[35][清]谢济世著：《西北域记》，清世德堂刻本。
[36][清]赵翼撰、姚元之撰：《檐曝杂记 竹叶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37][清]魏源撰：《海国图志》，清光緖二年魏光焘平庆泾固道署刻本，卷五十六。
[38]韩晓梅：“乾隆朝档案中的雅克萨与尼布楚”，《满语研究》，2014年第1期。
[39]“寄谕喀尔喀副将军桑斋多尔济著将俄罗斯布里亚特逃犯解送京城，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十二日”，参见《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编·第2辑》，满文见第259页，汉文见第601页。
[40][清]龚自珍撰：《定盦全集》，清光緖二十三年萬本书堂刻本，文集补编卷三。
[41][清]魏源撰：《海国图志》，清光緖二年魏光焘平庆泾固道署刻本，卷五十四。
[42]见[俄]科尔萨克著：《俄中关系史述》，米镇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5页。又见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清光緖刻本，卷三十七。
[43]“寄谕库伦办事郡王蕴端多尔济等著俄罗斯回禀英吉利事不必回文，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参见《乾隆朝满文寄信档编·第23辑》，第403页。
[44] [清]王之春撰：《国朝柔远记》，清光緖十七年广雅书刻本，卷六。
[45]收入《朔方备乘》的张穆所撰《俄罗斯事补辑》一文提到，松筠向马戛尔尼咨询了俄罗斯女统治者的继位原则以及《异域录》对伊斯坦布尔城墙的描写是否属实，参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光绪石印本，卷七十四·兵政十三。松筠和英国使团谈及俄国问题一事在马戛尔尼的记述中也有印证，参见[英]马戛尔尼著：《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刘半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192页。
[46][清]刘凤诰撰：《存悔斋集》，清道光十七年刻本，卷十一。
[47][清]西清撰：《黑龙江外记》，清光緖廣雅書局刻本，卷六。
[48]谢氏写道：“埔鲁写国，又名吗西噶比，在单鹰之北。疆域稍大，风俗与回回同……自此以北，则不知其所极矣。”表面上看，埔鲁写似为Prussia，然而其后所述地理环境与风俗同早已日耳曼化的普鲁士王国所去甚远，吗西噶比亦与普鲁士无关。很有可能所谓的埔鲁写是将普鲁士和俄罗斯讹为一谈，吗西噶比则为Moscovite音译。参见[清]杨炳南撰：《海录》，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49][清]陈康祺撰：《郎潜纪闻》，清光緖刻本，卷十三。
[50][清]桂文灿撰：《经学博采録》，民国刻敬跻堂丛书本，卷三。
[51][清]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清光绪刻本，序。
[52][清]周中孚撰：《郑堂读书记》，民国吴兴丛书本，卷十七。
[53]参见Сост. Н.Ф. Демидова, В.С. Мясников.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725-1727.М. Наука, 1990. 以及Отв.ред. С.Л. Тихвински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6. 1752-1765.М.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1.
[54]关于它的来龙去脉，可参考柳若梅：“世界上第一部中文俄国史——俄藏清代稿抄本《罗西亚国史》考”，《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55] Сост. Н.Ф. Демидова, В.С. Мясников.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I в. Материалы и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2. 1725-1727.М. Наука, 1990. С.28.
[56][清]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清光绪刻本，卷首五。
[57][民国]闵尔昌撰：《碑传集补》，民国十二年刊本，卷四十八。
[58] Бичурин Н.Я. Описание Чжуньгар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истана в древнем и нынешнемсостоянии. Часть I. СПб., 1829. С.VII.
[59][清]何秋涛著：《朔方备乘》，清光绪刻本，卷四十。
[60][清]姚莹著：《康輶纪行》，清同治刻本，卷十。
[61]卫三畏就称赞《瀛寰志略》比清朝的同类书籍内容更准确，参见S.W. Williams, “The Ying Hwan Chi-lio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51, Vol.20, No.4, p.169. 转引自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121-1123页。
[62] [清]徐继畬著：《瀛寰志略校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63]同上，第119页。
[64]郭丽萍著：《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48-149页。
[65]例如，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6页；郭丽萍著：《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第235页。
[66]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两句名言传说是林则徐所出。一是遇赦入关时的答客问，“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二是“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其实，这两句话的出处都有后人传闻附会的可能性。第一句来自1838年出生的未仕文人欧阳昱所作、在九一八事变前刊印的《见闻琐录》；第二句则来自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幕僚李元度所编《国朝先正事略》的第二十五卷。《见闻琐录》的作者活动于俄国侵略势力甚嚣尘上的同治时代，这部笔记中多次表达了他对农奴改革后加速扩张的帝俄的警惕，借林则徐之口提出防俄，有以今度古之嫌。《国朝先正事略》本身采录大量传闻，又在民国特殊历史时期出版，其中关于警惕列强的预言式传闻，亦不应尽信为确凿的史实。来新夏先生1981年编纂的《林则徐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中采信了这两条语录，但在1985年之后修订、新编、重编的《林则徐年谱（增订本）》《林则徐年谱新编》和《林则徐年谱长编》中，有关这两条语录的记载就被去掉了。
[67]“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载[清]黄彭年撰：《陶楼文钞》，民国十二年刻本，卷七。
[68]同上。
[69][清]斌椿等：《乘槎笔记（外一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页。
[70][清]张德彝撰：《航海述奇》，稿本，卷三。
[71][清]缪祐孙著：《俄游汇编》，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中文版，第168-169页。
[72][清]缪祐孙著：《俄游汇编》，第37-38页。
[73]同上，第82页。
【项目信息】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球史视域下17世纪中俄两国早期交往的跨族群、跨大陆、跨文化特征研究”（项目批准号：19CSS033）的中期成果。
【引用信息】《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1-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