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筹划论文答辩问题(纳税筹划毕业论文答辩自述)

李子归

Jenny Huangfu Day, 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中译本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斌椿为代表的清朝“外交使团”

张德彝

1876年常设公使馆设立之后，逐渐形成一些将外交实践和知识制度化的做法，一方面建立起了从同文馆学生中吸收基层外交人才的机制。张德彝在此前几次使团中积累的经验，令他能够胜任公使馆日常的运作，他的日记也从记录新颖事物，变成了一种外交信息存档，记录所有与公使馆运作和外交事务相关的信息。他的出使笔记《四述奇》在1883年经同文馆和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成为了清廷外交实践实用知识的一部分。但是，外交人员任用的制度缺陷在于，公使馆并不隶属于外交部即总理衙门，而是与之并列，因此公使、领事等高阶外交官来自朝廷指派，缺乏外交知识和历练，对待外交活动态度也非常保守。在保守的儒家官僚眼中，缺乏传统儒学教育，便缺乏一个可靠的框架，来组织、解释和表达外交活动搜集到的信息。

晚清中国的第一个常设驻外公使馆由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主持建立，郭嵩焘是本书讨论的第四位公使。1870年代中期的琉球事件和马嘉理事件令清政府认识到建立驻外公使馆的迫切性，郭嵩焘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了第一任中国驻外公使。清政府对设立驻外公使缺乏制度性支持，对除了银钱用度有详细限制之外，对公使馆的职能和制度都没有具体规定，公使要自己组织幕僚，成员任用充满了随机性和个人倾向。机构日常运行方面，公使馆的公文往来暴露了缺乏制度协调的弊端。伦敦往来北京的函件单程需要花费约两个月时间，除此之外，由于公使馆不隶属于总理衙门，因此郭嵩焘可以先和英国外交部交涉，再向清廷汇报，而后告知总理衙门，这样的奏报顺序不仅不利于外交，更时常将总理衙门置于尴尬的境地。此外，郭嵩焘缺乏情报安全意识，时常在个人社交中向国外官员透露中国高层政治信息。

郭嵩焘每月上报衙门的第一批日记亦即1877年总理衙门出版的《使西纪程》。在《使西纪程》中，郭嵩焘几乎完全折服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他驻外期间长居伦敦，几乎一面倒地暴露在英国的影响之下，他的日记高度肯定殖民主义的仁德和国际法的公义，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暴力手段（brute instrumentality）。作者指出，郭嵩焘渴求的实际是经历太平天国兵燹之后的中国缺乏的文明和秩序。在他的眼中，英国似乎更加接近儒家的“道”。郭嵩焘不同于张德彝，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大夫，在出使英国之前，就已经对清朝的未来感到悲观，认为只有彻底的社会改革才能挽救中国于衰落，回国之后他潜心在湖南推动改革“风俗人心”的礼仪。《使西纪程》的英国中心视角，引起了朝内激烈的批评攻击，及荷兰公使的抗议，书版因此遭到毁禁。而没有载入该书的日记，则透露了更多他对西方政治制度和中国未来的更深刻的思考。他反对独裁和集权统治，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为大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渠道，但也忧虑因此带来的社会动荡。郭嵩焘将三代作为文明和制度的理想型，认为秦灭周之后，中国逐渐变得无道，因此逐渐被有道的西方国家超越，面临威胁。郭嵩焘的思想框架受黄宗羲、王夫之等晚明学者的影响，作者指出郭对西方文明的折服，并非抛弃儒学传统，而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框架下对“道”的隐喻的理解。

第五章的主人公是唯一被作者称为外交家的曾纪泽。曾纪泽经李鸿章和郭嵩焘推荐而成为外交官，在1878年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在他任驻外公使的时代，外交工作变得更加专业高效。一方面，他组织了可靠的公使馆幕府，从同文馆选任经验丰富的外交人才，另一方面，从曾的时代开始，总理衙门和公使出于自我审查和信息安全的考虑，不再以公使日记的形式向清廷汇报日常工作和见闻，而代之以电报消息。虽然1870年上海租界就已经通过电报线路与伦敦相连，但是迟至1884年电线将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与各驻外公使馆相连。曾纪泽在出使之前就与李鸿章交换密电码本，并设计了缩略表达的方法以节约电报费。他也改革了外交公文的呈送流程：先草拟外交文书，再将梗概电传总理衙门，等收到总理衙门电报回复后，便立刻将文书发给所驻国外交部，而文件细节则会以邮件发回北京。为了应付公使馆誊抄大量文书以供公使馆传阅的需要，他在1879年购买了复写机（Eugenio Zuccato’s Papyrograph），为了节省花费，他还亲自试验调制所需的耗材。曾纪泽个人高超的外交能力和对技术的运用推动了驻外使馆的制度化，极大提高了公使馆的工作效率，使得公使馆成为一支解决外交危机的重要力量。在中俄谈判（1880-1881）和中法战争（1884-1885）中，公使馆收集到的信息和据此作出的决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曾纪泽如何调和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上的不同观念？他写给国内官员的信尽量沿用传统观念并在经典和历史中循先例，将中国的处境比作战国时期，自强的终极目的不是加入国际大家庭而是保护王朝的权威。而与英法交流时，他会使用欧洲的观念来解释中国为何不愿放弃传统礼仪和体制。例如他指出公法不外乎“情”“理”，国际法基于刑法，如果两国刑法有别，则会造成观念分歧，朝贡体制符合情理，是将国际法囊括在其中。作者认为这种外交实践类似“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将一种语言中词句的含义从另一种语言的环境中创造出来（meanings of from the guest language were “invented within the local environments of the [host language]”），而使两国的观念“可通约”（commensurable）。此外，凭借高超的语言能力，曾纪泽也成为清朝的对外发言人。他离任前发表在Asiatic Quarterly Review的著名的文章《中国：沉睡与觉醒》，驳斥了当时流行的认为中国行将就木的观点，曾认为中国只是沉睡在过往的荣耀至上，且已经为沉睡付出代价，他预言中国将会和平地站起来（rise），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并且表达了改善不平等条约和保护海外华侨的愿景。曾纪泽的文章在海外引发了广泛的舆论讨论。曾在西方媒体的发言并不是奉清廷的命令，当时国内官员也很少知道他的文章。作者指出，曾纪泽外交成就的原因，除了卓越的个人能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公使馆地理上的距离，和公使馆与中央政府缺乏整合带来的空间。这使他免于国内的监视。公使馆行政相对独立，善用迅捷的传播工具，这也使他们能够便宜行事。

本书的最后一位主角薛福成和他的幕僚通过出版文集，在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使1890年代外交活动成为联系公众与中央政府与更广大世界的桥梁。薛福成，曾任江苏书局的编辑，宁绍台道台。薛福成在1890至1894年担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但在任满回国的船上不幸染疾暴毙。他文采斐然，有很高的声誉。

薛福成在外交实践上的贡献之一在于将自己外交写作从类型和风格上进行重新组织。他模仿顾炎武《日知录》的风格写作日记，颠覆了出使日记监管和审查的功能，扩大了其政治功能。

薛福成的外交写作反映了他的经世思想和外交谋略。作者指出，1880年代，自强运动的拥护者认同如果西学源自中国，那么主张向西方学习就不成问题。薛福成用一种考据的风格将西学中源进一步发扬，并提升了中国传统中非正统、非儒家学说的地位。例如以战国时期邹衍的大九州说来附会五大洲（欧亚非美澳），《墨子》蕴含物理学，《淮南子》和《吕氏春秋》阐发化学和电学知识，等等。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薛福成将殖民扩张的历史影响看成一种适者生存的自然结果。较高等的种族与较低等的种族接触会自然导致较低种族消失，正如中国曾有狄、戎、羌、蛮等族，如今已不知所踪，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而并无残忍的灭绝。通过将中国和欧洲列强并置，薛完全放弃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评。当西学与传统发生矛盾，他便重新诠释文来调和。他将《左传》中对齐侯的批评“不务德而勤远略”，诠释为“不务德，尽管如此仍勤远略”；他也将君子不言利看作是对孔孟的误读，认为如果是为追求公共的利或者令国家强大的利而引进西方的商业制度，无伤于孔孟之道。出于这些思考，薛福成认为清朝也应效仿欧美，向海外扩张。扩张的办法就是用军事力量来武装领事馆使其成为扩张的前哨，因此谋划向东南亚、澳洲和美洲移民并保护当地华人。他们不仅会带来丰厚的侨汇，一旦王朝有难，海外华侨也将会成为可以指望的对象。

薛福成的经世思想很早就通过出版业问世，他在担任江苏书局编辑和宁绍台道台时就习惯将公牍刊刻出版，他也经常向申报投稿。他的外交写作在1890年代陆续出版，通常先由他的家刻书坊传经楼刻板，再由其他书坊重印，不少文章可以见诸报端。作者指出他的文章启发了一批以古代典籍合理化体制改革的儒家士大夫，为甲午之后的改革家提供了理论框架。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