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经过艰辛探索，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自十五大以来，党中央一再重申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列，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践证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为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一个基础性平台，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同时也应看到，在分配领域，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如何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收入分配体系，是一个新的挑战。
有人认为：“初次分配靠市场、再分配靠政府、三次分配靠自愿”。这样的概括比较简明易记，但也有些简单化。在初次分配方面，如果市场体系比较成熟健全，“初次分配靠市场”的提法原则上没有大问题。但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体系构建方面，尤其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市场建设还不够完善。例如，城乡户籍制度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分割了劳动力市场，致使近3亿农民工的收入长期被压低。农民工初次分配问题，显然不能简单用企业自主用工，农民工自主择业这样的个体劳动契约关系来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进一步打破城乡行政分割，加快培育统一的劳动力市场。2020年中央出台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落户渠道，“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落实上述政策措施，将大大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意义重大。又如，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指导线、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提供就业公共服务等，也是政府不可或缺的责任。
概括说，初次分配重在调动社会各阶层市场竞争的积极性，让一切能够创造财富的源泉都充分涌现出来。再分配重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校正市场的“马太效应”，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三次分配重在慈善公益事业，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国民。这三个领域的分配制度不可顾此失彼，应当根据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调整组合。构建各有侧重又内在关联的分配体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平台。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9日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