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花香所(北京市大兴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不正常人类研究所：5个警察，1起案件

文/魏迟婴　东方明

五、杀人灭口 　　

前面说过，亓舞牧这人虽然长相斯文面皮白净，但脾气却是不敢恭维，和尹小白初次见面，因为听不惯对方的江湖口吻，就能声色俱厉出言训斥让尹小白下不来台，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此刻当着分局、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员，他还不至于立马发作，脸色依旧如常，指挥众人检查尸体、勘查现场、搜查任宅，直到通知市局派车把尸体拉走。忙活了一晚上，众侦查员返回驻地时，鸡鸣声已是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待侦查员们吃过简单的夜宵，就听见亓舞牧在院子里吹响了集合哨。 五人在驻地小会议室内坐定，陈君临知道亓舞牧没吃东西，给他带了 两个馒头。亓舞牧点头示谢，微叹一口气：“此刻纵然是山珍海味我 也咽不下啊！诸位，现在开会，为啥事儿大家自是心知肚明。”说到这儿声调倏地拔高，“张百行！” 　　张百行已有心理准备，应声起立：“有！” 　　“你小子就站着回答问题——是你开的枪没错吧？出发前我再三交代要抓活的，你肯定听明白了，那为什么还要冲目标开枪？” 　　“报告！因为那主儿身手利索，已经上到屋顶，如果不把他打伤，只怕他就开溜了。” 　　“是你自己想开枪？还是因为听了其他人的提醒开的枪？” 　　“是我自己下意识开的枪！” 　　亓舞牧一声冷笑：“前面把开枪的动机说得很清楚，现在又说‘下意识’……”说着一拍桌子，“下意识个头！一边儿站着去，面壁反省！” 　　 张百行遵命照办。亓舞牧依旧满脸寒霜：“继续往下捋——你们三个，是哪位在现场咋呼开枪的？” 　　尹小白起身几步走到墙边，和张大个子并排面壁而站：“是我。” 　　亓舞牧是何等人物，在现场就听出嚷嚷开枪的是这黑小子。原以为尹小白会装傻不认，没想到这主儿干脆主动面壁了。 　　“你叫别人开枪，你自己为什么不开枪？” 　　“我给那主儿整了一招扫堂腿，现在走路还瘸着呢，那当口儿站都站不起来。目标已经上房了，我在地上那个角度瞄不到他的腿，只能打上半身，现移动找合适的角度也来不及了，情急之下，张嘴就嚷了。如果要追究责任，跟张百行没关系，由我全部承担就是！”尹小白依旧对着墙壁，一口气还说了这么多，这场面看上去就显得很古怪。 　　亓舞牧“哼”了一声：“有我亓某在，谁能从我的枪口下开溜？你们俩，都转过身来！” 　　

呈现在亓舞牧眼前的是两张明显不服的脸，尤其是尹小白，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丝微带嘲讽的坏笑。亓舞牧沉声低喝：“尹小白、张百行听命！向右转，起步——走！” 　　尹、张两个年轻人以及坐在一边的麦、陈二位，都以为亓舞牧要把两个闯祸分子撵出会议室，没想到亓舞牧却让他们在另一侧墙边的大黑板前驻步。亓舞牧用粉笔在黑板上寥寥数笔，就把现场草图勾勒出来了，嘴里一边念叨着在场人的名字，一边用粉笔标出所在位置，然后把尹小白的位置、他自己站立的位置以及目标阿勇的位置划上连线：“尹小白，你先看这个，当时现场是不是这样？” 　　尹小白缓缓点头：“是。” 　　“你再看这个……”亓舞牧接着又画出任宅以及周边房顶的俯视图，用虚线标出目标当时可能逃窜的三个方向，甚至估算出了他自己的位置与这三个方向之间的夹角，画完，他盯着尹小白，“明白了吗？” 　　

尹小白没上过一天学，靠着自学识得几个字而已，此刻面对亓舞牧勾勒出的几何草图，一脸茫然。“张百行，你是读过大学的，给他讲讲。”不想尹小白心眼玲珑剔透，张百行还没开口，他的脸上已然露出顿悟的表情：“我看明白了。组长您这是说，目标当时只有三个方向可以逃窜，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逃，您所在的那个角度，都可以轻松击中他的腿。最关键的是，阿勇当时站在房顶的边缘，在百行那个角度射击，阿勇身子向后倒，肯定是头朝下直接从房顶栽下来，而从您那个角度射击，阿勇首先会倒在房顶的斜坡上，即便是从斜坡上滚下来，也不至于摔断脖子了……” 　　

亓舞牧微微点头：“明白了就好。不过呢，当时那个情况，稍微犹豫一下就可能丧失战机，所以也不全怪你们。这件事由我承担全部责任，我会向上级写报告说明的。”这话让尹小白颇为感动：“组长，还是由我承担责任吧。”亓舞牧摆摆手：“你们俩坐回去吧，这事就这么定了。”“要不，咱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尹小白还想讨价还价，见亓舞牧盯着自己的眼神又凌厉起来，赶紧闭嘴。 　　

现场复原完毕，亓舞牧说到正题：“目标见阎王去了，咱们得重新查线索。尹小白、张百行，你们二位昨天外出调查的结果如何？昨天一回来就点了你们的将，让你们参加缉拿姓任的那小子……我记得你俩昨天返回驻地时好像一副兴冲冲的样子，不知是否可以理解为，那两件凶器有眉目了？”“组长您真行，火眼金睛啊，什么都瞒不过您。”虽然是夸组长，尹小白的语气却显得相当得意——当然是得意自己了。 　　亓舞牧最看不惯的就是他这一套，不由皱起眉头：“那就快汇报吧，天都快亮了，长话短说！” 　　

前天，尹小白、张百行两个调查命案凶器的来源，运气还不错，到傍晚总算查明，当年“见血堂”的这批攮子被日军宪兵队收缴，送维持会治安处了。治安处就是日伪时期的警察机构，侦查员推测，解放后接管的广州市警察局应该有这方面的档案记载。昨天他们本打算一早就前往市局查阅这方面的资料，不想出了警告信的事，又是开会分析又是分头找受害人家属了解情况，小半天时间就这么过去了。等他俩腾出工夫赶到市局，已经快中午了。 　　

在市局倒是比较顺利，很快就在旧档案中查到了当年“见血堂”被收缴的那批特制攮子的下落：起初是在治安处封存，稍后，广州汉奸政权成立，治安处转为日伪警察局，那些攮子就继续封存在警察局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日伪警察局，清点物资，登记造册。档案显示，在移交物资账册的草稿上有关于那批攮子的记载，总共五十把，按编号顺序盛放于五个木盒中；但在正式移交的物资账册中，却不见这些攮子的记录，随同消失的还有其他一些物资，都是些不值钱的零碎物品。估计是负责清点物资的人员认为过于繁杂，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东西，干脆就清理掉了。 　　

清理掉也该有个去处吧？侦查员向市局人事处打听，得到了三个名址，说这三人是当年日伪警察局负责管理收缴物品税务所的警官，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警察局留用，工作也没变，依然是管理收缴物品。不过，广州解放后，这三人都未被新政权留用，各自回家了。 　　

尹小白、张百行便按照名址前往走访。第一个姓谢，家住高第街，过去向派出所打听，答称有这么个人，但在上月已经病故。尹小白在香港从事秘密工作多年，杀人灭口这种事听多见惯，寻思怎么这么巧？会不会有诈？把怀疑跟张百行一说，张百行提议，不如登门了解一下。两人向谢家以及邻里多人打听下来，得知老谢真的是病殁了，他患有高血压，上月孙子满月，摆宴庆贺应酬亲朋好友时喝酒过量，情绪过于亢奋，当场犯病，送医不治。于是，灭口猜测被排除。 　　

第二个对象姓苏，住在万福路。也是先去派出所，进门前尹小白直犯嘀咕，心说这老苏千万别也弄个心脏病脑溢血什么的。一问，老苏身子板儿倒是硬朗着呢，不过没法儿见面——广州解放一周后，他就去香港投奔其经商的儿子了。 　　

第三个对象叫苗求旺，谢天谢地，这人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想去哪儿也去不成，只能老老实实等着侦查员来调查。怎么说呢？三个星期前，苗求旺早年参与帮会活动致人死亡之事被检举，现正关押于小北分局看守所。 　　

这回真是撞着了运气，苗求旺不但知道攮子封存之事，而且恰是1945年秋处置那五十把攮子的经手人。他对这事记得很清楚，言之凿凿地说，当时是把那些从封存物资中清理出来的零碎物品拿到马涌旧货市场上出售了，所获钱钞则被他们几个负责处理物资的警员瓜分。那些攮子，由于是整卖，问价的人不少，真下手收第一购的却没有。尽管花不了多少钱钞，但一下子吃进五十把匕首，容易引起坊间议论，再说又不准备做强盗头子，搁在家里干什么？到了第三天，苗求旺正准备禀报上峰，请求拆零出售，忽然来了一个买家。 　　

这个买家跟苗求旺相识，名叫伊勒德，家住小北区小北直街（今小北路），坊间都唤其“老伊”。老伊是蒙古族，祖籍归绥，生于广州。老伊之父是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戈什哈，精通摔跤，拳脚功夫也厉害。这种家庭讲究传承，老伊自幼就习练摔跤、格斗。十六岁时，他报名参加两广青年摔跤大赛夺得名次，正盘算着藉此谋得一份理想的职业，辛亥革命爆发了。其父当时任广州新军武术教头，据说已经投靠革命党，但不久突然失踪。 　　

失去父亲的庇护，老伊开始走下坡路，干过武馆武师、私人保镖、中学体育教师、银行守夜人等职业，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度在日伪警察局当巡警。后来，被一学生说服，赴重庆担任警备司令部武术教官。战后，老伊回到广州，用复员费作本钱经商，赚了点儿小钱。老伊就是在抗战前期供职日伪警察局期间跟苗求旺相识的。 　　

老伊出身武人家庭，酷爱冷兵器，他的名字“伊勒德”在蒙古语中就是“战刀”的意思。因此，他所做的买卖门类中就包括贩卖各种冷兵器。闻知警察局抛售的封存物资中有“见血堂”的攮子，就奔马涌旧货市场来淘宝。他跟苗求旺相识，价钱上可以商量（老苗有在一定范围内削价之权），谈拢后，就把五十把攮子一股脑儿全买了去。 　　总算探得攮子的线索，尹小白、张百行两个都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这时已是下午五点，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立刻按照苗求旺提供的地址前往拜访。 　　

跟老伊一见面，两个侦查员颇为吃惊。之前听了苗求旺的介绍，在他们的想象中，今年不过五十来岁的老伊应该一副虎背熊腰宝刀不老的模样，哪知眼前却是一个老态龙钟、说话含糊、口水流淌的病者。陪同前往的户籍警小柳告诉侦查员，早在两年前老伊就已经中风，这可能与其长期嗜酒有关；今年初夏，又患上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一直是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不过，老伊的神志还算清楚，如果你们需要问什么问题，他应该能听明白。他也愿意配合我们的工作，前不久武汉市公安局的便衣来外调，他就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况。 　　

张百行闻言松了口气，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尹小白刚想附和，却见小柳微微一笑，就知道对方还有交代。果然，小柳继续说，想要老伊配合，得满足两项条件—— 　　

其一，他是蒙古族人，嗜酒，酒量还特别大，年轻时一顿喝两斤烧酒，喝完没事人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让他摔跤的话，力量比平时更大，技艺也发挥得特别到位。中风后照样嗜酒，只是不能再做生意，他平时大手大脚的没有积蓄，生活全靠亲友救济——他没有结过婚，至今孤身一人。所以呢，喝酒的机会基本没有了。他现在最盼望的就是逢年过节，亲友接他去吃饭，他可以喝个痛快；还有就是有人找他外调。不管什么来头，哪怕是北京公安部的，找他了解情况就必须请他下馆子，寻常的鸡毛小店还不行，必须是招牌叫得响的饭馆。他最喜欢去的是“祥元阁”，菜讲究，酒更是特别讲究，须得由他自己点，他点的肯定都是名酒，价钱自然便宜不了。 　　

其二，老伊喝够了酒，心绪大顺，思路特别活跃，记忆超常发挥，问他什么，只要他知道的，准保知无不言，绝不会随便诌几句忽悠人。不过，不论是您二位，还是派出所民警，或者是邻居，都休想听得懂他说的话。自打中风后，老伊说话口齿不清不说，还经常夹杂大量蒙古话，所以，得有人在旁边翻译。担任翻译的人既要懂蒙古话，又要分辨得清他含糊的口齿，还得耐心。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只有一位——老伊的嫡亲外甥姜孝顺。 　　

侦查员听着，觉得这两项条件似乎不难，请老伊下馆子只要公家掏钱就是，向亓舞牧申报应该不会打回票，前面已有先例，请李老大吃早茶就是。劳驾姜孝顺做译员，应该也没有问题吧？尹小白问：“不知这位姜先生是何许人？操何营生？” 　　小柳说：“姜孝顺是小北区税务所的留用税务员，平时表现不错，人缘也好。如果你们同意，那我就打电话通知他，还得跟税务所领导说一下，要给姜孝顺放大半天假，让他明日午前过来把他老舅接到馆子去。” 　　

尹小白问张百行意下如何。张百行说：“当然没问题，不过经费得由你老弟去跟组长说，不知怎么的，我好像对老亓有点儿憷头。这是心理障碍吧……” 　　

接下来就是征求老伊的意见。尹小白凑到老伊跟前：“不知您老明天中午是否有空闲，咱们准备请您吃个饭，万望赏光。” 老伊说话有障碍，听觉没问题，刚才小柳说的那番话他早已听进耳朵，此刻连连点头，一张斑驳陆离的老树脸面上笑意盎然，嘴里呜呜地说着什么，侦查员和小柳一句也没听清。老伊哆哆嗦嗦从破藤椅的棉座垫下面取出几张纸，张百行接过一看，竟然是点菜单子。老伊识字，眼睛也不老花，手指在其中一张单子上点了点。小柳看看那张单子，说看来他是选中“祥元阁”了。一问，果然点头。于是就约定明天中午饭馆见，之前由姜孝顺来接老伊过去。尹小白一五一十把上述情况说了一遍，亓舞牧点点头：“像老伊这样的角色，应该是老江湖，他已经听清了专案组想了解什么情况，既然肯接受饭局邀请，那就说明他是知道那些攮子的去向的。明天……哦，是今天，你俩去会会他。经费没问题，我这就开条子给你。”说着亓舞牧看看手表，“哦！已经四点了，你俩先去休息。老陈、善谋，你二位暂留片刻，咱三个再商量一下如何调查阿勇生前的社会关系，分析分析黄瘦竹案件的线索。我们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因为有使命在身，尹小白、张百行两人不敢贪睡，上午起来，两人先去华南分局，尹小白拿着专案组长亓舞牧开的条子去财务室领中午请客的费用。财务是个女同志，拿着条子看了又看，好像怀疑这是尹小白伪造的。又是打电话核实，又是请示领导，耽误了不少时间。实在看不出有啥破绽，这女同志还不肯放款：“我记得你前天刚来领过一笔钱，怎么转眼就花光了？” 尹小白好不耐烦：“你就甭管怎么花的了吧，只要手续齐备，别说我隔三天来领一次了，就是一天领三次你也得给啊。我说，你是不是在拐着弯儿打听我们专案组的办案情况？” 听了这话，财务果然紧张，只好给办手续。 　　

这么一耽搁，时间就有点儿紧了。尹小白扯上张百行，开了摩托车就走。张百行倒是有心，给揣了两个馒头，说由他驾车，让尹小白坐着把馒头啃了。尹小白说不饿，还是由我来开车吧，广州的路你没我熟。他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不吃早饭也好，清空肠胃，中午请伊老爷子时多上几个硬菜，老子好好吃一顿。 　　

没想到，老天爷大概是成心不想让他打上这顿牙祭。这天道路有些堵，尹小白抄近路七拐八弯，总算在约定时间前七八分钟赶到了“祥元阁”。昨天傍晚，小柳已经奉侦查员之命来这里订了二楼一间小包房，尹、张两人入内，跑堂奉上毛巾香茶，两人慢慢喝着，寻思姜孝顺和老伊应该很快就会到了。可是，转眼过了二十分钟，却没动静，侦查员不禁觉得有些奇怪。 　　

先前跑堂已经进来问过是否要点菜，尹小白寻思跟这种江湖人物打交道，要讲究礼数，说等客人来了再点。这时，跑堂又叩门而入。张百行以为还是催他们点菜，就跟尹小白商量，不如先把菜点了，酒可以等老爷子到了之后让他亲自点。谁知跑堂说的却不是这事，他告诉两位侦查员，对面“兴隆汽修厂”的门房过来说，有一个电话请二楼包房的客人去接听，来电人姓姜。 两个侦查员闻言几乎同时一跃而起。奔下楼梯时，尹小白对张百行说：“我去接电话，大哥你把摩托开到对面工厂门口——肯定出事了！” 　　

由于过于着急，尹小白下到底楼时，跟楼梯侧边走过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撞到一起，两人各打了个趔趄。尹小白随口道声“对不起”，快步出门穿过马路直奔对面的汽修厂。 　　

昨天派出所民警小柳陪同尹小白、张百行走访老伊时，跟老伊约定，通知其外甥在十一点钟赶来把老爷子接往饭馆，之后以警方名义跟区税务所和姜孝顺本人通电话时也是这样说定的，姜做这种特殊翻译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一口答应。税务所有一辆三轮摩托，是用出售废旧物资攒下的钱淘旧货和零部件再请人拼凑起来的，这天中午就给姜孝顺使用了。姜在十一点前驾车赶到老舅这边，却是铁将军把门，不禁奇怪，向邻居打听，得知有人把老伊接走了。 　　

姜孝顺不知道此次找老舅外调的是“55小组”的侦查员（“55小组”在内部也是保密的，派出所民警小柳以为尹、张二位是市局刑警），更不知对方想要了解什么情况，只道和以前的几次外调差不多，无非是解放前某某人某一段时间在广州或者重庆的活动诸如此类。所以，他也不太着急，以为老爷子是被外调警员接走了。 　　

既然老舅被接走了，那就直接去饭馆吧。姜孝顺开着摩托来到巷子口，路过卖烤红薯的小摊，见摊主正好闲着，就上前打听刚才老伊是不是从这个巷口离开的。摊主说没错，一个男子搀扶着老爷子到了巷口，招停了一辆出租车，两人上车走了。摊主还告诉他，接走老爷子的那个男子不像公家人，四十来岁，黑色西装，外罩咖啡色薄花呢风衣，头戴蓝色宽檐帽，高鼻梁上架着一副浅褐色细框眼镜，那副装束派头，像是富家公子之类。 　　

这下姜孝顺心里犯嘀咕了，干脆先给饭馆这边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外调警员把老爷子接走的。尹小白听姜孝顺如此这般一说，便知情况不妙。挂断电话后，寻思看来要先去小北直街走一趟了。这才想起刚才从饭馆出来时曾让张百行把摩托车开过来，怎么这会儿没见动静呢？正想着，忽见一个伙计从饭馆里跑出来，隔着马路就冲他挥手大喊：“这位先生，您的同伴请您赶紧过来，这边出大事啦！” 　　

饭馆里确实出了大事。刚才尹小白急匆匆跑出去到对面汽修厂接电话，张百行按照尹小白的吩咐，打算出门去开摩托车，却被跑堂拦住，让结了账再走。张大个子听不懂粤语，费了半天口舌才让对方明白，自己虽然订了包房，但并未点菜，只喝了一杯饭馆免费提供的茶水，现在有急事必须离开，又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证件。就在这时候，另一个跑堂突然发出一声惊叫。 　　

底楼楼梯侧面有一个用活动屏风拦出的雅座，负责往那个雅座送菜的跑堂慌慌张张跑出来，说这里有人生急病昏迷不醒，像是已经断气啦！张百行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也缺乏特别敏感的直觉，听到这一消息，并未马上跟自己正在侦办的案子联系起来，他只想着赶紧出去发动摩托车，和尹小白一起去小北直街老伊的住所，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老伊到现在还不过来？ 　　

大概是为了抢救的需要，饭馆伙计按照老板的吩咐撤去了雅座屏风。正要迈步出门的张百行目光扫过雅座，顿时站住了。跃入眼帘的是一件脏兮兮的美式军大衣和一顶明黄色无檐绒线帽——这不是昨天伊老爷子的打扮吗？赶紧上前查看，果然！ 　　

张百行是专案组五名侦查员中参加革命最晚、办案最少、历练最浅的一个，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突发情况。但他毕竟是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精挑细选出来的，能加入“55小组”的人，素质都不一般，他也只是在最初几秒钟里懵了一下，随即就作出反应，立刻出示证件上前喝令老板、伙计退后，拦住围观食客，然后指派一名伙计把正在对面汽修厂门卫室接听电话的尹小白唤过来。 　　

两人一检查，发现老爷子已经断气，但还是让老板去对面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医院抢救。断气不是断头，是有抢救及时活过来的先例的。 　　等候救护车时，尹小白悄声对张百行说：“看来，咱们的对手非常厉害啊！” 　　

张百行咬牙切齿：“竟然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下手，真是胆大包天啊！” 尹小白点头：“看来是老手，待破了案，我得好好跟这主儿聊聊。”

说这话时尹小白还不知道，其实他已经跟杀害老伊的凶手见过面了——就是刚才他从二楼下来时不小心撞上的那位。

六、小号白大褂 　　

获悉老伊突然死于“祥元阁”，专案组长亓舞牧跟尹小白的感受差不多。对手抢在老伊的外甥姜孝顺之前把老伊骗离住所，要说为了安全起见，应该到别处下手，或者哪儿也不去，干脆就在老伊家里动手得了。可是，凶手却把老伊送到侦查员的眼皮底下杀害，这也太猖狂了！ 　　

他当即把电话打往广州市公安局，以华南分局社会部的名义，要求立刻指派刑警、刑技鉴定员、法医前往“祥元阁”现场。随后，他叫上麦善谋、陈君临一起驱车前往饭馆。途中，亓舞牧想到一件事，停车借用一家公司的电话跟老伊住所地的管段派出所联系，要求马上派员前往伊宅，严禁任何人（包括亲属）进入；如有非亲属前往，则暂行扣留，待专案组侦查员到场后处置。 　　

赶到饭馆时，市局人马已经抵达，由于没有接到亓舞牧的勘查指令，只是把饭馆包围起来，会同分局、派出所警员对包括饭馆东伙、食客在内的所有人进行登记盘查。尹小白、张百行则把屏风重新架起来，守护现场。 　　

现场勘查未能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对饭馆东伙和食客的询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获。那么，老伊是怎么来的呢？ 　　

据底楼跑堂伙计说，今天中午食客比平时多一些，两个伙计忙于点菜、上菜、擦拭桌子以及奉上茶水毛巾，就没像平时那样站在门口迎宾。等到看见那个病恹恹、拄着一根竹杖的老头儿时，他已经被人扶着走到楼梯口拐弯处了。搀扶老头儿的那个先生显得很有派头，衣着打扮也体面。两人坐下后，那位先生就吩咐架上屏风，特地关照说老人怕风，让用厚布条把屏风连接处的缝隙蒙上。伙计一一照办，那先生看着觉得满意了，随口报了几样菜肴，又要了两瓶茅台酒。酒菜上齐，那男子吩咐跑堂：“不招呼你，不必来打扰。一会儿有客人来找老爷子，你把他们带这里来就是了。” 　　

跑堂离开时，隐约听见老伊口齿不清地说：“快把酒打开，多少年没喝茅台了，馋死我啦……” 　　

现场询问的同时，尹小白、张百行奉命前往小北直街伊宅执行搜查任务，他们税务所在派出所民警协助下，翻遍了全宅旮旯，找到了一些老伊做冷兵器买卖时未曾处理掉的长短税务局宝剑、匕首、腰刀、三节棍、九节鞭等业已生锈的武术器械，其中包括一盒攮子，跟系列案件中的两件凶器一模一样，其编号是041至050，共十把。 　　

稍后，市局法医进行尸检，结论是老伊死于某种毒药，该毒药的成分与之前被害的黄瘦竹、陈明贵体内的致命化学物质相同。饭馆提供的菜肴和茅台酒的酒瓶内均未检出有毒物质，由此可以推断，毒药是由那个出面请客的男子在给老爷子斟酒时偷偷下的。 　　

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从以下几方面开展调查—— 　　

第一，对伊宅的邻居进行走访，弄清楚把老伊接走的男子和请老伊喝酒的男子是否为同一人。 　　

第二，跑堂曾听见老爷子说过地方“快把酒打开……”之语，听上去，他跟请他喝酒的那个“体面男子”并不陌生，甚至可能是朋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明显那男子可以和老伊进行交流，而不必借助“翻译”，只有和老爷子非常熟悉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老爷子上一天已经接受专案组侦查员的邀请，说明他愿意提供有关攮子的情况，派出所民警小柳也与其约定，今天午前由其外甥姜孝顺前往接他。老伊性格直爽，又是练武的，按理说应该很讲信用，怎么不等侄子来接，就跟别人出门了呢？ 　　

联系到“体面男子”对跑堂说的那句话，即“一会儿有客人来找老爷子，你把他们带这里来就是了”，侦查员推测，对方是这样忽悠老伊的——你外甥单位临时有事过不来了，让我接您老去饭馆。雅座已订好了，他们让我照料您，还说您老可以先把酒喝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说明来人和姜孝顺是相识的，老伊也知道这一点，才肯跟来人出门。因此，有必要跟姜孝顺接触，向他了解相关情况。 　　

第一，有必要对老伊生前做冷兵器生意时的情况进行调查。 　上述三项调查应同时进行，亓舞牧遂向市局和相关分局临时借调了十二名侦查员，分成三拨，由他自己、尹小白、张百行各领一拨分别进行调查。 　　

第二，专案组原已指定麦善谋、陈君临第一两人负责主持调查阿勇的社会关系，希望通过这项调查发现在医院杀害黄瘦竹的“丰腴护士”的线索。可今天中午老伊突然出事，亓舞牧就带着麦、陈二人到现场去了。现在，亓舞牧认为阿勇那条线的调查不应因为伊案暂停，还是继续进行，仍由麦、陈二位主持。 　　

麦善谋这年二十七岁，广东人，出生在韶关，三岁随父母来到广州。二十岁那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他还是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的学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次年寒假，他决定辍学入伍。当时，街头上时见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警、宪等招兵买马的摊位，特务机构则干脆把摊头设在省体专校园里，鼓动学生从事“行动工作”。麦善谋的姐夫是中共地下党，知道小舅子的心愿后，悄然支招让他前往延安投奔中共。 　　

麦善谋的延安之行可以说是磨难重重。他先是联络了数名同窗好友，拿着姐夫通过组织出具的密函，前往武汉中共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换得正式介绍信，然后奔赴陕西。不料，途经开封时，被国民党军队拦下，得知他们是广东省体专的学生，强行“挽留”，分派到新兵营去充任教官。麦善谋企图逃跑，未遂，被抓回来了。按照战时条例，逃兵是要被枪决的。但军方考虑到这是“人才”，网开一面免其一死，麦善谋挨了一顿军棍后，被分派到伙房去打杂，部队开拔时又强迫他当了挑夫。1940年，麦善谋随军入川，才算恢复正常士兵有限制的自由。不久，又因在重庆街头巧遇广东老乡，两人聊得太热络，被特务疑系“共谍接头”被捕入狱。这一关就是两年，最后总算伺机越狱成功，又是一番艰难旅程，终于抵达延安。 　　对于麦善谋来说，抵达延安，只算万里长征走了一半。这话怎么讲呢？麦善谋学的是体育，但他另有一项常人不及的天赋——各种方言一学就会，而且讲得非常地道。这五年中，他先后随军在中南、西北、西南多个省份驻扎，在军队和监狱里更是接触了来自天南海北的各色人等，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诸般乡谈”。这样一个对象投奔延安，欢迎当然是欢迎的，不过，这人的特点跟特务比较接近，先得好好审查一番。受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涉及天南地北、敌我阵营的调查，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审查，又差不多是一个年头儿，直到1944年底，麦善谋终于通过审查，安排了工作。 　　

组织上自是要发挥其特长，在接受一段时间的特殊训练后，他被派往沦陷区从事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奉组织之命，他在武汉开了家商号，以此为掩护继续干老本行，组织关系则转到了中共华北局。北平解放后，又调到北平市委社会部，成为亓舞牧的部下。前不久，组织上根据其特长和籍贯，将其调往华南分局社会部。报到后还没分派工作，正好赶上组建“55小组”，像麦善谋这样的人才，自然被选上了。 　　

麦善谋和陈君临都是广东人，语言沟通没有障碍。以前虽然不认识，但这几天接触下来，都觉得比较投缘。亓舞牧可能也感觉到这一点了，所以安排他俩搭档，调查阿勇生前的社会关系以及那个鹅蛋脸女护士的情况。 　　

两人接受任务后，就商量着该如何开展调查。他们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思路一致：阿勇年纪虽轻，但由于其家庭出身以及本人的习武经历，社会交往比同龄人要复杂得多。这些社会关系不可能都跟案情有关，有关的只有一个方面，那就是——是谁要阿勇去“明康诊所”踩点的？ 　　

继续往下分析，对于阿勇社会关系的查摸，也没必要覆盖他的整个儿人生，因为阿勇涉案也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内——广州解放至今不过两个多月嘛，而目前知道的涉案情节，不过就是他去“明康诊所”踩点。因此，系列命案的案犯与其接触应该也是在最近，甚至有可能就在本月。目前对其社会关系的调查，只需着眼于本月他在干些什么、跟什么人有接触等。 　　

主意打定，两人分别带上分局、派出所各两名警员开始调查。 　　一连两天，六名侦查员分为两拨，走访了近日与其接触过的家属、邻居、亲戚、朋友、同学，以及没有直接接触但见过面的商家、摊贩、路人等，共上百号人。白天走访，晚上六人则聚合汇总材料，并把阿勇自12月1日以来的大致活动情况逐日按时段列表记录。当然，受访人的记忆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其中有些内容肯定有差异，这种记录只能作为参考。 　　

如此进行到12月28日晚上，没有查摸到任何有效线索。12月29日，陈君临和分局警员老马前往管段派出所跟民警小邢会合，进门时见一个四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正在跟小邢说话。小邢见到他们，立刻起身，指着陈君临对那男子说：“领导来了，老傅，你快跟领导说说这事！” 　　

老傅是船厂电焊工地方税，这几天为赶修军方的一艘炮艇，夜以继日忙得不可开交，一连六天没有回家。昨晚总算忙完了活儿，军方为表示感谢，晚上十点派车把几个负责各相关工种的工匠师傅逐个送回家。老傅已经累透了，到家后连卧室也没进，往客堂那张白天给患病老母亲躺卧的软榻上和衣一倒，随手扯过一旁的棉被往身上一裹，眼睛一闭就睡过去了。这一睡直到早晨六点多才醒，是被刚起床的妻子唤醒的，想让他去卧室继续休息。 　　

但老傅一醒就睡不着了，就让妻子给准备早茶喝。喝茶时，妻子告诉老傅阿勇出事的情况。老傅闻讯大吃一惊。他跟阿勇的父亲任拳师是多年邻里，铁杆茶友兼棋友，当下就要去任家探望，却被妻子一把扯住，说你可去不得啊！老傅说怎么去不得？阿勇出事是阿勇的事，对于老任来说，阿勇再混账也总归是亲生儿子，我去劝慰几句又怎么了？怕什么？我是工人阶级，政府还会因此怪罪我吗？ 　　

说到这里，老傅忽然意识到妻子今天似乎有些反常。她是一个老实厚道的传统家庭妇女，平时在丈夫面前一向唯命是从，即使有异议也不敢提出，今天是怎么啦？这么一想，就不由得多打量了妻子几眼。老傅的眼光在船厂是有名的“毒”，意思是看人很准，这一看，就发现妻子神色异样，于是就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到这时，妻子就不得不吐露真情了——他们的大儿子傅小玮平时一直很活跃，喜欢在外面折腾，可自从阿勇死后，他就不出门了。傅妻就觉得可疑，因为这两天警察一直在附近调查最近谁跟阿勇有过接触。昨天晚上，傅小玮晚饭都没吃，早早就上床了，可屋里的灯却一直亮到半夜，还不时传出唉声叹气的声音。由此，傅妻担心傅小玮可能跟阿勇之死有关。现在丈夫要去老任家慰问，她担心引起警察的注意，才忙不迭地阻拦。 　　

老傅听着就火了：“这么大的事，你竟然瞒着掖着，那不是跟人民政府两条心吗？这事，我得去派出所说清楚，请他们来查一查这小子！”说着，出门径往派出所来了。 　　

陈君临就让小邢去传唤傅小玮。原来，那小子是阿勇的非正式徒弟，十二岁就跟人家学拳术了，一手咏春拳似是已打得像模像样，平时连上街走路都是“初学三年，天下去得”不可一世的架势。可这当口儿却换了个人似的，进门见到面如寒霜的陈君临、虎背熊腰不怒自威的老马，已是浑身打颤，瑟瑟筛糠。这样一来，倒是省了侦查员的事，不用费心思研究讯问对策了。 　　

傅小玮管阿勇叫“勇哥”，从小就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自从阿勇教他打拳练功，他对这个大哥加师父更是倍加敬重，人家说什么他应什么，指哪儿打哪儿。17日那天，阿勇找上门来，说有桩小事请他帮忙。傅小玮马上站得笔挺，静候吩咐。阿勇轻描淡写：“有朋友托我弄一件医务人员穿的白大褂和帽子，这事小玮能帮我办吗？” 　　

傅小玮说：“没问题！我表姐在西山医院工作，我去问她要一套，或者，转悠一下顺一套也方便。”阿勇嗤之以鼻：“小孩子见识。听着，人家要的是没有印医院名称的白大褂。而且，没有必要惊动亲戚熟人。这样吧，署前路有家小诊所你有印象吗？就是那家‘明康诊所’。今晚你去那里遛一趟，撬窗撬门打墙洞钻阴沟我不管，反正把墙上挂着的白大褂给顺到手就是了。有两点你记着：一是拿最小号的那套，二是绝对不能拿其他东西，否则，我剁了你的手！” 　　

傅小玮虽然属于顽劣少年一类，但他除了跟着阿勇打架生事，惹点儿小麻烦，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劣迹。当然，顺手牵羊的小动作是做过的，所以才有去表姐供职的医院顺一套白大褂之说。但是，让他深更半夜去撬窃诊所，那就是标准的小偷动作了，他多少还是有顾虑的。只不过超级偶像阿勇既然开了口，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只有点头。 　　

这种事，难度自然是没有的。当晚，傅小玮便潜入诊所，顺利窃得了一套小号白大褂。次日交给阿勇，后者夸赞了两句，说“回头有赏”。原以为不过是戏说之语，哪知过了一天，阿勇果然邀请傅小玮去“富味小馆”搓了一顿。 　　

“富味小馆”是家小饭店，开了有些年头儿，菜肴样式不多且常年不变，但比较精致。那天中午下着小雨，食客不多，两人选了副角落的座头，浅斟慢饮，边吃边聊天。阿勇显得很兴奋，说他即将有工作了，是去某商号当柜员，兼带守夜，薪水开得挺高。一会儿又说到今天这顿午餐，是他新近认识的那位大姐姐给的钱，姓田，他管她叫“田姐”。席间，阿勇还透露，前几天“田姐”曾请他来这家馆子吃过一餐。 　　

“田姐”这个人，侦查员在之前两天的调查中从未听说过，此刻傅小玮如此这般一说，自然引起了陈君临的兴趣。中午，他跟麦善谋碰头交换情况，麦善谋跟他的想法差不多，把这个女人跟专案组正苦苦寻找的鹅蛋脸联系起来，原因有三：一是阿勇以前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有这么一个女性友人，他自己也对傅小玮说是“新近认识的”，符合对方为作案需要故意拉拢阿勇的动机；二是既然被二十出头的阿勇称为“大姐姐”，其年龄应该跟那个涉嫌警员命案的女凶手相符；三是阿勇去诊所踩点后，指派傅小玮下手撬窃，次日请傅下馆子，并透露这顿饭钱就是“田姐”出的，那看来这是对方犒赏示谢之举。 　　

因此，专案组决定将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这回运气不错，也就不过一天多时间，12月30日晚，“田姐”就被拿获了。

七、“田姐”的野望

　 “田姐”的被捕带有比较大的偶然性——

　　阿勇意外死亡后，其尸体被专案组送往广州市公安局设在大德街的停尸房，由法医解剖检验，很快就得出了结论。对于专案组来说，关心的自然是结论，而于死者家属而言，领回尸体，办理后事入土为安则是全家的一桩大事儿。阿勇之父老任就去派出所要求领回尸体，派出所因为专案组没有提及过此事，不敢做主，就几句话把老任给打发走了。哪知不久老任去而复归，再次提出要求，说派出所如果做不了主，向分局、市局报告就是了，不能把死者家属这样打发了。

　　进入任宅大门的一瞬间，那女子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

　　老任平时在街坊人缘好口碑佳，又是武师，旧警察新警察中向其请教过擒拿格斗术的不少，一般民警还扯不开面子，不好直接拒绝。不得已，南下干部身份的所长亲自出马，想凶他几声先把他给打发走，领尸体的事反正总归要解决的，估计就在这一两天内。哪知，所长还没开口，就被老任出示的一张照片给镇住了。

　　这是老任跟曾生司令员（建国前任东江纵队司令员，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珠江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开国少将）的合影，是怎么合的老任没说，但显然是有一段故事的。所长寻思，看来这老任以前肯定干过对革命有功的事儿，否则曾司令员怎么能跟他合影呢？于是，就向分局转达了老任的请求。这是华南分局社会部侦办的案件，分局做不了主，就向市局报告。市局给专案组打了电话，亓舞牧这才想起还有这档子事，自是没有意见。

　　老任就把阿勇的遗体运回家，按照当地习俗停尸三天办理丧事，然后入殓安葬。

　　12月28日清晨，老任家正式开丧。老任家亲属颇多，他又是武师出身，多年经营武馆，江湖朋友、徒子徒孙少说也有上百。消息传出，亲友纷纷前来奔丧吊唁。谁也没有留意到，自前一天傍晚阿勇遗体运回，任宅对面“张记成衣铺”的楼上就已悄然入驻了三个便衣，那是麦善谋和两个分局侦查员，他们的任务是监视前来奔丧吊唁的所有人员，甄别是否有可疑对象。

　　午前，麦善谋锁定了一个目标。那是一个穿深紫色棉旗袍的女子，头上戴着一顶有帽檐的浅色绒线帽，一个白色大口罩把大半张脸蒙得严严实实。这女子最先出现在税务局麦善谋的视线内时貌似寻常路人，偶然途经任宅门前，见在办丧事，驻步作好奇观望，逗留片刻即离开了。

　　起初，侦查员对此也并不在意。可是，也就不过五六分钟，那女子又转回来了，在任宅门口犹豫片刻，像是下了决心似的，伸手摘下口罩，迈步入内。进入任宅大门的一瞬间，那女子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就是这一回头，让麦善谋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了她的面容，顿时一怔——鹅蛋脸！

　　麦善谋立刻向分局侦查员老程下达指令：“跟踪这个穿紫色衣服的女子，注意不要惊动她！”

　　临时借调的外援便衣都是经验丰富的精干警员，老程这一跟踪，一去三个多小时，不但查摸到目标的住址，还去管段派出所了解到了目标的若干情况——

　　该女子名叫田洁石，二十九岁，家住百灵路77号。田系羊城本地人，其父是国际海员，在女儿十岁时遇海难身亡；其母是教会医院护士，丈夫遇难后，再婚嫁给了一个在广州行医的美国医师。田与母亲及洋继父共同生大兴区活多年，通晓英语。1940年，其母随洋丈夫去美国定居。当时田洁石已从初级医科学校毕业，在美商工厂医务室任厂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商工厂被日军强行接收，被离职。此后直到广州解放前一年，其生活、工作状况不详。

　　1948年夏秋之交，田经人介绍在“仁民私立中学”担任校医。广州解放后，因其曾系“一贯道”成员，在“一贯道”被政府取缔后仍参与“一贯道”组织的非法活动，被校方辞退，现无业。田至今未婚，但据街坊邻里反映，多年来她与数名男子有过不正当来往，时常夜不归宿甚至多日不回家，有时则与不明身份的男子一连多日窝在家里厮混。

　　田的学医经历与女凶手的作案条件相符，其年龄、体态、脸型也均与谋杀黄瘦竹、陈明贵两警员现场目击者反映的凶手特征相似。根据上述情况，专案组决定拘留田洁石。

　　当晚八点多，田洁石在饭局结束回家途中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与其同居的一个身材粗壮面目狰狞的三十多岁男子。

　　面对警方的讯问，田洁石一言不发，玩起了零口供。不过，零口供也可以作为“确实有嫌疑”来理解——若是守法良民，晚上回家途中无缘无故被警察拦下铐上手铐，至少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大吵大闹也可以理解，一言不发是什么意思？

　　一起被捕的男子姓单，果然并非善主儿，乃是沙面区一个恶名在外的流氓，不久前被派出所传唤后当场拘留。在押解分局看守所途中，这家伙竟然袭警逃脱，已上了市局内部的通缉榜。单某供称，他是在12月中旬袭警脱逃后跟田洁石偶然相识的，对田的底细不清楚。他是逃犯，平时基本窝在田宅不出门，只有夜晚才敢去外面溜达溜达，有时和田一起吃顿饭看场电影什么的。那么，黄瘦竹、陈明贵被害的两个时段，田洁石是否跟他在一起呢？单某的回答是：“没有。”

　　田洁石死不开口，是不是继续和她耗下去？亓舞牧跟麦善谋、陈君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车把在黄瘦竹、陈明贵两起命案现场曾跟女凶手打过照面的七名目击者接来，当面辨认。

　　严格说来，应该物色数名与田洁石年龄、体型接近的女子，让目击者一起辨认。但建国初期办案并无这种条条框框，再说系列命案的侦查又受时间限制，“55小组”也不具备这种条件。因此，专案组也就不考虑其他了，赶紧把人接来就是。

　　七名目击者分别住在五个区，一辆军用卡车辗转行驶，直到午夜时分方才把其中的六人接来，另一人不在广州，只好作罢。六人辨认下来，认定田洁石与凶手相似的有两人，三人否定，另一人的说法是“有点儿像”。这样的辨认结论专案组无法采纳，那就只有另辟蹊径了。

　　侦查员讯问撬窃诊所顺走白大褂的傅小玮时听傅说起过，前几天“田姐”曾请阿勇在“富味小馆”吃过饭。侦查员寻思，田的住所距这家饭馆比较近，不知她是否经常光顾。如果是熟客，饭馆东伙可能对她留有比较深的印象，没准儿能提供些有用的线索。所以，有必要去饭馆查摸一下。

　　元旦那天上午，侦查员麦善谋、老程两个前往“富味小馆”，老板杨金富听他们说明来意，马上点头，说这位田小姐是敝店常客，隔三差五就来用餐。她出手很阔绰，比如付款吧，不是吃一顿结算一顿，而是记账；她的记账也跟别人不同，不是月末凭账单付款，而是每个月的头几天来用餐时，就把大致上够一个月花销的钱款交账台搁着，所以，田小姐是唯一先付款后用餐的顾客。另外，小费也给得爽快，而且比别的顾客大方。

　　那么，田小姐最近在这里请什么人吃过饭吗？这一问，伙计就想起了阿勇。这位伙计十七八岁，是武术爱好者，对咏春拳颇有兴趣，阿勇在周边的年轻人里有点儿名气，他不但认识，而且是阿勇的铁粉。当然，阿勇对此并不知情，所以伙计只能说“认识”，而不是“相识”。据伙计回忆，田小姐在冬至次日曾请阿勇来吃过午餐。看得出她对阿勇很好，就像是亲姐姐对小阿弟一样，把店里最贵的菜肴点心都上了，还要了一瓶茅台酒。

　　麦善谋闻之一个激灵：冬至次日，也就是12月23日，不正是黄瘦竹在医院被害的那天吗？如果凶手是田的话，在医院杀了人，然后到这里来请客吃饭，时所间上来得及吗？于是他问伙计：“那天田小姐是什么时候来你们饭店的？账单上有记北京市录吗？”

　　老板查阅账本，上面果然记载着当日午餐的消费金额，还附有酒菜、点心的明细账。可是，七十年前的账单是用笔记录的，不像如今有电脑，可以精确到分秒，不过是午市、夜市之分。因此，无法得知田洁石具体是何时抵达饭店的。麦善谋心思缜密，并未到此为止，想了想，又问老板是否有人知晓田小姐来用餐的确切时间。老板有点儿为难：“这个……可能没人说得清楚，要不，我再问问伙计？”

　　小饭馆有伙计、学徒共两人，唤来一问，所说时间不一，而且没有佐证，都是“我记得”、“好像”之类。无奈之下，老板说要不问问拙内，她是收银。

　　此时侦查员已不敢乐观。收银台一般是顾客用餐结束后才去的，顾客付款，账台核对账单。而现在要了解的是田小姐进店门的时间，但进店门的时候，哪个顾客会直奔账台呢？不过既然来了，只要想到的，还是要问一下。谁想老板妻子对此却记得十分清楚，说田小姐那天进店的时间是十一点出头。

　　侦查员听老板娘言之凿凿，时间还这么精确，不禁一怔。正要追问，对方解释说，那天她刚买三天的手表忘记上发条停摆了，发现后打算叫学徒去对面“恒祥堂国药号”看看店堂里的挂钟校正时间，正好见田小姐进店门，田小姐自然是戴着腕表的，就向田小姐问了时间，因此印象深刻。

　　这就是说，田洁石没有杀害黄瘦竹的条件。出于慎重，麦善谋反复询问，还查看了购买手表的发票，没发现地方老板娘的陈述有什么破绽。

　　返回驻地，亓舞牧和陈君临两个都在。一说情况，亓舞牧皱眉沉思片刻：“即使可以排除田洁石参与黄案，也不能排除她参与了陈案，即便另有证据可以排除她参与了陈案，咱们也得把她为何零口供的原因查个清楚，所以，我们还是要设法突破。善谋，老陈，我看这事还是继续辛苦你们二位。尹小白、张百行负责的那一路折腾到现在也没什么进展，黑仔已经来电求援了，我得过去跟他们聊聊。”

　　亓舞牧离开后，麦善谋、陈君临两个议了一阵，商量好方案，再次去看守所提审田洁石。

　　不过半宿搭一个上午，田小姐的脸盘看上去竟似瘦了一圈。麦善谋故意叹口气：“田小姐啊，看来我们没有错逮你啊。你要是心里没鬼，何至如此？而且跟你说实话，你不开口，我们也不会放你，咱们看谁能耗得过谁。不说别的，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姓单的，是公安局的通缉逃犯，仅凭这一条，你包庇逃犯的罪名也逃不过去。更何况，你的事不是包庇逃犯这么简单，咱们逮你，是因为接到检举说你涉嫌故意杀人……”

　　田洁石浑身一颤，睁大眼睛盯着两个侦查员，但依旧没说什么。麦、陈立刻注意到她表情的变化，迅疾交换了一个眼色——看来她确实跟系列命案无涉，否则，昨晚抓捕她时她就应该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现在点穿，她也不至于露出震惊的眼神。

　　陈君临继续旁敲侧击：“故意杀人，两条人命，你就是永远不开口也是绕不过去的。”

　　“我没有杀人！”田洁石脱口而出。

　　零口供终于被突破了。有了这个开头，往下就好解决了。田洁石把其与阿勇的交往一五一十作了交代——

　　田洁石自1946年加入“一贯道”后，一直是该反动会道门组织的狂热分子，只是由于她的能力有限，财力也有限，“一贯道”上层对其不甚重视。田自认为是一个不凡之才，每每为此忿忿不平，感叹怀才不遇，甚至产生了出面整一个“新一贯道”的念头，还向他人透露过这个想法。当然，在听者看来，都以为是说说而已，认不得真的，可她自己却不是这样想的，一直在寻找机会。她只是与人同居却不想正式成婚嫁人，就是生怕嫁了人会被家庭所累，失去自由，从而影响其“不凡抱负”的实现。

　　两个多月前广州解放，田洁石为之兴奋。之前她一直悄悄收听新华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1946年9月1日在邯郸正式播音，1949年3月24日迁往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知道解放区是将“一贯道”视为反动会道门组织，予以限制、取缔或者打击的（全国性打击“一贯道”行动是在1950年下半年为配合“镇反”运动开始实施的，但在之前各地均已有不同规模、形式的打击措施）。因此，她认为广州解放后肯定会和其他省区一样严厉取缔“一贯道”。这样，她就可以着手自己组建一个“新一贯道”。

　　这种打算听上去似是天方夜谭，荒诞不经，但那个年月有这类想法的倒也不乏其人，田洁石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广州解放后，她一直留意着新政权对反动会道门的态度，果然不出所料，军管会贴出的第一号通告中就有限制反动会道门活动的内容，在坛内担任中层以上职位的成员必须主动前往登记，一些主要头目则很快折进局子。田洁石没有担任什么职位，不过是普通会众中的积极分子，也被其供职的学校辞退。

　　田洁石对此并无怨言，她有美国父母、香港亲戚的资助，结交厮混的男性中也不乏有钱人，生活无须担忧，反倒觉得正好可以着手实施组建“新一贯道”的“宏图大业”。这两个多月里，她就开始物色“人才”。阿勇就是因此被她看中的。

　　“一贯道”搞那些装神弄鬼的迷信活动时，需要身怀“特异功能”的人士，举凡拳师、魔术师、巫婆神汉中的高水平分子，都是最受欢迎的对象。田洁石的社会交际能力有限，真正的名流大师是根本挨不上边的，更别说发展其为同道了。因此，只能退而求次，拉拢几个算几个。阿勇这个咏春拳少年组亚军，已经是她物色到的七八个对象中的重量级角色了。十几天前，阿勇在公园里练拳，她主动上前搭讪，两人相识后吃过饭、看过电影戏剧、溜过冰，都是田掏的腰包，她还给了阿勇若干钞票作为零花钱。至于“建坛”，因交往时间短，她还没开过口。

　　前几天两人曾约定去爬白云山，阿勇无端缺席，引起田的不安，去任宅附近窥探，从邻居口中得知阿勇身亡的消息。田做贼心虚，初时以为是东窗事发，难免胆战心惊。但之后并无人来找她，才渐渐放下心来。12月27日傍晚，她再次“路过”任宅门前，得知任家已将阿勇遗体领回，次日开丧，不禁突发奇想，暗忖何不以“干姐姐”名义前往吊唁，借机结识阿勇之父老任。老任是开武馆的著名拳师，武艺高强人脉广泛，如果能将其揽过来，那可比阿勇强多了！

　　田洁石遂于次日上门吊唁。不料，这一去就被专案组给盯上了。

　　侦查员对田洁石的交代进行了核查，基本属实，这条线索就被排除了。麦善谋、陈君临尽管已有思想准备，但难免有些沮丧。好在这时传来消息，另一路对蒙古地方税族老爷子伊勒德被毒杀一案的侦查取得了突破。

八、追查“鑫叔”

　　专案组本来对伊老爷子寄予很大希望，他的突然被害，就如给侦查员兜头浇了一桶凉水。不过，单就其被害一案来说，倒也并非毫无头绪。从表面看，该案的情况比较明了：上一天，侦查员曾走访过老伊，与其约定次日在“祥元阁”共进午餐，进行外调。同时，派出所民警小柳跟老伊的嫡亲外甥姜孝顺约定，午前前往伊宅把老爷子接往饭馆，饭局进行时由姜孝顺全程担任“翻译”。凶手肯定是事先得知了这个消息，赶在姜孝顺之前把老爷子接走，就在已经先行抵达的侦查员眼皮底下将老伊毒杀。

　　该案发生后，专案组长亓舞牧率领尹小白、张百行以及从市局、分局临时借调的十二名外援警员，分三路对伊宅所在的小北直街、命案现场“祥元阁”以及老伊生前做冷兵器生意时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查。调查期间，疑似女凶手田洁石的线索显现，亓舞牧前往支援，这三路的调查就暂由尹小白、张百行负责。

　　可以说，尹、张的调查比较顺利，但查摸到的内容于破案来说却只能算是“厘清”，距抓到凶手还差得远——

　　比如，有关毒杀老伊的那个西装革履的“体面男子”，侦查员从小北直街多名居民那里了解到，那天午前确实是这样一个男子前来伊宅把老伊接走的。广州解放前，这个男子一度经常来老伊家里喝茶饮酒，有邻居曾听老伊无意间说起过，这位先生是做生意的。不过，做什么生意、在哪里开店或者开公司、家住何处等情况，老伊从未对别人讲过，不知是有意保密呢，还是因为别人没问老伊也就没说——老伊跟邻居基本没什么交往，也没有劈面相遇时驻步聊上一阵的习惯。而他做的是非常冷门的冷兵器生意，整个巷子里也找不到一个与他有共同话题的居民。

　　又比如，“体面男子”是如何知晓老伊是日中午受邀去“祥元阁”的呢？调查结果表明，竟是老伊的外甥、区税务所留用税务员姜孝顺亲口告知对方的。据姜孝顺说，这个“体面男子”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跟其舅老伊有来往了。有一段时间，那人隔三差五去小北直街，和老伊喝茶饮酒闲聊（这一点和邻里反映的情况相符）。当时老伊尚未中风，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姜孝顺去小北直街的次数远比现在少，即便如此，也曾数次碰见过该男子，有两次还一起喝过酒。

　　老伊在待人接物方面严格奉行江湖规矩，凡是他结交的朋友，只要不是磕头拜过师的，一概是平辈，视年龄大小称兄道弟。该男子虽然只比姜孝顺大七八岁，老伊却让外甥唤其“鑫叔”。至于此人姓什么叫什么、操何营生、经常来访的原因等，舅舅一概不向外甥介绍——老伊跟其他江湖朋友交往，哪怕是让外甥当面撞见，也都是这样，时间长了，姜孝顺也就不以为意了。因此，姜孝顺虽然跟“鑫叔”见面多次，算得上熟人，对此人的情况却是一无所知。

　　自舅舅患病不能出门以来，姜孝顺再也没见过“鑫叔”上门，老伊也没再跟外甥提到过此人。在老伊的社交史上，这种情况属于正常。

　　头天姜孝顺下班（正好手头有公事需要处理，所以这时已经天黑了）正要出大门时，门房唤住他让接听电话。电话是小北直街派出所民警小柳打来的，就是通知有外调人员走访老伊之事，对方明天中午请老伊在“祥元阁”午餐，届时请姜孝顺作陪，一是照料老人，二是充任“译员”。不过，小柳明天不到场，所以请姜孝顺明日午前把老伊接往饭馆，派出所可以帮姜孝顺向税务所领导请假。老伊行动不便，可以叫辆三轮车，费用由派出所报销。

　　这种自广州解放后临时冒出来的差使，姜孝顺之前已经遇到过数次，此刻他也不以为意。骑上自行车回家，途中经过惠福路一家卤菜小铺，姜孝顺被散发出的香味所吸引，停下车想买两样带回家去。排队时，肩膀突然被人轻轻拍了一下：“孝顺！”

　　姜孝顺转脸一看，竟然是多年未见的“鑫叔”。“鑫叔”说，他也是途经这家小有名气的卤菜小铺，见有新鲜卤菜刚出锅，打算买些回家下酒，不想那么巧，居然遇上了老熟人。两人就说起了闲话，“鑫叔”问起老伊的健康状况，听说每况愈下，便表示要抽个空儿去看看他。又问老伊中风后脑北京市子是否还清醒，姜孝顺说刚开始老犯迷糊，今年初夏有些好转，还举了老伊接受外调的例子。用姜孝顺的话来说：“千不该万不该，怎么就一时嘴贱顺口说起了这事儿！”

　　所谓“这事儿”，就是小柳告诉他有外调人员向舅舅调查当年“见血堂”那批攮子的下落，让他明天中午将舅舅接到“祥元阁”。当时，“鑫叔”听了没有什么反应，神色如常，倒是把话题转移到解放后姜孝顺的工作情况上去了。一会儿，排到窗口，姜孝顺买了卤菜，跟对方告辞先离开了。

　　事后看来，老伊之死，就源于姜孝顺跟“鑫叔”的这次不期而遇。侦查员对这条线索进行过调查，除了请两个相邻分局发了协查通知，还动员了卤菜小铺所在地管段派出所全体民警以及二十四名青年治安积极分子，对以卤菜小铺为中心方圆一公里范围内的住户进行访查，但未能发现任何有关“鑫叔”的蛛丝马迹。

　　麦善谋、陈君临对疑似女凶手田洁石进行讯问时，尹小白、张百行两个刚琢磨出一个之前调查时遗漏的问题——

　　“鑫叔”从姜孝顺口中得知老伊次日将在“祥元阁”接受外调人员的宴请，知道不妙，遂决定将老伊灭口。至于如何干掉老伊，“鑫叔”肯定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选定了下毒的方式。其实，还有一种更省事的方法，那就是在伊宅将老伊一刀毙命，为什么他不这么做呢？“鑫叔”落网后交代，说对方是格斗高手，虽然疾病缠身，但毕竟还有功夫底子，不是寻常的病号可比的，他担心偷鸡不着蚀把米，那就麻烦大了。

　　不过，在老伊家里是没法儿下毒的，那就只有谎称“孝顺单位有事儿，一时脱不开身，让我先把您老接过去”，将其骗去饭馆下手了。去饭馆的话，就必须去“祥元阁”，那是事先说好了的，换其他地方会引起老伊的怀疑。但这样一来就有问题了，“祥元阁”名声在外，生意火爆，客满是经常的事，如果他把老伊忽悠过来，饭馆却没有空座，那该怎么办呢？老伊是老派武人，又是天生一副倔脾气，“祥元阁”是他亲自点的地方，临时换饭馆他肯定不干。到时候，“鑫叔”再会忽悠人只怕也应付不了这场面。所以，从常情来说，“鑫叔”在策划时肯定会想到预订雅座。

　　尹小白、张百行议到这里，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怎么事先没有想到呢？

　　于是，下一步的调查思路也就出来了。两人再访“祥元阁”，“祥元阁”账房先生告知，那天上午十时许，饭馆还没开始营业，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件七八成新的藏青卡其布面料短式夹风衣、黑色薄棉裤，头戴米黄色鸭舌帽，说话语调节奏像打机关枪，先问是否有一位姓姜的先生订过席，账房答称姜先生订过席，在二楼；然后就说他中午也要订一副雅座，就放在底楼那个不靠窗的角落里吧。按照当时规矩，饭馆订座是不必付订金的，但这个顾客却执意要先付一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再三关照务必保留预订的雅座。

　　侦查员听着顿时来劲，张百行说这应该是一条线索，盯着追查没错。尹小白说这个订座的主儿跟那个“鑫叔”似乎不是同一个人，可能是参与作案的同伙，也可能只是被忽悠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实际上为一桩谋杀提供了便利。这么一说，张百行不由连连点头：“对啊！订座这样的事儿，‘鑫叔’可以自己出马的，为什么要另外差人呢？大概是不想给外界留下太多印象吧。”

　　尹小白说：“不瞒老兄，兄弟我早年在港岛奉命给港九支队跑腿打杂时，时不时也玩这一手，花点儿小钱让乞丐、小混混儿、小贩什么的去替我跑腿。现在这个订座的家伙，可能就是‘鑫叔’雇佣的临时工。不过，即便如此，这也是条线索。‘鑫叔’以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找不到他了，可他不知道，咱是玩儿这个把戏的行家，不信就找不到他的蛛丝马迹！”

　　接下来，两人分析那个订座男子的情况，发现这个人的衣服搭配有些蹊跷：上身穿的是藏青色卡其布面料的短式夹风衣，下身却是一条黑色薄棉裤。此时已过冬至，差不多到了广州一年中气温最低的时期，该男子穿一条薄棉裤倒也说得过去，可是，上身穿的却是春秋季节的短夹风衣，这就似乎不大符合常理了。若说此人抗寒能力强吧，那棉裤怎么解释？而且，这个季节，很多人的穿着搭配恰恰与那个男子相反，上身穿薄棉衣，下身倒是可以穿夹裤之类。反正，专案组的这些侦查员中就没有一个穿棉裤的。

　　因此，侦查员认为该男子的这种穿着搭配可能有其特殊性，有往下探究的必要。上下身衣服不搭配，是盯着上身的夹风衣寻觅疑点呢，还是从那条薄棉裤去考虑？尹小白、张百行最初的观点是各一半，张百行主张从夹风衣考虑，尹小白则定位于棉裤。但最终张百行还是被尹小白说服了。因为尹小白提出了一个观点：街头四十岁以下的体健男子穿棉裤的不多，这厮应该不是身体虚弱畏寒，而是职业需要。

　　那么，这厮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张百行是北方人，而尹小白是本地人，这方面只有他最有发言权。

　　尹小白分析，广州地面上冬天穿棉裤的男性，一般都是从事室外工作的，比如清道夫、守夜人、从事室外工作的匠人、电灯厂的外线工、码头或者火车站的装卸工、水上作业人员以及三轮车、黄包车夫等，该男子十有八九从事的是这一类工作。是日，此人应该是在工作时间临时受凶手之托来“祥元阁”订座的——如果他这天不工作的话，就不必穿棉裤了。至于那件夹风衣，则是为防止被人一眼判断出其职业临时换上的。为什么会担心被人看出职业呢？那是因为此人原先穿着的上衣上有明显的职业标志。由此推断，此人很可能是三轮车夫，凶手搭乘其三轮车，有偿委托让其帮忙订座。

　　那就着手找那个三轮车夫吧。尹小白、张百行随即把外援便衣召拢，端出上述分析，征求大伙儿的意见，看如何开展访查最为便捷。分局一名康姓留用老刑警提出，从那件短式夹风衣来看，很有可能来源于附近某家旧货行或者专做旧衣衫生意的旧衣店，是否有必要先访查这一类商家？这个建议立刻获得认同，一干侦查员分头行动。

　　刑警老康的推测被证明是花香准确的。距“祥元阁”大约六百米的一条巷子里有一个旧衣摊头，侦查员从摊主那里了解到，案发那天上午，一辆三轮车拉着一个穿戴体面、嘴叼翡翠烟嘴、大约四十来岁的男子在巷口停下。男子下车往巷里走，身后跟着那个穿一身黑布棉衣裤的车夫。摊主不禁觉得有些奇怪，乘坐三轮车、黄包车来小巷的人几乎天天都有，但这种乘客和车夫一起下车进巷子的情景却从来不曾见过，寻思是不是坐车的男子忘了带钱包，欠着车钱，让车夫随其到家里来取。正这么想着时，两人却在摊头前驻步。那男子对车夫说：“你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穿的衣服。”

　　摊主这才知道，原来这二位是来光顾他生意的。车夫一双眼睛在旧衣服上扫溜着，看那神色，似乎嫌摆出来的衣服太少，不甚满意。摊主就从身后的纸板箱里又拿出一些旧衣服供其挑选。那乘车的男子对此不感兴趣，退后几步，掏出香烟插在翡翠烟嘴上，一边吸烟，一边左右扫视。车夫终于选中了一件短式夹风衣和一顶帽子，摊主见其没有侃价，也没有掏腰包的意思，便知道付钱的应是那个男子，于是大声报出价钱。男子把吸剩的半支烟扔在地上踩灭，过来看了看车夫选中的衣服，嘴里吐出两个字：“试试。”

　　车夫便脱下原先穿的那件棉衣，套上夹风衣，又把帽子戴上。男子又开腔让“走几步”，车夫照办。看上去，那男子对车夫的扮相比较满意，随即就按照摊主报出的价钱付了钞票。这时车夫已换回原来的装束，两人出了巷子，男子上车，车夫拉了车就走。

　　尹小白、张百行两个分析下来，作出以下推测——

　　凶手在赴小北直街把老伊忽悠出来的途中，叫了一辆三轮车，用钱收买车夫，让其前往“祥元阁”订座。考虑到车夫那身行头肯定会给饭馆方面留下深刻印象，觉察到此人可能从事的职业，就出钱买旧衣帽让车夫改装。当然，这般装束踩着三轮车当街出现太过显眼，容易引人注目，若是正好遇上相识的同行，那这把戏就留下明显的后遗症了。所以，试过衣服之后，凶手让车夫把衣服换回来，待到“祥元阁”附近，再找个偏僻地段把衣服换上，步行前往饭馆。

　　侦查员为印证这个推测，立刻以“祥元阁”为中心在周边小巷、空场等处进行访查，果然在距“祥元阁”直线距离不过四五十米的一条小巷里找到了三名目击者。他们看到的那一幕跟侦查员的推断几乎如出一辙。

　　接下来，就是怎样寻找那个三轮车夫了。尹小白、张百行与外援便衣一番讨论后，决定先通过工商局把市人力车公会和各区分会的专职办事员召拢，说明情况，要求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协助查摸这么一个三轮车夫。

　　调查进行到这一步，尹小白、张百行都很乐观，说看来此番已是“馒头上笼八分熟”了。可是，尽管各区人力车公会集中全力协助排查，侦查员不但跟车夫逐个接触，还调取了解放后车夫为领取执业证件拍摄的照片，请“祥元阁”账房先生、伙计和旧衣摊的摊主辨认，遗憾的是，竟然没有任何效果。尹小白、张百行不禁犯了嘀咕：这是怎么回事？使那么大的劲儿，按说方向也正确，怎么就没查到任何蛛丝马迹呢？

　　无奈，他们只好向专案组长亓舞牧求助。这时，对田洁石的调查已告一段落，亓舞牧可以腾出手对他们进行指导了。

　　听了二人的汇报，亓舞牧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那个跟着凶手去买旧衣服的主儿并不是真正的三轮车夫，而是临时客串的，当然，可能这厮以前曾做过三轮车夫；另一种可能是，这厮是如假包换的三轮车夫，不过不是羊城这边的。据“祥元阁”的账房说，此人也是广州本地口音，那就可以在广州周边的地区找找看，比如新会、花县（今花都）、番禺、中山、佛山等地。

　　尹小白、张百行两个眼睛一亮，不约而同“哦”了一声。张百行说：“这几个地方都不大，三轮车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广州，我们分别带几个人分赴这五地，估计查上一两天就能把当地的三轮车夫查遍了。”

　　尹小白却有不同意见：“我倾向于组长说的第一种可能。据旧衣摊主和那几个目击者反映，那辆三轮车是广州市里随处可见的营运三轮，也有牌照，可惜当时谁也没留意过号码。我们是否可以先查一下，老伊被害之前一两天，广州市区有没有营运三轮车失窃过？”

　　亓舞牧点点头：“小白这个想法有意思，假车夫真三轮，我们不妨查查看。”

　　接下来，三人分别向全市各派出所打电话询问近日是否有报失三轮车的。一圈电话打下来，都说没有接到过这种情形的报案。这不奇怪了吗？三人继续研究，最后决定再次在全市三轮车行业展开调查，弄清楚在涉案时段内是否有人丢失三轮车没有报失（比如事后失物自动归还了），或者把三轮车借给过非从业亲友的。

　　这一查，又是将近两天。1月4日，西禅区三轮车工人宋克礼在接受侦查员询问时，承认曾把他使用的三轮车借给过其表兄林和万。林借用表弟三轮车的理由是，朋友娶亲接新娘，愿意支付宋克礼当日的包车车资，借用时间说好是一天。表兄是上午九点把车骑走的，晚上还车时已是十一点。

　　当晚，林和万被捕。专案组随即进行讯问，林对去“祥元阁”订座之事供认不讳——

　　林和万以前干过三轮车夫，前几年跳槽干起了珠江客轮上的水手。这人喜欢交际，在社会上颇有朋友。12月中旬，有个名叫何觉生的鳏夫朋友找他说准备娶一寡妇作续弦，定在27日成亲，届时将以五辆三轮车组成一个车队前往女方住所接新娘，希望林和万备一辆三轮车参加车队。林和万自无二话，一口答应。接着，他就去找了表弟宋克礼，约定是日借用其三轮车一整天。何觉生其实并没表示过愿意以包车价格给人家误工补贴，但林和万知道表兄经济拮据且生性吝啬，自掏腰包付了这笔钱。

　　是日上午，林和万根据事先与何觉生的约定，蹬着三轮车前往何宅。途中被从路旁闪出的一个男子拦下，该男子显然以为这是一辆正在营运的三轮车，二话不说就上车了。林和万还没来得及跟他说明情况，就被对方手里亮出的一张五万元面值的人民币所吸引。对方说我包你这车一个小时，载人的同时再顺带做一桩小事，去饭馆替我订个雅座，这张钞票就是你的了。另外我再送你一件七八成新的衣服和一顶帽子，干不干？林和万觉得这交易简单又合算，不假思索地点了头。

　　继而就有了去旧衣摊买旧衣服和上“祥元阁”订座的情节。订座期间，那个特征与“鑫叔”相符的男子就在饭店外面等着，林和万订座完毕出了饭馆，“鑫叔”和他一起穿过马路，就此各奔东西。此后，林和万再也没见过此人。

　　侦查员随即找何觉生核实情况，何证明确实有迎娶新娘请林携车帮忙之事。又分别让“祥元阁”账房先生、旧衣摊摊主辨认，均确认系林和万无误。由于林和万坚称他跟“鑫叔”素不相识，出于慎重，侦查员还去林供职的珠江客轮公司及其住所地管段派出所了解此人以往的社会关系，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尽管找到了订座的人，但那个“鑫叔”究竟是什么来路，专案组依旧一筹莫展。根据姜孝顺提供的“鑫叔”与老伊生前的交往情况，以及这个“鑫叔”对广州的熟悉程度，专案组推测他应该是本地人，可是，广州这么大，应该到哪里去找他呢？

九、“福婴堂”余孽

　　1950年1月8日，专案组开了一上午的案情分析会，重新梳理案情，确定了接下来的两个调查重点——

　　其一是五个受害人收到的警告信。据广州市公安局为配合本案侦查在警方内部进行的统计，自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至今，全市公安系统共有三百七 十一名警员收到过各种形式的警告信，其中有三十九封系无字函，即图画或者实物（子弹、刀片、药粉之类），图画内容为滴血攮子的只有五封，而收到滴血 攮子警告信的五名警员已全部遇害。专案组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考虑对这五封警告信进行追查。

　　其二是摩托车。之前搜查老伊的住处时，侦查员在后院门口发现了新鲜的摩托车轮胎痕迹，估计凶手是骑着摩托车过来的，把车停在这里，再绕道拐上 马路，从前门进入伊宅。之所以不直接从后门入内，那是因为老伊是武人出身，后院是专门用来练武的，比寻常民宅的后院大得多。后门平时上着粗杠门闩， 想从外面入内，就必须大喊大叫，这就有可能惊动邻里，而且也解决不了问题——老伊腿脚不便，即便听见声音了，也难以独自走那么长一段路去开门。事后 查明，凶手“鑫叔”在毒杀老伊逃离饭馆后，又叫了出租车赶到伊宅附近，步行到伊宅后门把摩托车骑走了。侦查员认为，如果能查明摩托车的来路，也就可 以顺藤摸瓜找到凶手的线索。

　　这两个方向的调查难度都不小，需要耗费大量的警力和时间，如果同时进行，侦查员们担心分散用力，达不到预期效果。尹小白建议不要平均分派力量 ，而是有轻有重。但是，具体到哪头轻哪头重，大家意见不一。

　　这时，麦善谋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于破案非常有价值——既然与凶手有关的线索调查起来非常困难，不如先放在一边，干 脆查查这五名被害警员的历史情况，说不定能找到与此案有关的线索。五人都是留用警员，以前都曾干过刑警，肯定承办过不少刑事案件，现在一齐被害，会 不会是遭到报复？

　　众侦查员都觉得这个思路可行，亓舞牧当即决定：全体出动，前往市局查阅档案。

　　这一查，果然有收获。侦查员发现在五名遇害警员个人档案的“业绩”栏里，都有参与侦查“山田俊郎绑架案”的记载，由于表现出色，日伪警察局给 予陈明贵、郑应富、黄瘦竹、郭振堂、洪秋笙每人一百五十元伪钞作为奖赏，苦主方还赠予他们一百银洋。接着又查阅“山田俊郎绑架案”的卷宗，原来这起 绑架案就是这五名刑警组成的专案组破获的，其中洪秋笙为组长。案卷中还附有一份由黄瘦竹执笔、洪秋笙签名的报告，是写给伪省会警察局局长冯壁峭的， 请求如有媒体报道该案，务须对专案组刑警匿名或者化名——显然是生怕遭到报复。

　　专案组遂对这起绑架案产生了兴趣，接着又调阅了“山田俊郎绑架案”的案卷。这桩案子倒也并不复杂——

　　山田俊郎系广州日商“兴鑫纱厂”老板山田岸雄的孙子，时年三岁。1944年2月26日，山田俊郎由其表姐（即老山田十七岁的外孙女）富岛艳枝和几个日 本同学带领着前往“乐善戏院”看戏，说是让小表弟开开眼界。这么小的孩子，其实根本看不懂也听不懂，却被表姐硬摁着待在座位上。幕间休息时，山田俊 郎如同解锁的猴子，趁表姐和一干同学上厕所的机会，在过道里欢蹦乱跳。这孩子的穿着打扮比较阔气，一眼就知道是个富家公子，结果就让人给瞄上了，等 到富岛艳枝从厕所出来，小表弟已经不见踪影！

　　沦陷时期，日侨是顶级公民，戏院方面接到富岛小姐的求助，大惊之下，随即停止演戏，关闭所有通道，封锁门窗，从老板、账房到员工全部出动，分 头陪同富岛艳枝在戏院内部寻找。找遍包括后台各个角落在内的所有可能藏匿孩子的位置，皆无踪影。富岛艳枝哭着给外公老山田打电话报告，戏院老板则立 刻致电日伪警方报警。

　　老山田的女婿河下环是广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少佐，接到电话后，亲自驱车前往日伪省会警察局。沦陷区的警察局名义上由汉奸伪政府掌管，实际 权力都在日军派出的警察局顾问手里。河下跟日本顾问一说案情，警察局立刻抽调五名精干刑警（即本文中的五个受害者）组建专案组负责侦查该案，日本顾 问野谷坐镇督办。不过，这个野谷没有学过一天警务，他是海军少佐出身，在侵华战争中负伤，于是改行从警。

　　这起案件的受害者是日本人，且有特高课少佐这样一个社会关系，野谷自是重视。专案组这五名刑警是他点名抽调的骨干，其中留英海归的刑侦专家洪 秋笙被野谷任命为专案组长。根据洪秋笙的建议，另拨二十四名便衣归专案组差遣。野谷限期三天必须破案，否则，他将把一干刑警送特高课“伺候”。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了这样的“激励”，专案组像打了鸡血似的没日没夜折腾了两天多，终于查到了线索。第三天晚上，广州市内一个专事诱拐、绑 架儿童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这个团伙的匪号竟然叫“福婴堂”。像五年前对付“见血堂”一样，日伪警察、宪兵一齐出动，“福婴堂”一干绑匪除师爷和“ 保姆”两人因外出侥幸漏网，其余悉数归案。严讯之下，真相大白——

　　“福婴堂”这个名字听上去容易使人联想到“育婴堂”、“养婴堂”之类的社会慈善机构，谁能想得到，他们干的竟然是绑票儿童的勾当。该团伙作案 之前，对目标家庭背景都进行过详细调查，吃准受害者家境富裕，掏得起钱赎票，而且将被绑孩童视为掌上明珠，肯定不敢报案，他们才会下手。从1939年 春夏之交“福婴堂”开张到1944年早春案发，这伙绑匪作案四十六次，次次成功，没一户苦主向警方报案。被诱拐、绑架到“福婴堂”的孩子都有专人照料 ，好吃好喝，有玩具，还有“保姆”（即女绑匪）陪他们做游戏，并提供医护服务。从这一点上来说，“福婴堂”倒也名副其实，来到这里的孩子的确有“福 ”，当然，孩子的家人未必会这么想。绑匪之所以这么做，也不是因为心善，掩人耳目而已。

　　尽管四十多个受害家庭都没有向警方报案，但绑架孩子这种事肯定会闹出动静，社会上自有风言风语，说广州地面上隐藏着一个专事绑架孩童的犯罪组 织，屡屡作案，甚至香港、上海花香的外国报纸也披露过。这些情况日伪警察局肯定是清楚的，可既然没人报案，他们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假装不知道。对于 “福婴堂”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福分”。不过，天下从来没有享不完的福，1944年初，“福婴堂”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那年元宵，“福婴堂”内部摆了一桌酒宴欢度佳节，在场的除了堂主韩盛夏、师爷黄芝君等六名绑匪外，还有跟着绑匪打下手的三个帮凶——车夫、厨 子、“保姆”（即护士兼幼教）。席间，绑匪作出了一个决定：时势艰难，物价上涨，“福婴堂”也必须扩大业务范围，不但在广州本地，还要在香港、九龙 物色目标。如此，“福婴堂”就需要“扩编”，招收熟悉香港情况并且在香港有藏匿和偷渡条件的同伙。绑匪中的老三梁福仁以前曾在香港黑道混过一阵，在 港九有黑帮朋友，遂决定由梁老三去香港招兵买马。

　　梁老三返回羊城时带来了两个马仔。根据“福婴堂”的规矩，凡是招聘新人，哪怕只是临时请来做十天半月的清洁工，也必须经过师爷黄芝君的面试， 由黄师爷全权决定是否录用。这次要招的是正式成员，黄芝君自是特别重视。但他也知道，这两个马仔的兄长跟梁老三关系非同一般，梁老三说是请师爷面试 ，其实是志在必得，不过走个过场而已。虑及这一点，面试后黄师爷没有独自作决定，而是跟老大韩盛夏提出，是否六个弟兄开会商量一下，集体决定这两个 小弟的去留。

　　开会结果，六个绑匪的意见是三对三。梁老三脾气暴躁，当下就要发作，认为黄师爷不给他面子，质问黄师爷这两个小弟到底哪里不合格。韩老大是支 持黄师爷的，当下就让师爷把面试感觉说一说。黄芝君只说了四个字“粗暴鲁莽”。双方进行了争论，气氛很不友好。最终韩老大拍板，争论暂时搁置，两个 小弟暂且留下，所容大家再看看、想想——集体考察。

　　梁老三要给两个马仔一个交代，就悄悄把情况跟他们透露了，让他们必须稳住，对老大和老六（即黄师爷）要客气加尊重，让人家有好感。两个马仔听 着不服，寻思这不是看低咱俩了吗？“福婴堂”的活儿不就是去外面随便溜达溜达，看见有富家公子掳一个回来就是了吗？这种活儿咱在香港又不是没干过， 有什么犯难的？两人一合计，必须露一手给大家瞧瞧。怎么露一手呢？那简单，弄个孩子回来就是。

　　当晚，两个马仔去戏院看戏，幕间休息时发现一个三四岁的富家少爷在过道间欢蹦乱跳，瞅个空子用玩具和魔术把孩子诱出戏院，叫了辆三轮车带回了 “福婴堂”。这个孩子，就是山田俊郎。

　　应该说，黄师爷的眼光确实很毒，他跟两个马仔不过聊了十几分钟，竟然就看清了他们的致命弱点，下了四字评语。两个马仔随即以自己的行动对黄老 六的评语作了一个最贴切、最准确的诠释。至此，不仅韩老大，连梁老三也频频摇头，暗忖这俩小子真是扶不起的阿斗，只好让他们返港了。

　　那么，诱拐来的那个富家少爷该怎么处置呢？黄师爷说我先得跟这位少爷聊聊，了解情况后再说。没想到，根本没法儿跟这孩子聊。怎么呢？他一开口 竟是奶声奶气的日语，“福婴堂”没人听得懂。黄师爷说这回闯大祸了，这小子是日本崽，闹不好是东洋官员的崽子哩！

　　大兴区这下，一干绑匪害怕了。紧急商量下来，让两个马仔连夜带着山田俊郎逃离广州，直接回港，把孩子送香港的慈善机构，就说是捡到的。慈善机构自会 弄清其来历，帮助其回归家庭。只要孩子平安无事，估计苦主也不会刻意追究。

　　应该说，这个盘算成功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可架不住碰上了猪队友。那两个马仔竟像是上帝特地指派来毁灭“福婴堂”的特使，他们偷渡到港后，寻 思带着这日本孩子就相当于怀里揣了一颗定时炸弹，万一遇到日本人盘查，那不就露馅儿了？一不做二不休，二人干脆把孩子掐死了，草草在海滩上掩埋。不 料在掩埋过程中被人发现其形迹可疑，当即报警，两个马仔被日军巡逻队逮捕。

　　“福婴堂”在劫难逃，一个月后，所有被捕的涉案者均被判处死刑，只有黄师爷和“福婴堂”唯一的女性成员倪和娟漏网。韩盛夏等匪徒被处决前，日 本顾问野谷给他们开出条件，如果谁供出黄芝君、倪和娟的藏匿地点，可以免死。死到临头，几个绑匪倒还有点儿骨气，说黄师爷非常了得，你们是抓不到他 的，我们几个弟兄死也就死了，但只要黄师爷活着，肯定会给我们报仇。

　　日伪警察局对黄芝君、倪和娟的通缉持续到次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也没有任何结果。之后，随着国民党接收省会警察局，这桩案子也就渐渐被人淡忘了 。此刻，看着卷宗里被处决的几个绑匪的照片，“55小组”五位侦查员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莫非真的是那个黄师爷找当初的办案刑警报仇来了？

　　在驻地的会议室里，一干侦查员分析下来，都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那么，如果把这起绑架案作为切入点进行调查的话，下一步该如何进行？麦善 谋再次提出建议：还是应该到市局去找。

　　找什么呢？麦善谋说，日本人性格刻板，办事中规中矩，何况是那么大的案子，因此，他们结案后应该会把绑架案的物证都封存起来。国民党方面接收 日伪警察局时，应该是把卷宗和物证一并接收下来的，该案的卷宗我们找到了，估计物证也还在，只不过由于管理有问题，没和卷宗放在一起。我们不妨再到 市局找找该案物证，很可能会发现些有价值的线索。

　　1月9日，专案组二赴市局。不出麦善谋所料，侦查员在一间灰尘累累蛛网密布的库房里找到了一个日伪警察局成批次定制的专用物证箱，箱盖上的白铜 标签框里有张卡片，卡片上写着一组阿拉伯数字，与“山田俊郎绑架案”卷宗上的号码完全吻合。箱子锁着，也找不到钥匙，但这难不倒侦查员，再说又不是 什么复杂的锁，尹小白用一根回形针就给捅开了。

　　打开箱盖，里面是日伪警察局查抄“福婴堂”时收缴的两支手枪、一瓶药粉（估计是迷药）、若干刀具、绳索和封口用的大块医用胶布等，还有一些照 片。让侦查员惊喜的是，这些照片中竟然有一张“福婴堂”全部成员（六个绑匪、两男一女三个“内勤”）的合影，拍摄于1944年元旦，而且是当时流行的 商家、公司悬挂于墙上的十二寸大照片，可以看清每个人的脸庞。侦查员根据绑架案卷宗中被捕者的照片逐个核对，排除了绑匪中的老大到老五，以及司机李 某、厨师兼清洁工萧某，还剩下一男一女，那肯定就是黄师爷和倪和娟了。

　　黄师爷的年龄在三十三四岁左右，嘴里叼着一枚烟嘴，插有小半截香烟——其面容与姜孝顺所说的“鑫叔”以及旧衣摊主所说的那个陪同假车夫林和万 购旧衣的男子吻合；倪和娟年龄不到三十岁，一张标准的鹅蛋脸，五官特征及体形与目击证人描述的那个女凶手酷似。

　　一干侦查员返回驻地，立即开始研究如何查摸黄芝君和倪和娟的下落。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对手已然察觉了警方的行动，准备先发制人，制订了 一个“反制计划”，即将把暗杀的触角伸向“55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