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购销企业纳税评估案例(粮食购销企业税收风险)

编者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作为阐述新经济政策必要性的纲领性文件，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提出了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应该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俄国方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列宁的《论粮食税》既具有认识论意义，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具体体现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发展地看待社会主义这一新生事物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这使得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的缔造者，成功地把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制度、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维埃国家的领袖，列宁不唯书、只唯实，在实践中不断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探索其实现道路的多样性，将基本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措施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形成了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2021年是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100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重温作为阐述新经济政策必要性之纲领性文件的《论粮食税》一文，系统审视其对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直面现实，勇于反思“战时共产主义”的功与过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空前的历史任务首次摆在了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对此，列宁结合本国实际，在1918年3~5月间撰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论著中，明确地提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和措施。然而，其建设任务和措施还未来得及落实，就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发动的武装干涉和叛乱搁置了。为了保卫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不得不果断地采取了以余粮收集制为主要内容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的一切物力和财力支持战争。内战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当作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行的体制而继续推进，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广大农民因极度贫困而抵制余粮收集制，工厂因缺乏原材料而无法开工，工人因生活得不到保障而罢工。敌对分子也伺机煽动群众的不满情绪，一些地方发生了暴动。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列宁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国内战争的特殊时期不得不实行的特殊政策，它具有暂时性和有限性，虽然为苏俄创造了战胜地主和资本家进攻的“奇迹”，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战争结束后仍继续实行却不合时宜。

（一）对忽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暂时性”的反思

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设想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到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壳无法容纳，而当时的苏维埃俄国则是生产力极不发达、小农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显然，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能是特殊时期的阶段性政策。因此，列宁深刻地反思道：“‘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其被迫性就在于，是由于战争、经济破坏和极度贫困而不得不实行的政策；其临时性在于，是在战争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而非一般和平时期的通用政策，更不能作为一种模式或体制固定下来；其非适应性则在于，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不适合当时俄国作为小农国家的落后生产力。而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必要性在于，粮食税因适合俄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克服了余粮收集制的弊端，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直面现实的深刻反思，列宁力排众议，果断地终止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实行以粮食税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随后，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列宁又特意写下了专论实行粮食税意义和条件的《论粮食税》这一经典著述。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列宁在论述新经济政策时，都反复强调了要直面现实、勇于承认和纠正错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列宁不仅勇于坦承以往探索中的错误或失败，而且还善于从其错误或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

（二）对实行粮食税后试图“禁止私人商品交换”错误的纠正

实行粮食税后，农民会将手中的余粮拿到市场上去换取自己所需要的工业品。这无疑意味着，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此，党内有人试图禁止商品交换以防资本主义的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列宁问道：“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现实，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是从社会主义大工厂的生产中拿出小农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来向小农交换粮食和原料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最‘正确的’政策，这种政策我们已开始实行了。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拿出所需要的全部产品。”接着，列宁继续问道，既然“不可能”“那该怎么办呢？”列宁指出：“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发展商品交换从而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阻止“必然会遭到失败”。因此，列宁严厉要求：“我们要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一定要纠正这些错误，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对无视“我们”是谁而空喊“我们”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幼稚”者们的严肃批评

实行粮食税，意味着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对于一些革命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于是他们提出了一连串的质疑：苏维埃俄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发展资本主义呢？我们难道不是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吗？这不是倒退吗？这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吗？对此，列宁结合俄国实际给予有力的批驳：“‘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经济意义上，“过渡”一词意味着“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特别是在俄国当时的多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中，占优势的不是社会主义成分，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成分，“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而，在此基础上实现的过渡就不能是直接的过渡，而必须是间接的过渡，也就是要有中间环节，即先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之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重点是要明白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我们”是谁，才能选择正确的道路顺利实现其过渡。列宁指出：“‘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正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先进部队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而无产阶级又只是全体居民群众中的一小部分。”显然，作为“一小部分”的“一小部分”之“我们”，要想带领广大的小商品生产者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能直接过渡的，需要找到小商品生产者与社会主义相连接的中间环节。在这一背景下，列宁严厉批评那些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的空喊家和清谈家“害怕正视‘卑微的真理’，往往受‘令人鼓舞的谎言’所摆布”，结果只能是一事无成。

总之，列宁在直面现实从而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科学地总结了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初步探索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不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其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宝贵的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正是在深刻反思以往教训、不断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推向前进的。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邓小平认为其“好”在于，新经济政策是符合俄国生产力实际的，是现实可行的。所以，中国需要改革，即需要改善以往不符合生产力实际的生产关系，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直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问题，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适时提出了新的五大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确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主线，从创新驱动供给侧、优化供给结构以及改革引领制度供给三个层面进行深化，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选择……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列宁说过：‘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的。”

二、注重实践，积极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列宁注重在实践中寻找可以利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以便推进“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战略任务的有效落实。列宁认为：“全部问题……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保证在不久的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结合俄国的实际，列举了四种可供利用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对于可以利用的理由，列宁指出，就在于它们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在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一）四种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中间环节

第一种租让制，即苏维埃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实行租让制的目的在于抵制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用意在于“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有了这样的“四个加强”，才便于从先进的机器大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更高程度和更高效率的大生产。

第二种合作制，即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种“合作制资本主义”便于国家的计算、监督和监察，比私营资本主义有利；同时，又有利于把分散的千百万小生产者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从而便于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合作制政策一旦获得成功，就会使我们把小经济发展起来，并使小经济比较容易在相当期间内，在自愿联合的基础上过渡到大生产。”这种由小生产向大生产的过渡，一方面适应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又有利于铲除不适合社会主义需要的守旧观念和封闭关系。

第三种代购代销，即“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列宁认为，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去组织资本家代购代销，能有效地促进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商品流转，便于将广大分散的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虽然这些商业资本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搞些剥削和投机活动，但相比于小生产者、投机商的自由泛滥，还是利大于弊的，而且其代购代销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可控范围内进行的。由于资本家熟悉经商之道，所以由他们来做比完全生疏的、不健全的苏维埃商业做要有效得多。

第四种租借制，即“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给企业资本家”经营。因为国家对这些企业和资源一时还无力恢复生产和开发经营，而其自身引资投资又比较困难。所以租借给资本家经营，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物质财富，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

（二）“少争论些字眼”，多积累实践经验

列宁在论述了以上四种可为苏维埃政权所用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之后，号召全党要积极开动脑筋，以便找出更多可以利用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同时，列宁还特别强调要少说多做，要注重在实践中多积累经验。“多积累一些各种各样的实际经验吧，多研究研究这些经验吧。”要千方百计地推动工业和农业间的流转，即使是运用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也比只说不做好得多。“谁能在这方面取得最大的成绩，即使是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办法……也比那些只是‘关心’共产主义纯洁性，只是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起草规章、条文、细则，而实际上却不去推动流转的人，要多得多。”可见，社会主义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发现和完善的，切忌坐而论道、空喊和清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探索中不断取得胜利的。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而“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中国正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找到了这样一条“比较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中间环节”，激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总之，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并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选择。

三、着眼于发展，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作出了原则性构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条件设想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由最初的第一阶段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完善的过程。因此，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把握其历史趋势和发展方向，而无法详细地描述出其发展进程中的具体模式和不同阶段。否则，便会陷入空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以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实际，创新性提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工人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曾先后有两个计划：直接过渡和间接过渡。当直接过渡行不通时，列宁毅然转向了间接过渡，即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从而形成了在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

为什么国家资本主义会成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梯上的一级或前阶？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需要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的，而小农国家的生产力还远没有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水平。因而，从小农国家的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大生产，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还举例说，当时德国和俄国分别具备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以是“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也就是说到了1918年，德国和俄国“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所以，只具备了政治条件的俄国应当通过像德国那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达到其经济条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总之，列宁基于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之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在小农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论，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前阶”，才能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条件，进而才能顺利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面临着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了新的探索，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就强调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又有了新的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发达阶段——共产主义。他要求全党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要从“初级阶段”这个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据此，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及党的基本路线作了系统论述，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持续扩大，正是在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从而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的基础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

进入新时代，党中央继续强调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初级阶段没有变。党的十八大、十九大都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只有这样，制定的一切方针路线才能既不超越现实，也不滞后于现实，才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伴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又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新发展阶段既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大跨越，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体现了社会主义事业和现代化建设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