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则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即将推出，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单层运营体系，是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这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
当然，或许姚前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成熟方案有其他未曾言明的考虑。
区块链在TPS、费用成本方面并不占优势
周小川在5月8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专题讲座中提到人民银行推动的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几条设计思路。第一条就指出，在DC/EP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既包括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渠道上的改进、扫码支付之类的移动支付，也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类加密数字货币系统。
的确，不论在加密业界还是金融科技界看来，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的技术性能优势并不明显。
TPS（TPS，Transactions Per Second，即每秒交易数）是区块链的一个热门词汇，专业解释为“系统每秒钟能够处理的业务数量”。大概来说，比特币的TPS能力大约是7笔/秒，太坊的TPS能力是7-15笔/秒。显然，支付宝的吞吐量是秒杀它们的。比如双十一抢购，支付宝全天完成14.8亿笔交易，峰值达到18万/秒。
周小川在近期的两次讲座中对TPS做了点评：“区块链没有按照想象的发展速度使TPS达到足够大，远不能支撑零售交易的支付系统，但可以做一些小规模金融市场交易或其他应用方面的试点。所以，人民银行目前正在推进的区块链在两个低TPS交易市场的应用：一个是票据交易系统，其交易量相对比较小，现有区块链技术足以处理，同时也没有太多集中监管的需要；另一个是贸易融资交易系统。”
在他看来，Libra自称其系统的速度是1000TPS，这样的TPS还要增长两个数量级后才能满足零售交易的需要。与股票交易、债券交易、老百姓零售交易的交易笔数相比，区块链现在量级还不够，有待提高，未来其TPS到底能提高到什么程度？提高后资源占用如何？这些都还有待观察。如果Libra初期瞄准跨境劳工汇款，其TPS要求较低，或许是有些道理的。
说到跨境汇款，周小川也对Libra号称的跨境汇款低费率和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做了比较。
他说，传统银行汇款的技术成本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Libra提出，当前一些跨境汇款的成本可能在5%左右。但周小川认为，这并非是现行银行支付系统的技术成本。银行支付系统技术上成本已经相当低。成本高的主要问题是，有些跨境汇款在行政上有障碍或不鼓励，比如汇出国可能对移民工的管理而增加检查和行政障碍；又如接受国存在外汇管制，不一定允许居民开外汇账户，也可能是强制结汇但提供变相补偿（如中国过去的侨汇券），必然增加管理措施；再有是双方代理行关系是否顺畅，是否能向基层提供服务。这方面的缺陷均会反映到跨境汇款的费用率上。还有一个障碍是汇率，小国货币的汇率不稳定，那么应对汇率风险的办法就是收多点费用。既然有需求又有障碍，银行也要借机多赚一点。
周小川举例说，香港最近开通了与菲律宾的快捷汇款，并未使用区块链和DLT技术，收费也很低。这是香港对大量菲佣提供的一种便利。
所以，在他看来，现有跨境汇款之所以收费高，并不是以账户为基础的支付系统技术成本高，而是有其它监管和行政上的因素。言下之意则是，如果Libra等加密币的转账费用真的很低，那也是因为绕开了某些监管和行政障碍。
数字货币的价值支撑以及稳定币的意义
比特币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最根本差异，其实来自价值观和经济哲学。
比特币的创造者中本聪，出于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给比特币设置了一个绝对上限，2100万。这一简单粗暴的做法得到很多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奉者的赞同，他们由此联想到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哈耶克在1977年出版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中说，“要彻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应当让银行自由发行货币，不同的货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那么出于利润的自利考虑，银行就会极力维持稳定的币值”。
这种让货币自由竞争的思路，当然会遭到央行等监管者的严厉批判。
姚前曾发表过一篇“数字货币的缘起、发展与未来”的文章，他认为，比特币所谓的挖矿发行，煞有介事，实质上是把记账权、铸币权和发行权混为一谈，央行的角色因此消解。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显然不只是（数字）铸币技术的问题，其背后的价值支撑才是关键。
姚前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法定货币虽不再与黄金挂钩，但是以主权信用为价值担保。他相信现有的数千种加密货币会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当前的经济社会是一个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货币发行和管理功能有缺陷的“比特币们”实难担当大任，核心问题在于这类“可转让数字资产”很难构建自身的价值支撑体系。
而周小川则在近期演讲中指出，个别BigTech巨头可能会想，凭什么央行可以发行货币、制定基础利率？我是不是也可以？他解释说，尽管各国央行的历史与现状各有不同，其目标和使命大致可描述为维护币值稳定和价格稳定、缓解经济与就业的周期波动、防止非专业和短期动机的行政干预，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并以稳定谋福祉等，其人员与组织构成对其使命予以支撑，并有立法保障，这也是近代文明的一个重要产物。至少目前来说，这与商业机构的目标和使命相距甚远，尚难相信轻易冲击这一文明能有好结果。
如果说比特币等先驱因为价值支撑含糊而遭人诟病，那么，Facebook的Libra白皮书的发布，则让许多人发现了一种新的中间道路——和法币价值挂钩的数字货币，即稳定币（stablecoin）。
稳定币是如何设计的呢？当前市场份额最大的稳定币是USDT，其操作就是你存入一美元，就获得一个USDT币。反过来也一样，你可以从发行机构换回美元。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设定，USDT项目其实丑闻缠身。而Facebook的Libra也属于稳定币，它的参照物不是加密资产或某种挖矿准则，而是与法币绑定。
有趣的是，香港的联系汇率（Currency Board）得到了Libra团队和周小川的同时关注。Libra网站关于“Libra储备”这一节，明确提到联系汇率，即不论是汇丰、渣打或中国银行都可以发行港币，只是每发行7.8港币，就必须向香港金管局交纳1美元。所以，港币背后有美元作为支撑。
与此类似，Libra储备（Libra Reserve）可以类比为香港金管局，一般用户并不和它打交道，而是要去Libra授权的分销商（Reseller）换钱。根据市场的需求，Libra储备将相应地制造（mint）和销毁（burn）等额的Libra。
周小川则说，其实 IMF（国际货币基金）提出的eMoney就采用了稳定币的做法。人民银行向IMF介绍了香港的发钞制度：香港不是金融管理局发钞，而是有三个发钞行。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央行数字货币）是一种出路，但如果技术没看准，失误的损失会很大。未尝不可以像香港一样，有三家发钞行，每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币，就必须有1美元的全额准备，获一份备付证明书，其实这就是稳定币的概念。
如果Libra或者其他类似的商业机构发行稳定币的行为是合法的，那么，下一步的监管则是周小川关心的重点。他说，Libra这样的创新，需明确回答准备金的托管机制：是自己托管，银行托管，还是央行托管？准备金的量又是如何测度和监管的？他认为，不应轻易相信利益人自称的可靠性。
周小川说，Libra白皮书似乎是说由其自身的协会来托管，但这缺乏制衡，容易落空。准备金的可靠托管，一种是找商业银行，一种找中央银行。Libra白皮书似已透露，托管的钱如果有利息收入，将用于支持运营和技术更新，那么这可能会产生问题。
周小川特别提到中国的P2P行业问题，他尤其关注不良动机——看中客户口袋里的钱，营运很容易出问题。中国大约在7年前开始批准第三方支付公司，发了260多张牌照，大家积极性很高。他说，这些公司里有不少实际上只是想搞预付卡来吸收存款、运营客户的预付资金，真正动机不是提供更好的技术来支持支付服务，而是像银行吸收存款那样，通过预付卡实质上吸收运用客户的资金，且能以备付金获取利息，同时又不必像存款类金融机构那样达到高的资本充实率等监管要求。不良动机往往妨碍真正有效的技术凸显出来，容易导致激励扭曲。
在两次演讲中，周小川都提到，要防止Bigtech（即科技巨头）靠烧钱、靠变相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去抢市场份额并扭曲竞争秩序。
在本文作者来看，监管者当然关心制衡、监督、纠错机制。但从动机角度考察所有金融创新，其实是一个无法辨明真相的难题。在很多复杂的、牵扯众多相关方的商业和金融模式中，人们只能看到行为和结果。如果监管者盯着交叉补贴不放，那么不论是微信、支付宝推进线下二维码支付，还是网约车等新模式，恐怕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参考资料：
周小川：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中国金融》2019年第15期
（此文据周小川2019年5月8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专题讲座内容整理而成）
周小川：信息科技发展与金融政策响应
（周小川7月1日做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之“SAIF-CAFR名家讲堂”讲座）
姚前：数字货币与银行账户，《清华金融评论》2017年5月刊
姚前：分布式账本与传统账本的异同及其现实意义，《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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