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是有色彩的。
五彩。斑斓。
最曼妙的青春时光应该是18~25岁吧!
而我,将人生中最绚丽的色彩洒落在了山乡。
当年,为了做好知青下放工作,父亲只能带头把我和妹妹同时送到农村去。
其实,当时很多单位都向我抛来橄榄枝,因为我有文体特长。
1975年11月15日,奔赴农村的头一天,与妹妹戴着大红花在家里拍了这张照片作为留念。
开心的两姐妹,根本就不知道等待着她们的是怎样的艰苦!
与姐姐的合影。日历上显示着"15"日。
1975年11月16日,由父亲单位敲锣打鼓的把我和妹妹还有另外五名"知青"送到了"江西省宜丰县澄塘公社农科所"。
江西省宜丰县是一个山区,70年代闭塞的交通让这里的农民与外界少有接触。
出发前,单位人事科卢阿姨给大客车扎上大红花。
大伯、爸爸、妈妈和我们五姊妹出发前的合影。
我们五姊妹。
到农科所后,七名知青与王领队合影(已经忘了王领队叫什么名字了)。
知青姓名如下:
前排左起:欧阳五香、李芳、李蓉、胡美兰
后排左起:
郑义辉、钟田力、王领队、黄荣华
到达后和大伯、爸爸、妈妈合影。
五姊妹在宿舍后面拍照留念。
三姐妹合影。
父亲。
这年他才48岁。
每次看到父母的照片,都禁不住潸然泪下!父母记账送我们下乡的情节仿佛就发生在昨日。
父亲离开我们已14年了,母亲离开我们也7年了。
父亲留存下来的字迹不多。
每个知青都发了一本纪念本,上面的字都是当年父亲写的,我把它放在这里,永久的纪念。
我
妹妹。
大弟。
小弟。
两弟弟与黄荣华的合影。
这张素描再现了我们当年居住的房子和周边的环境。
房前有开阔的草地,大雨过后会散发出泥土和青草的清新味;两人合抱都抱不拢的几棵大樟树,像大伞一样遮住了太阳的光芒;天蒙蒙亮就会被树上数不清的各类鸟儿把你从梦中吵醒;房前台阶下是深深的渠沟,从后山水库流下的清泉水日夜不停地流淌;我们在这洗衣服、从地里劳动回来在这洗手洗脚洗农具,甚是方便。
我这样的描述,大家以为是到了世外桃源,幽静安逸,殊不知这里是因为贫穷而保留了它的原始。
这张素描是1976年7月个月,一位来农科所学习种植杂交水稻的小伙子帮我画的,姓甚名谁都不记得了,但代理小伙子的样子还依稀记得。
这栋房子是父亲单位出资建造代理的,共有10间。我住在第一间,妹妹住第二间(图片的右边)。7名知青和一名领队,占用了8间房,剩余的两间,一间做了学习室,一间堆放劳动工具。
当天下午,亲人们与我们挥手告别后,热闹与寂静形成强烈对比,孤独感包围着我。
第二天一早,还没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通知我们下田里割稻子(秋收)。
第一次与当地的农民下田干活(以前在学校学工、学农、学军,毕竟不是正儿巴经的),下午收工,我累的腰都直不起来。
晚上,在房间默默地流下了泪水,不知妹妹和其他人是否和我一样……
艰苦的生活从这天开始。
袁隆平院士的杂交水稻问世于1973年,197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应用于生产。
我们所在的"农科所(",就是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在全公社推广杂交水稻培养技术人员而设立的。
由此,公社划拨了40多亩稻田,三栋简易平房,一个猪圈;不到10名当地农民,2名上海知青,再加上我们宜丰南昌7名知青,组成了这个"农科所"。
农科所的主任兼书记是一位40多岁的、不善言谈的老农李光栋担任,他是一位农作物的好把式。
南昌在宜丰县澄塘公社设有三个知青点:桥下大队知青点、北龙大队知青点和我们农科所知青点。
唯有我们是与当地农民混合的:一起劳动、一个锅吃多少饭、一块经济核算。
我们女知青赚6个工分,男知青赚8个工分,主任和少钱当地老农赚10个工分;工分的分值一个月要等到年底农闲了核算后或是将一年的收成兑换成人民币了,才会在春节前发给大家。平时的费用都是记账。
印象中,一个分值大概就是6分钱,我赚6个工分,就是一天赚0.36元;赚10个工分的老农,一天赚0.60元。
我们知青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收入的,一年下来,能够保证吃饭不欠款就已经很不错了。
其他两个知青点都是各自独立,不与当地农民搭架,相对宽松很多;爱出工就出工,不爱出工就休息或约伴去玩;没钱购粮了,单位就给予补贴。总不能让这些知青饿死吧,父母亲在单位也不能安心上班呀,所以,这两个点的知青,还是很幸福的。
我们不行,我们是严格管理,自已养活自己。
三个知青点的驻扎地呈三角形,到任何一个点去玩都是差不多的距离。
两个月后,就是76年的春节了。我们回到南昌,几个知青相约来到八一公园。
钟田力、黄荣华、胡美兰和我。
过完76年的春节,再返回农科所时,就只剩下五名知青了(王领队也不来了)。
从1976年开始,江西省开始执行子女顶替父母工作岗位的政策,郑义辉和胡美兰办理顶替手续,结束了为期二个月的知青经历。
1976年3月,我接到通知,代表公社文艺积极分子到县剧团参加培训。
一个公社一名代表。
宜丰县政府对知青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是很重视的。
在县剧团二十多天的训练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比起干农活那是好了无数倍。剧团的周老师(女)负责学员的形体训练和剧目的排练;上海知青张小武老师(男)负责学员的声乐训练。每天上课、训练、排练的生活充实而有趣。
排了两个剧目:
高安采茶戏《审椅子》和《打铜锣补锅》。
我担演《审椅子》的主角丁秀芹。
1976年上影厂拍摄了彩色京剧戏曲片《审椅子》。全国各文艺团体争相翻演并成为保留剧目。
我扮演生产队长丁秀芹,地排名主黄三槐的扮演者是一名上海知青,民兵王德全、富裕中农沈家昌由宜丰县县城知青扮演。
这是在宜丰县城公演后的剧照。
《打铜锣补锅》的女主角刘兰英由棠浦公社知青黄莉红扮演(可惜的是:莉红没能把她的剧照保存下来)。
周老师与女学员的舞台照(最前排中间是我和黄莉红)。
培训班结束时,在宜丰县新昌镇第一小学操场上县剧团领导、老师和全体学员合影。
全体女学员与周老师合影留影。
前排右二是我,右三是周老师。
后排左三是黄莉红。
全体女生在宜丰县城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合影,1976年3月。
后排右一是莉红,右二是我。
我和莉红。
自1976年3月我与莉红相识于培训班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她爸爸是宜丰县武装部的军人干部(她哥也是军人),她由县城下放在我隔壁的一排名个公社:棠浦公社。
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小小的县城哪住得下那么多赶考的知青,连去县城的交通工具都没有。我带了一帮南昌知青步行15公里来到县城,就是莉红的爸妈把我们安排在县武装部里住宿。
莉红后来考上了高安师范专科学校,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2013年莉红从江西省宜春市第一小学、校长职位退休。现长居广州,与女儿一家住在一起,颐享天年,其乐融融。
1980年底,我和莉红,吕江(北龙知青)一起去湾里看望从部队回家探亲的原北龙知青点的知青马安昌。
从剧团回到农科所后,我们便投入到紧张的春耕、春插生产中。
春插中,我最害怕的是蚂蝗!常常在稻田里吓得尖叫。蚂蝗趴在腿上吸血,拔都拔不掉,现在想起来都心惊!
除了正常的农田活外,还要种菜、上山砍柴、放牛。
1975年12月13日,澄塘公社召开团支部书记会议,我有幸参加。
在这个会议上我认识了枥下大队的上海知青周小蓉。
缘起:皆是同为两姐妹下放。
周小蓉与周解蓉,1969年同时从上海下放到这遥远的山村)。我来到澄塘时,解蓉姐已就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工农兵学员),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再后来调解放军报社做记者。
我和小蓉姐无话不说,挤一个床睡觉,她教会我许多为人做事的道理,还特别关心我和妹妹的生活。
1982年10月,我和先生旅行结婚到上海,就住在她们家。
这照片是当年小蓉姐送给我的。
吴伟宜,上海知青,公社电器线路维修员,与小蓉姐相恋相爱结婚生子。他们一家于90年代初定居澳大利亚。
1979年1月,小蓉姐顶母亲的职将返回上海,来南昌与我告别。
我们在南昌服务大楼拍下这张照片。
我和陈黎荔。
插队在澄塘英村的陈黎荔陈黎培两姐妹和秀溪大队的范晓丽是小蓉姐的好朋友。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黎荔姐于78年底顶替父亲的职位去了长沙。1982年与在长沙中南工业大学读书并留校的上海知青沈汇结婚。1988年底,她们夫妇一起调入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工作(嘉兴)。
黎荔姐的姐姐陈黎培,我在宜丰时她就进入了宜丰县二中工作,并与上海知青结了婚。1986年调入上海金山县图书馆工作,姐夫后来成了一个企业的负责人。
这是黎荔姐在信中告诉我的。
最让人心疼的是范晓丽姐姐。
她放弃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指标,放弃了顶职母亲返回城里的机会,与决心扎根农村的上海知青吴明烈结为夫妻(77年11月13日我参加了他们在宜丰县城举行的婚礼)。
1979年知青大返城,他们夫妇双双返回上海。吴明烈在事业上辉煌腾达,不久便抛弃了晓丽姐。个中酸苦只有我们知道。
这些知青姐姐们大多都是1950年左右出生的,1969年就下放到了澄塘,属老知青了。到1979年离开,她们在澄塘整整呆了十年。
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尽管都回到城里,每个人的人生道路却不尽相同,坎坎坷坷。
这张照片是小蓉姐从澳洲回上宜昌海探亲,她们相聚时的合影。(2003年左右)
从左至右:周小蓉、陈黎培、范晓丽、陈黎荔,最右一位我不记得名字了。
在小蓉姐的撮合下,范晓丽现是小蓉姐的嫂子了。
我与她们又快20年未见面了。
1976年春插任务结束后,我被借调到澄塘小学做代课老师。教四年级的语文。
除了上语文课外,还教孩子们唱歌和跳舞。
我特别怀念那段当老师的日子:因为从小就有一个做老师的梦想。
初夏,稻苗青翠欲滴,在风中摇曳,像极了铺在大地上的绿色大地毯;各色野花儿都开了,红的、紫的、粉的、黄的,就像是大地毯上的灿烂斑点。
每天,我沐浴着晨风,从农科所出发,半个小时的路程就到达澄塘小学。
走在田间小道,看太阳初升,看晨雾弥漫……
偶遇学生叫我:芳老师早!心中很暖很甜,我美丽的青春啊!
(注:我下放的农科所和澄塘大队这一大片地区,都是"李"姓。学校的老师也大多都姓李。为了区分姓李的老师,学生就会叫你名字中的一个字)。
山里的孩子们特别淳朴。
学生们不上课的时间里,也是要帮助家里砍柴的。只要他们碰到我也在山里砍柴,就会把砍好的柴塞进我的柴担里,还会把在山里采的野杨梅、栗子塞给我,每每被感动的心痛。他们才十来岁的孩子啊!
我与澄塘小学的柒老师。
我与闺蜜莫剑云。
莫剑云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班同学)。
我们又同时下放在澄塘公社,她在桥下大队青年点。
她比我能干很多,农活做的有模有样。她们青年点管理较宽松,所以她常来农科所帮我完成生产任务,深受农科所老农的欢迎。
我俩之间无秘密,分享彼此的痛苦与快乐。
有例为证:我家先生第一封寄给农科所的信,就是闺蜜拆信念给我听的公司;念完信后,她问我:这人是谁? 我说:不知道他是谁。(当时,我连先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俩猜了很久,才将目标初步锁定为:在罗叔叔家学拉琴学作曲的那个姓李的学生? 先生看到我写给罗叔叔的信,偷偷的把我的地址默记在心)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张照片是我与莫剑云和妹妹。摄于宜丰县城照相馆。
我和闺蜜。
我与陈画梅。
陈画梅是澄塘本地人,是澄塘大队青年林场的队长和妇女主任。也是挺有抱负的一个女孩。
画梅、莫剑云、马安昌与我常来常往,都是好朋友。
在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画梅不愿呆在山沟里,远嫁到贵州六盘水,与一位在六盘水矿山工作的同乡结了婚。
站立者为陈画梅。
1983年她回澄塘探亲,路过南昌,来看望我(这是1983年的我,怀有身孕,精神非常不好)。
1996年我与画梅再次重逢,互留电话。
几年后,失去了联系。画梅,可安好?
我与妹妹。
我与妹妹同月同日生,我大妹妹二岁。
艰苦的农村生活,让我们俩相依为命。
在体力活上,我不如妹妹,她总是帮着我。
在农村三年多时间里,我常被借调在外,不能陪伴妹妹。
农科所的领导是非常希望我被借调的:因为借调的单位都是拿现金以每天超出我6个工分的数倍支付给农科所, 而所里只是给我记6个工分以示出勤,待年底结算。
许是多方面原因吧,我和妹妹还是得到了农科所领导的关照的。比如:农科所有两头水牛,我和妹妹的早工和下午工就是放牛(农忙时除外)。
村民们太熟悉这个场景:两姐妹各牵一头大水牛,戴着斗笠或草帽,出村口,往大山里走去……
大山里的草又厚又嫩,牛特别爱吃。
再后来,妹妹就调厨房做厨师了,掌管着近20人的吃喝。
我和妹妹。
农历八月初一,澄塘公社当大集。
当大宜昌集,每个公社一年也就一次。
在物资极其贫乏的那个年代,当大集简直就像是过年一样热闹。全县各个公社、十里八乡的手艺人、村民、买卖人都会汇集于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大的农贸交易市场。
自由摄影人(应该说自由照相人)也拿着相机来赚钱了。我花钱拍下了这张照片,让自己的青春倩影永远的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尽管我经常借调在外,也常常去公社和县里开会,但在山村里的艰苦还是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的。
用我当年的日记来说明吧:
[ 1975年12月12日 阴天
第一次随农科所的老农上山砍柴。
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爬山,两边全是陡壁,中间的羊肠小道只有一尺来宽。对我来说就是空手走路也是害怕的,两眼不敢向别处看,心中怦怦直跳。可是别人都能挑上百斤柴,我难道就不行吗?鼓足勇气带了一根40多斤重的大树干下山,回来后累极了,但不太害怕了。
第二天上山,担了70斤干柴,走了二十多里山路,累的有点受不了,但这是一个进步。我还要继续努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能自己砍,自己挑100斤柴,左右换肩走二十多里山路,不用歇几回;渴了,扒开泉眼上漂浮的树叶,趴地上直接用嘴吸(老农告诉我们不能用手搅动泉水,下面的沉积物里有虫子);炎热的夏天,飘雪的冬天都能看到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快步如飞……
100斤柴抵6个工分,但下午可以不再下地出工。
砍柴中的两件忘不了的事:
76年6月30日,像往常一样上山砍柴,一不小心,一刀砍在自已左手的食指关节上,鲜血喷出,白花花的骨头露了出来,我大声的喊叫着。
李主任走过来看了看说:回去吧,到公社卫生院去上点药。
我把柴担斜挎在肩,柴刀插在腰间,用右手抓住流血的左手食指,泪水和着血水陪我走完二十多里山路到农科所,再走半个小时到公社卫生院。
没有人安慰,没有人心疼。
至今,我的左手食指上伤疤还在。
还有一次:我与妹妹砍好了柴却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爬上山顶,能看到远方山脚下有人有道,走下去又不见道;下午一点多,两姐妹又累又渴又饿,坐在山顶上大哭!(在这种情况下还舍不得扔掉砍好的柴)。
这也不是办法啊,怎么办?我让自已安静下来,对妹妹说:记得以前爸爸教过我的一些紧急情况处理的办法,我们试试吧。
果真,立即见效!我们才得以走出大山。
[ 此办法只能言传,不可写出,见谅 ]。
附近山上的柴几乎都砍光了,以后砍柴只会是越走越远。
我们每天出工10个小时以上,农忙时达到15个小时。
双抢时,天不亮出工,披着星星收工;头顶烈日暴晒,脚下热水滚烫,真正的面朝黄土背朝天;
冬天整地,锄草"三光",手起血泡开裂口,两臂酸的抬不起来;
农科所搞副业,开窑烧砖,烧好后,要往窑顶灌水。我们每人要从渠沟里挑上百担水爬上窑顶,肩上平均承受几千斤,晚上筋骨疼痛到不能入睡。
不敢想象那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当然,除了生活艰苦和内心的痛苦,有趣的事儿也很多。
最高兴的事情莫过于收到家里和同学朋友们的来信,可以让好记账心情维持几天;
结伴往返三个小时到别的大队去看一场曾经看过的露天电影;
当你半夜回到宿舍,准备去冲个澡,却发现一条金环蛇已盘据在你冰冰凉的搪瓷脸盆里乘凉,你是不是又害怕又惊喜?(惊喜有蛇肉吃了)
双抢结束后的夏夜,萤火虫在稻田里闪烁,我们手持细竹条,在黑暗中比赛谁打的准;
带着我们的大狗去别的青年点疯耍;
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澄塘话,与当地人讨价还价;
有时,也会诗情画意。
再重发一篇我当年写的日记吧:
1976年7月2日 晴天
今天是我和小黄到山上去放牛……
我们爬上了山顶,极目远眺,心潮激荡。
天气很好没有大太阳,一阵阵的清风吹拂着我的鬓发,远处:一山连一山,一峰连一峰,满山的枝叶被风吹得波浪起伏;视线下变得很小的一块块稻田像织成的图案花;那很小的白点是村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使人心旷神怡,浮想联翩。
若干年后,当我重新翻开这一页日记时,还能回忆起今天的一切吗?回忆起写这篇日记的心情吗?
(没想到的是:再次翻看到这篇日记已经是45年之后了)
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那个年代,文化娱乐生活非常匮乏。
知青中在偷偷的流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
我也在昏暗的灯光下,于1977年4月25日将它抄完。只当是练字了。
当然,其中的爱情故事也吸引着我。
环境的艰苦,前途的渺茫,情窦初开的年华,这是人性的表现。
1976年的国庆节,我们全体回南昌休假。
1977年1月5日,我和妹妹的生日。
这是我和妹妹在农村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太阳照射在白皑皑的雪上,美极了!
我和妹妹请了假不出工,洗被子晒被芯,把房间整理的干干净净;为自己煮了面条,做了好多好吃的。
更高兴的是:收到了姐姐的来信,说父亲调到南昌市路线教育工作队去工作了。
1977年8月17日,收到家里的长途电话,要我赶紧回一趟南昌。
19号我多少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要恢复高考了,必须赶紧复习功课。姐姐给我找来了一些资料。
1977一年9月1日我返回农科所(农科所不让请假),白天劳动,晚上看书。
这个茶杯我保留了44年也不舍得扔掉,它承载了我青春的记忆。
1977年9月19日,我接到公社通知,到宜丰县广播站助勤两个月。
原来的女播音员是一位北京知青。因有"反革命言论"被停职接受改造。
男播音员朱老师,江西萍乡人。
第一次走进录音室:凹凸不平的墙面,厚厚的窗帘以及各种指示灯,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那么的新奇!
朱老师非常有耐心的教我如何与他配合完成一次录音;如何掌握语速,每分钟要念完多少个字;如何做到发音准确。
我们每天要录制一个小时的新闻内容(要提前预读稿件),每天播放五次。要接收县气象台打来的最新天气预报,即时进行播报。
县广播站的领导在三楼的录音室旁给我安排了一间房间,除了工作外,我就一在这看书复习,备战高考。
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丰富了我的人生,我真的很喜欢。
在广播站的两个月里,也是我知青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小蓉姐在县知青办助勤、范晓丽被县商业局招工并分了一间房子;我们每到星期天(那时没有双休日)就去晓丽姐家烧好吃的。
很幸福的日子。
还有一件大事:在广播站助勤期间,县剧团领导准备招收我进剧团工作,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不敢作主,说要写信给父母。
父亲在给我的回信中说到:"你已经长大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如果进剧团,你就要作好以宜丰为家的准备;如果是知青身份,回南昌的希望就会大一些。"
权衡再三,我还是放弃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这个机会。
1977年11月18日,我结束了宜丰少钱县广播站的助勤,返回农科所,开始了公司最后半个月的高考冲刺。
我的准考证。见证了那个历史时刻。
七七年的高考我没有考上。
我偏科偏的太厉害,数学只得了8分。
进入1978年,一切都在默默的发生着大的变化:
78年春节后,莫剑云顶职父亲,再没回澄塘;
1978年3月,黄荣华当兵去了福建;
1978年3月,马安昌当兵去了北京;
1978年3月,妹妹请假回了南昌。5月1日举行婚礼,把自己嫁了。我是收到家中来信才知道的,她的婚礼我都没能参加;
1978年7月,小田(钟田力)当兵去了广州;
1978年政策的松动,南昌的男知青大多都走上了从军的道路,女知青都寄托于顶职离开农村,包括当时许多的上海知青。
1978年5月14日,我参加宜丰县党校的《如何当好团支部书记》系统学习,学期18天,6月1日回到农科所。
农科所只剩下我和欧阳五香两名女知青。
人心思走。以前热热闹闹的村庄,随处可见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少了。
父亲希望我回南昌,继续复习,准备下一次的考试。
1978年6月中旬,我参加完公社团代会后回到了南昌。
1978年11月9日,父亲与我一起来到宜丰办理迁点手续。
至此,结束了我难以忘怀的三年山乡生活,永远的离开了默默绽放自己青春光彩的小山村。
1979年的知宜丰青大返城,席卷了中国大地,演绎了多少人间的悲欢离合,我看到的知道的太多太多;原本热闹的田野、山庄顿时落寂下来个月……
"知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是亲身经历者,我是历史见证者……
"知青",一个特别的时代,给了这代人一个特别的烙印,刻骨铭心,永远也无法抹去……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一批知青也已过花甲了……
其间,个人的命运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跌宕起伏……
人生就是这样。
一段历史,众多人生,那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艰难道路,是烙在他乡难以磨灭的异客足迹,承载着无数的挫折,痛苦,迷茫和无奈……
☆☆☆☆☆☆☆☆☆☆☆☆☆☆☆☆☆☆
遥远的小山村啊,
插队的岁月里,我总想离开你,
可如今,却又时常把你想起……
十五年后,我第一次来看望你;
先生、女儿还有我们知青仨。
十五年的变化巨大!
遮天蔽日的大树没了,小村庄也少了它的幽静。
趴在窗口再看一眼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笑过我哭过的地方……
站在我和妹妹的房前拍个照,留作纪念。
房子破烂不堪了。
孩子,这是妈妈生活过的地方;
先生,当年寄给我的情书就是送达这里。
当年我们亲手挖的井,水还是那么甜!
翠华姐与女儿陪伴着我们。
不减当年,还能轻松提一桶水上来。
当年的老邻居,家里盖新房子了。
我们间的一段对话:
"你不是李芳。芳老师很年轻很漂亮的,她会唱会跳,她教过我们。
我说:芳老师也会老的呀!你们不也是都生娃了吗?"
我美好的形象已经刻在了当年那些孩子们的心中。
桥下大队妇女主任桂妹子与我们在一起。身后成排的房子已经替代了当年的参天大树。
还记得当年青春年少的我们吗?
在桥下大队知青点前合影。
1996年5月,我们重游宜丰县。
我,小马,莫剑云
宜丰县城变化太大,几乎认不出来了。
2006年夏天,小马夫妇和我们夫妇再来澄塘,这是在北龙村。
2013年女儿婚礼后,随同当年的知青再次来到澄塘。
桥下大队的妇女主任桂妹子与爱人,带我们去她家的红薯地挖红薯带回南昌。
我挑担的样子不输当年吧!
我所站立的地方,是当年我的房间地吗?
原来的一排房子,拆的没剩几间了。
空旷的场院,高大的树木全被新盖的房子替代了。
小马老弟,还记得你当年来农科所,在我房前空地上搭了个简易炉灶,烧了一桌的菜,请我的好友莉红、小蓉姐、黎荔姐她们吃饭吗?
那一天,是多么的开心呀!
再看看。
2014年,在南昌的几位知青相聚。
前排是我和妹妹,后排中间的是钟田力,左边是郑国强,右边是马安昌(他们俩是北龙知青点的)。
小田是南昌知青中的佼佼者。官至:南昌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党的十四大代表。
他从一名交警干起。他标准的姿势,优美的动作,将南昌八一大道万岁馆前方的交叉路口,变成了南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为了全国优秀交警。
1993年9月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模称号。
我想,这也得益于他在宜丰澄塘吃的几年苦吧!
回忆,像扯不断的线。剪下青春的记忆,让它留在匆匆的岁月里吧!
有知青问我,那是一段伤感的过往,不堪回首的经历,你为何还要写的那么浪漫、那么五彩缤纷呢?
是啊,为什么呢?
实际上,上山下乡插队农村是一段非常艰辛非常痛苦非常难熬的岁月。如果这篇文章放在四十年前写,我会把它一个月写成灰色的、暗淡的、痛苦的。可是当回头审视你六十余年中的这短短几年,且是最青春的几年,你仍会感觉到青春是多么的美好,青春是多么的绚丽!
上山下乡是一个永远的历史经历,我将它视为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它磨练了你的意志,开阔了你的视野,积累了你的阅历;这一切本身就是一个年轻人需要历练的。
无悔,遥远山乡的青春!
无愧,曾经绽放的青春!
2021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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