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华：从感受来说，来到学校第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没有经营的压力了，大家肯定知道现在的银行业经营环境，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一些人可能不一定了解，因为我曾经做过很多年研究，当年五道口并入清华的时候，我正好是央行研究局局长，同时也是金融研究所负责人，整个过程有一定的了解，近年来也一直关注着五道口的发展。
大家可能也知道，我的教育背景既有清华大学、也有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如今的五道口），从当初的学生到回到这里当老师，对我来说感到很亲切。
还有就是，其实我一直在五道口带学生，从2003年起带硕士，2015年起带博士，带学生已经将近20年了，有这个背景，也有这个积累。这次回来很多老师、同事都很熟悉，没有太多的陌生感，进入状态也比较快。
总结来说，回到五道口是希望能够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结合未来发展做一些偏实务的政策研究，为国家金融改革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记者：你认为目前在金融科技方面有哪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健华：金融科技现在有很多新的进展，从大方面来说不外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
但是从金融领域来说，我始终认为是金融给科技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场景，使用的技术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如果说很多技术还在初研阶段，或者说技术刚刚出现，还没有形成比较稳定应用的情况下，其实不见得一定要在金融方面要那么超前。怎么说，因为金融不是一个迭代速度那么快，或者说不是一个在技术层面迭代速度那么快的领域，但是在数据分析层面实际上迭代速度非常快了，比如说模型算法这些。
所以说，刚刚提到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数据问题非常重要，数据的隐私保护包括个人隐私保护怎么做好，这些问题在当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其他方面，就是金融怎么能够与实体经济服务更紧密结合方面，包括业务流程、产品设计方面，需要金融部门与科技部门需要互相结合的问题。
监管科技技术很重要，数据更重要
记者：你怎么评价当前六大行的金融科技投入水平，多家银行超过200亿元，也有银行不到100亿元？
张健华：现在银行也好，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好，都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在业务发展中的作用，所以各家银行在纷纷披露自己的科技投入。
我认为评价银行的科技投入不仅要看金额，还要与总资产、营业收入等指标结合起来。比如说工商银行科技投入200多亿元，我在华夏银行工作的时候，一年投入是30多亿元，大概只有工商银行的1/7，但实际上华夏银行总资产只有工商银行1/10，营业收入也只有1/10左右，所以华夏银行的投入强度实际比工商银行还大。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一个大型金融机构来说，科技投入的时候技术由总行统一开发，下边所有的分支机构都可以用，要看到它的单位成本到底有多大。
当前金融机构都公布自己的科技投入，那么未来会不会公布哪些应用了新的技术都有可能。披露是个好事，以前我们想做科技投入对金融业影响方面的研究时缺乏数据，如果未来各家金融机构能够像大行看齐，都把自己的科技投入披露了，就能够让我们方便研究了，能让我们看到科技投入对金融业的影响了。
记者：现在金融机构的科技能力在慢慢进步，但是监管科技能力也需要跟上，目前我国监管科技进展情况如何，你觉得未来重点发力方向在哪里？
张健华：确实如此，在这个金融科技大发展的情况下，在这个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金融时代，其实监管也要跟上，就是监管其实也应该是一个用数字化手段、用金融科技手段来监管。
我到清华以后，清华让我负责一个研究中心，名字就叫金融发展与监管科技研究中心。虽然说到底怎么研究还没开始起步，但是我是有个想法，就要研究监管科技这个问题，我先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了解，真正很深入的观点，研究过之后再回答。
今天先简要的说，其实我们监管部门已经高度重视金融科技，但是还没有完全做好这个准备，目前已经发布了金融科技发展指引方向、战略规划等，但更多是一些安全性的标准，而不是业务上的标准，这些往往关乎系统的安全性、数据的隐私保护等等。
在大数据背景下，金融科技的应用，不说金融科技类业务甚至就是对于传统业务，如何运用好大数据刚刚处于一个探索起步阶段。我觉得做监管，技术很重要，但是信息更重要，信息其实就是数据。
数字化时代，数据从哪里来？金融机构自身的数据，银行业已经与银保监会、人民银行建立了报送基本数据系统，叫1104工程，但从目前看仅有这些数据是不够的，还需要大量一些经营当中的很多颗粒度更细，维度更多、更丰富的一些数据，以及还有在数据频率上面，是不是要求机构报送的更加及时准确、及时一些。
比较可喜的是，央行正在牵头建立国家金融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要建，但是究竟怎么建，里面到底涵盖什么内容，监管机构之间如何去共享，其实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同时，未来推出的时候怎么应用的问题，监管可以监测，但是监管毕竟不能代替金融机构自己的决策，监管掌握大量信息后可以去干预，但什么时候干预又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是市场经济，主体是机构，监管不能代替机构去做决策，你能去关注它的问题，但是不能干预机构的业务。
尽快明确资本“红绿灯”的标准
记者：你怎么看待资管新规对财富管理以及各行业机构的影响，资管新规过渡期结束之后财富管理市场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
张健华：资管新规过渡期将近三年的时间，到去年底已经结束了，应该说对整个资管行业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当然不能叫颠覆性，实际上是基础性的影响，它真正规范了我国整个的资产管理行业的一些行为或者说统一了标准，包括银证保信托这些。
这里边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其实就是信托业影响比较大，从数据来看，银行业最高30万亿元，最低的时候降到了21万亿，降幅30%，但是到去年底已经基本回到了接近30万亿。但是信托行业难以恢复，原来的一些通道业务受到影响比较大，所以未来信托业怎么去发展，可能需要一个新的思路。
资管新规很多东西基本是按照有点类似公募基金的模式，比如说净值化、直接投资等等，因为公募基金是最早搞净值化的，一套系统无论是从研发能力、投资能力、清算系统都是比较成熟的，现在也有很多资管机构向公募基金学习。现在包括银行理财产品也在往净值化、标准化方向走，但是基金行业有先发优势，在市场上吸引了一批比较优秀的人，创新能力也比较强。
大家看到今年以来，很多银行系的理财产品出现了“破净”现象，以前都是资金池业务，刚性兑付，所以银行理财产品净值化很多人还是不太习惯。比如说，以前看起来认为他们做得还不错的固定收益类产品，其实随着整个固定收益市场的波动，也出现了“破净”现象，跟权益类挂钩的产品波动更大。所以说实话，现在银行系大多数银行做权益的能力有限，很多投资权益市场都是通过基金产品间接投资二级市场，真正自己去投其实难度很大。
另外一个变化是，原来银行系做非标投资有优势，往往和信贷客户进行挂钩来绑定、约束客户，现在不允许做非标类业务，现在纯粹就是标准化市场产品，它就没有优势了，也出现了“破净”现象，这些其实还是和能力建设有关系。
记者：监管部门多次提到要对资本设置好“红绿灯”，你怎么看？
张健华：对资本设置“红绿灯”应该说有它的必要性，现在确实有必要防止资本这种所谓无序扩张。同时，为什么要叫“红绿灯”，也就说除了红灯之外，可能还要有绿灯，绿灯是什么？
比如说数据问题，这个和银行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有关，现在各类平台数据，他们有数据优势，和金融机构有很多的合作，从普惠角度来看还是利大于弊的。
现在不让平台过度扩张，其中包括对联合贷款设定一定的限制，以前杠杆是1:99，说杠杆太高了，现在是3:7，这个标准已经很明确了，但是助贷业务涉及的数据使用问题尚不完全明确，平台将数据引流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这些基础上做了一些分层或者评估，数据加工等，做自己的内部风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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