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醒得迟。
莫高窟壁画在香港展出时，陆佳瑜为参观者讲解。受访者供图
修复师孙军永修复雕塑。受访者供图
修复师们的工具箱。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几十年前来莫高窟的老一辈，有些已经辞世，按照他们的遗愿，他们的骨灰被安放在莫高窟对面的沙丘上。新京报记者王双兴摄
1935年，留学法国的青年画家常书鸿在旧书摊遇到《敦煌石窟图录》，回国、四处逃难，在八年后去了敦煌；1944年，重庆国立艺专国画系学生段文杰遇到张大千的“敦煌壁画临摹展”，完成学业，在一年后来到莫高窟。从1947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洞窟里“面壁”，欧阳琳、史苇湘、李其琼、窦占奎……
曾经的丝路重镇，在那时已经变成了边陲小城，被沙漠和戈壁包围着，日光炽烈。因为缺水不能洗澡，只能“擦澡”，擦脸、擦身、洗脚，用完还要留着派上其他用场；冬天睡觉前，把石头放到灶里烧热，然后用毛巾包起来，抱着取暖；夜里，为了看守骆驼和羊群，需要派人值班，拿着猎枪防狼；天亮后，用镜子和白纸当反光板，就这折射进洞窟的阳光临摹壁画、修复雕塑……
到现在，曾经的青年已经进入暮年，其中一些人已然辞世。二十余座黑色墓碑卧在沙丘上，隔着佛塔、戈壁、干枯的河道，和莫高窟对望。
“没有可以永久保存的东西，莫高窟的最终结局是不断毁损，我们这些人用毕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与毁灭抗争，让莫高窟保存得长久一些再长久一些。”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曾对媒体说。
现在，帮助莫高窟对抗时间的接力棒被后辈的年轻人拿起来，在不同的时代走同一条路。
刚来的时候，俞天秀觉得山里的生活枯燥，叫上朋友去市区吃烧烤。返程时，一群年轻人心血来潮，决定走回莫高窟。一边嬉闹一边“寻宝”，从夜里十二点走到上午十一点。
许多年后他听闻，老前辈们当年走的就是那条路，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进城全靠步行，遇上急事才坐驴车或是牛车，路上还可能和狼对峙。
老一辈的莫高人没有太多选择，但对莫高窟的中生代而言，环境发生了大的变化：机遇像洞窟一样密密麻麻地在眼前铺陈开来，年轻人有了更多元的工作选择，也有了更低成本的离开的机会。
和前辈们相比，这些年轻人身上少了历史气质，鲜少把“奉献”、“一切为了国家”挂在嘴边，更多关注个性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讲解员陆佳瑜说：“这里工作待遇算不上优越，工作环境也不那么舒服，愿意留下来的，大多是热爱莫高窟的。人选择喜欢的职业，职业也在筛选适合它的人。”
入职第一年的元旦晚会上，陆佳瑜和同事们组了一个小乐队，编排了一个唱跳类节目。晚会结束后，她正在收拾东西，樊锦诗经过，年近耄耋的老人看着陆佳瑜笑：“年轻真好啊。”
和往常一样，樊锦诗穿着黑裤子，素色外套，笑起来弯着眼睛，皱纹从眼角和嘴角散开。陆佳瑜提出合影，樊锦诗乐呵呵地答应了。
陆佳瑜说，以前对樊锦诗的了解，大多通过电视和书本，以“敦煌的女儿”身份出现，朴实、伟大又崇高，在陆佳瑜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偶像”。她在带游客参观陈列馆时看到过樊锦诗年轻时的照片，“满脸的胶原蛋白”，但那个元旦，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樊锦诗，“发现她也是个普通人，脊背佝偻了，腿也弯了，显得很瘦小”。
当天晚上，想起那句“年轻真好”，陆佳瑜感慨了半天：“她也年轻过啊。”
■同题问答
新京报：过去一年，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陆佳瑜：这一年最大的改变是不那么混沌，遇到人或事会及时地自省，会更刻意地专注自己需要磨砺的地方，某个程度上说是在探索有分寸的谦卑，尊重每一个生命。
新京报：你心中新青年的标准是什么？
陆佳瑜：对我来说“新青年”要有善良的心，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教育背景，跟学历没关，于我来讲最好是要有向上向善的三观再配合上强大的头脑 （我可能有点贪心吧）。
新京报：未来，你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有什么期待？
新京报：对国家和社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陆佳瑜：希望我的祖国能一直强大，一直文明，一直秉持着中国人骨子里的善良，希望属于莫高窟的文物能回到它们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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