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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历史系 张正萍

《苏格兰史》，[英]威廉·罗伯逊著，孙一笑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出版，525页，138.00元

威廉·罗伯逊

三

在十八世纪英国的撰史风气中，罗伯逊的《苏格兰史》是一部严谨公正的史著。

在“第一版序言”中，罗伯逊批评以往的历史学家因为各自的偏见而扭曲玛丽时代的政党仇恨、宗教狂热。他说，“在这些人眼中，求真显然不是唯一的目标。他们为偏见所蒙蔽，在一幕被篡改了的历史大剧中自以为是地翩翩起舞，扼杀了作为主角的真相而不自知。因而，其所写皆非国史，而是为派系倾轧所做的辩护”（第xi页）。罗伯逊坚信，“倘若没有更加真实公正的材料，便不可轻易对历史妄下结论”（第xii页）。为寻找历史档案、原始文件，罗伯逊利用各种机会查询相关文献，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的、藏书、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十七世纪考德武德未出版的《自詹姆斯五世登基到詹姆斯六世驾崩时期的苏格兰史》、高里阴谋的档案等等，都在这部历史中有所体现。尽管此前的苏格兰史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偏见，但罗伯逊仍然批判性地引用了前人的成果。即使是有着明显詹姆斯党倾向的托马斯·因尼斯（Thomas Innes[1662-1744], Critical Essay on the Ancient Inhabitants of the Northern Parts of Britain or Scotland，1729），罗伯逊也没有完全否定，并在脚注中标明出处。

不仅如此，詹姆斯还以大段的脚注解释苏格兰的政治变革，比如，对苏格兰议会和立法委员会一院制运作机制的考察。他指出，历史上，立法委员会常见的是二十四人代表：八名世俗贵族、八名教会贵族、八名自治市代表，以及八名国王重臣，“世俗贵族和自治市代表为反对国王而联合起来几乎市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员构成很容易让国王操纵一切，因而，苏格兰国王的权力是“欧洲最为专制的国王都不曾获得的”（第59页）。罗伯逊的解释让读者更清楚地比较斯图亚特家族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的统治，让读者自己思考这一家族在英格兰失败的原因。除了长脚注，《苏格兰史》还有长长的附录。这一附录包括他对玛丽女王与博斯威尔通信真实性的长篇考证以及对正文各个章节的补充论证。这些细致的考证表明罗伯逊在历史领域审慎的探索，可惜中译本未译出。

罗伯逊的公正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玛丽女王”的评价中。此前某些历史学家评论玛丽女王，“要么认为她品格高洁、平易近人，要么则认为她具有易变的人心所生出的一切缺点”。罗伯逊的评价将玛丽视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文雅、友善、温婉、活泼，她贪渎端庄、文笔雅致。然而，她由于内心温和、待人真诚而会遭到突如其来的背叛与打击。她会因为遭到反对而焦躁不安，因为她自幼就已经习惯了身为女王所应当享有的尊崇”；他承认，玛丽女王作为统治者所具有的弱点，尤其是在与伊丽莎白女王相比，这些弱点对国家来说更加致命：“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女人，而不是一位杰出的女王，因为她有着为我们喜爱的品质，尽管我们并不敬佩她的这些优点”；即使玛丽女王多情草率铸就一生悲剧，他还是为抛洒了同情的眼泪：“我们总是倾向于完全忘记她的缺点。我们对她的错误不会感到多大的愤怒，并且愿意为这个似乎在道德上近乎完美的女王流下眼泪。”（第435-436页）这样的评价，不仅让苏格兰人认清自己统治者的品质，也无意冒犯英国社会的其他读者。

据科林·基德的说法，《苏格兰史》体现了罗伯逊的爱国主义情怀。1745年后，苏格兰的爱国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一名苏格兰人，如何认识苏格兰的过去？罗伯逊以十六世纪的苏格兰为主题，试图证明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已经走向了文明社会的道路。他对这一时期的苏格兰很有自信：“苏格兰作家们不逊于其他民族的作家，天赋异禀的布坎南在散文与诗歌的写作上都更加多样、更加新颖，也更为雅致，比起其他民族的拉丁语作家而言，他的确是更胜一筹。布坎南的例子在文学方面反映了苏格兰的巨大成就。”（第512页）而且，罗伯逊并不认为1707年的联合弱化了苏格兰的尊严，而是认为，“王权的联合将两个国家合二为一，并且使得他们成了一个民族。两国之间长久以来存在的差异也逐渐消逝，他们各自的特质也同样消失殆尽……优雅与高贵的娱乐方式盛行一时，语言的标准与纯正也被建立起来”（第515页），苏格兰人获得了他们的自由，可以无拘无束地追求文名。这样的历史观是否是“爱国的（patriotic）”，是否违背了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历史的信心？从宗教上说，罗伯逊是否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科林·基德指出，“罗伯逊不认为自己不爱国。爱国主义并不是维持‘陈旧的偏见’，而是致力于改善苏格兰的状况”（Colin Kidd, Th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Robertson’s History of Scotland, in William Robertson and the Expansion of Empire, edited by Stewart J. Brown, CUP, 1997, p.144）。这一评论与罗伯逊《苏格兰史》的主调吻合，也指出了十八世纪苏格兰启蒙文人的重要主题：“改善（improvement）”。罗伯逊的“爱国”情结或许视为十八世纪进步史观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在今天看来，罗伯逊的《苏格兰史》不免打上了浓烈的长老派－辉格党的印记。但相比十七、十八世纪英国众多的党派史学而言，罗伯逊的历史书写已经极力克制、清醒、理性。他尽力搜集历史迷案的证据、慎重评判历史人物等“求实”的历史态度，为他赢得了与“历史学家”休谟相当的赫赫声名。无怪乎吉本1776年发表其罗马史第一卷时要发出那样的惊叹！

在写《苏格兰史》时，罗伯逊很清楚苏格兰的历史需要置于欧洲的历史之中加以理解。他说，“在记述苏格兰的内政之时，略述欧洲当时的政治情况亦无不妥。那时的欧洲在一个整体的体制之内，每个王国都构成其中的一部分。而关于这个体制的知识对于理解欧洲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以及它的政体和法制而言都是十分必要的”（第60页）。《苏格兰史》出版十年后，《查理五世皇帝统治史》（1769年）出版，该著叙述了十六世纪西班牙、法兰西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而1777年出版的《美洲史》则与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史关联，而罗伯逊晚年出版的古印度史（1791年）则将欧洲读者的视野引向古老的东方文化。可以说，罗伯逊的历史著作真正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的世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