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开具工作证明可以作为办理贷款、居住证等事宜的重要证明文件，但是如果不严格管理该类证明的开具事宜，公司可能将面临被索赔的风险。

茂生科技公司（以下称“公司”）碰上了麻烦事，陈光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其与公司自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5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并据此要求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2倍工资差额、工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等共计134,206.88元。

法庭审理

法院庭审过程中，陈光就其主张提交了一些证据，其中，就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陈光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公司出具的工作收入证明：

“兹证明陈光为我公司正式员工，于2019年10月29日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目前担任投融资经理职务，每月税前薪酬为人民币12000元，其个人所得税由我公司代扣代缴。本单位谨此承诺上述证明正确、真实、有效，特此证明。”

对于该份证据，公司在发表质证意见时，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该证据的证明目的。公司称因为陈光跟着戴明做事，而戴明负责公司的项目融资，陈光称需要工作收入证明办理贷款，公司出于帮忙才为其出具了该证明。

除了工作收入证明，陈光还提交了个人所得税APP受雇信息界面截图，显示任职受雇单位为茂生公司，任职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法院进一步向税务局进行调查，显示在公司的自然人信息采集清册中，陈光受雇日期为2019年10月29日，离职日期为2019年10月30日。即，陈光在税务系统中仅在职1天！

陈光还向法庭提交了其2020年5月14日向公司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及公司签收证明，解除理由为公司未足额向其发放劳动报酬，未与其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公司认可收到该通知书，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

另外，陈光向法庭还提交有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立案、调查和举证通知书、部分工作成果微信截图、滴滴报销单、电子发票、陈光与戴明的聊天记录等。公司对于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上述工作陈光均是向戴明交付，与公司无关。

公司庭上就其与陈光不存在劳动关系的主张也提交了一些证据，其中包括仲裁阶段仲裁委驳回陈光仲裁请求的裁决书；陈光劳动报酬由戴明发放而非公司发放的微信转账记录；戴明的证人证言，指证陈光因需要贷款，让其帮忙给开具证明。

一审法院经过上述调查认为，陈光按照戴明的要求提供了相应的劳动，戴明也向陈光支付了部分报酬，且2020年4月1日，公司向陈光出具了工作收入证明，证明陈光在公司任职，且税务记录中也显示陈光曾作为公司雇员被录用纳税系统。

综上，法院认定陈光与公司自2019年10月29日至2020年5月15日存在劳动关系。据此，法院判决公司向陈光支付未签劳动合同2倍工资补偿、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5月15日工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共计133,103.44元。

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公司上诉理由中强调陈光并不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公司也未向其支付劳动报酬，工作内容（融资）也并非公司业务组成部分，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二审过程中，双方无新的证据提交。二审法院认为，公司为戴明缴纳社保，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戴明不是公司的员工，陈光按照戴明的要求提供劳动，戴明向陈光支付了部分劳动报酬。

且公司向陈光出具了工作收入证明，税务记录也显示陈光曾作为公司雇员被录入纳税系统，结合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收到陈光向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事实，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千法说法

回看本案，茂生公司冤吗？可能有冤，因为我们从法庭调查的事实来看，里面有太多细节，较其他类似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件来说，非常奇怪。

公司完全不管理陈光，陈光的工作成果也非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而属于融资，而对于80%以上的公司，这类工作通常是由外部顾问来提供。公司的缴税记录也很奇怪，仅有一次记录，且增员减员非常快，不合常理。

但是公司也不冤，工作收入证明作为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一种有效法律文件，一经开具盖章即对外具有证明员工劳动关系的作用。

公司未在开具前作充分的合规把控，未作防范措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无论其自身是如何看待跟陈光之间的关系，其作出的法律行为已形成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的盖然性。

本案也给所有的成长期的企业以警醒，以公司名义作出的法律文件一定要有法务作合规审查，提示风险，防范风险，事后喊冤，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