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的什么(本文作者梁启超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学者著作收在什么中)

一

三

孙梁合作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在改造中国问题上革命和改良两条路线的尖锐对立。但就具体情况来看，有较突出的三个因素：

一是康有为的反对。

梁启超善变，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康有为则守成，很难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康看来，光绪皇帝“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初集，第50页。）。所以康有为在1899年后的政治活动以“保皇”为中心。他对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合作极为恼火，千方百计干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为了避免梁启超上了孙中山的“圈套”，康命梁离日往檀香山。梁启超当时虽和康有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有分歧，但梁羽毛未丰，名气不太大，又无势力，再加上师徒关系，自然在康的压力下屈服了。倘无康的干预，孙梁合作是可以成功的。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虽然已看出康有为的固执，意识到了两派合作无什么把握，但仍从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争取康有为。1900年春，宫崎寅藏赴香港，试图往新加坡说服康有为，孙中山认为可能性不大，但还是让宫崎寅藏去协助办这件事。不料康反目为仇，向新加坡政府诬告宫崎为刺客，宫崎不幸被捕。若不是孙中山设法营救，宫崎定受监禁之苦。但经此磨难后，孙中山一方面对日本友人讲合作之事听其自然，“如足下于说合之事无成则已矣，由他自行其是，吾行吾人之事可矣”（《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1页。）；一方面还是谋求与维新派合作。他在1900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称：“我想要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轻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同年8月，他又指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料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页。）。康有为并不理解孙中山的博大胸怀，不仅自己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而且阻止了梁启超的合作行动，铸成了历史的大错。

二是梁启超思想的转变。

1901年前后的两三年中，是梁启超一生最激进的时期。他那支饱含热情的笔，竭力鼓吹民主自由，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全面介绍西方文化，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从这点上看，他为孙中山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效了大力。然而梁一生的言行几乎都笼罩着一个矛盾的“怪圈”，他这时虽然倾向于革命，但并非与改良思想彻底决裂。诚如他自己所讲的：“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饮冰室合集·专集》第43，第63页。）。这种矛盾的思想运动和情感，既使他和孙中山的合作具有某种可能，又藏有最后决裂的祸根。梁启超到檀香山后，曾致孙中山一封长信，真实地道出了在和孙中山合作中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其中言道：

“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从表面看，梁启超在这里作孙中山的工作，但实质上反映了他既想和孙中山联合又死抱“勤王”的改良立场不放的双重政治性格。1902和1903年之交，当康有为等人增大了对梁的压力和梁启超访美之后，他就再不谈和孙中山合作，公开站在革命派的对立面，指手画脚地攻击孙中山了。关于梁为什么会这样转变，他自己有一个堂而皇之的解释：

“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为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自此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1册，卷29。）

不管梁启超的解释能否成立，他在革命的道路上摇摆了一阵之后又回归于改良主义则是事实。其结果当然是背叛先前和孙中山“合作到底”的诺言。

三是革命力量的壮大。

在孙中山的努力下，梁启超等人的改良主义思想影响逐步缩小，革命力量在斗争中日益壮大。孙梁合作的历史渐成陈迹，梁启超则集中全力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梁启超所极力反对的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才结束了他14年的流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