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的特点(何谓非银行金融机构?我国主要有哪些非银行金融机构?)

（圆桌照片，主办方供图）

什么是“绿”？什么是“非绿”？

目前定义不同，标准和统计要进一步细化

鞠建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绿色”？“看起来好像大家都在支持绿色，比如说煤炭行业，高污染、高碳排放的行业，开始用清洁的煤去制造了，这是绿还是不绿呢？”他说道。

邹骥表示，过去我们讲的狭义的“绿色”，关注身边的环境质量，水的质量、空气的质量等自然资产，只要空气好就行了。对于清洁煤是否“清洁”，要看什么含义，比如用清洁煤和天然气（发同样多的电），二者排放的常规污染物达到相同水平，从这个角度看，煤似乎是绿色的。但把自然资产的幅度扩到全球体系时，煤就不是“绿色”了，当前整个化石能源在温室气体这个问题上都不是“绿色”的。

王信也表示，很多标准和统计需要进一步细化。“在学术上，国际确实有很多争论。我们从2016年开始建立绿色金融体系，（那时）所说的绿色金融比较宽泛，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自然，我们认为是绿色的。但是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需要更多地细分，哪些确实（是）针对碳减排的。”王信举例称，比如在2021年的绿色债券指导目录（中）把清洁煤剔除了，因为不利于减碳。

他进一步称，我们要越来越精细化，减碳、生物多样性和环保最好也能区分开来。据他分享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是16万亿元，这是相对宽泛的概念；如果细分到具有直接或者间接碳减排效应的（贷款），大概占67%，占比小于70%。“总之，我们一定要把它细分，在统计上和标准上，这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相关的政策。”王信称。

何平提到，经济学上有一个指标度量有多“绿”，就是边际产出GDP排放量有多高，或者单位排放所对应的GDP有多高。他认为，投资多少绿色技术、其他措施，相对而言都没有意义，最主要的指标是看单位排放GDP有多高，或者单位GDP有多少排放。平均水平以下“不绿”，平均水平以上就很“绿”。

目前相关信息的披露情况如何？

也还没有太多标准，同时要考虑到披露的成本问题

判断一个企业“绿”“非绿”或者有多“绿”，前提是企业有足够多的信息披露。鞠建东提出问题：我国国内上市公司当前披露情况如何？做强制信息披露会走多快走多远？

谈从炎表示，信息披露需要一个生态，也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且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是现有条件下有效的披露？对很多企业来说，披露也是有成本的，可能需要一些技术或一些标准。

“现在还没有太多的标准，怎么来披露？我们可以看到对企业财务的披露已经有标准了，有标准的会计报表，还有各种中介机构，是能以一个比较低的、相对来说可控的标准去披露。”谈从炎称。

我国从十多年前开始有碳信息披露的指引，三年前开始制定哪些需要强制披露、哪些半强制披露。谈从炎表示，最开始环保部门要求高排放的、双高的披露，未来的方向可能覆盖面越来越多，也需要进一步把握节奏。像去年就进一步细化要求企业在年报中、半年报中怎么披露，要求有专门的章节披露，还有社会的责任信息等，可以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除了信息披露还需要什么？

要建立完整统一的碳排放市场，让碳排放有统一的市场化定价

何平进一步提出，只披露信息但没有合适的市场定价也没有意义。“比如减排5吨可以给企业带来多少绩效？如果不建立完整统一的碳排放市场，让碳排放有统一的市场化定价，今天投多少、未来值多少是不清晰的，所以必须披露碳排放的绩效，碳排放产生的绩效是需要被定价的，这样的投资产生的收益才是可视的、透明的，而且是完全产生正确或者清晰的企业激励的。”何平称。

邹骥也表示，信息披露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评价企业现在怎么样，二是让投资者对企业的预期进行设定。比如一家企业正在用氢替代煤，当下不好，三年之内就好了，这种信息很重要。

对于价格的信息，他认为是来自市场。“价格不归披露信息里讲，但是有一个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潜在问题，即它的成本信息。减排成本是多少，我认为不必披露，这是企业的商业机密，你让它披露（那）永远是假述的第三本账，能上这个项目就证明减排成本低于碳价，所以该披露的是我做了什么、现在是什么，让投资者自己去跟碳价比。”邹骥称。

绿色产品的投资回报都较高？

并非一定都是正收益率，看预期收益率

鞠建东还提出投资回报的问题，有统计显示，目前投绿色产品的回报都比较高，但同时也有“去年最挣钱的是山西的煤”的说法，这二者之间应怎么理解？

张晓燕表示，大家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碳排放的风险、气候风险和社会责任风险已经是社会层面的系统性风险了，在整个投资理念中，你承担风险就应该得到回报。所以山西煤的问题，如果你的资产是应对系统性风险，不管是气候风险、合规风险、ESG投资风险，只要有一个正向的回报、正向的敞口，在均衡的情况下就应该收到正的收益率。但也不一定任何时候都是正收益率，看的是预期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