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平台经济的特点与发展水平
沈艳：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平台经济，平台经济的应用给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带来了巨大变革。中国的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面对上述情况以及未来的一些挑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就平台经济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首先请黄益平老师介绍一下我国平台经济的特征，取得了哪些成绩，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平台这种形式在传统经济中就有很多，比如百货公司、农贸市场，甚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大学也可以是一种平台。然而数字平台有何不同？最重要的是它使用了数字技术，在规模、速度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突破了原有平台企业面临的一些问题。
与传统平台企业相比，数字平台在影响力、内容、速度和针对性等方面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关于数字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即数字技术会给经济带来哪些改变？我认为可以简单概括为“三升三降”。“三升”就是提升规模、提升效率和提升用户体验。“三降”就是降低成本、降低风险、降低接触。
据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上述六方面应用的确可以给经济活动带来一些革命性变化。比如，平台经济让普惠变得更容易。过去大家常说，经济活动比较难做的就是普惠，在金融领域尤为如此。一般而言，金融普惠只能触及20%的客户，还有80%的客户很难触及。平台和数字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难题。平台经济具有明显的长尾效应，因此可以获得很多客户，在降低边际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门槛。比如城市里一些做零工的人、网店和其他领域的创业者，在成本比较低的情况下就能开展业务。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好处。
如果把中国平台企业置于国际场景里，它们大概处于何种水平？
我国的平台企业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比如大家熟知的网易。然而今天较为知名的平台企业大都在2003年到2004年前后走向成熟。淘宝是2003年；京东成立于1998年，真正成长为一家互联网公司则是在2004年。回首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我国的平台企业经过了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平台企业的总体实力排名第二。目前全世界平台企业的格局呈现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即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三足鼎立。
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全世界占到100亿美元以上市值的平台企业约有100家，这100家企业从数量上来看，中美两国占比很高；从市值看，美国企业占70%多，中国企业占20%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平台企业能在全世界范围占据如此重要地位，非常了不起。
我认为，中国的平台企业发展得比较成功，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我们的人口规模比较大，所以市场比较大。大家都知道市场比较大有利于企业创新产品和业务，特别是平台经济，如果市场足够大就很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市场太小则难度很大。
二是我国对数据和个人权益的保护等，有法规尚在探索阶段，这对平台企业而言约束较小，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平台企业的创新空间较大。然而凡事总有两面性，平台企业野蛮生长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今问题也不少。
三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间的市场相对分离。如果全世界的市场融合到一起，中国还能否发展出如此大的平台企业，对这一点存疑，是因为美国的几家平台企业毕竟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我看来，研究平台经济没必要纠结于上述观点，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以前的利好很可能变成未来的挑战。与国际领先的平台企业相比，中国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不是特别突出。
二、平台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沈艳：刚刚黄老师提到平台经济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催生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数字技术也让一些人失业，比如网上就有这样一个段子，一对卖菜为生的老夫妻，含辛茹苦地工作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孩子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程序员，写出了社区买菜这种平台经济程序的代码，最终让自己的父母失业。
我想请问李力行老师，平台经济到底会对就业和创业带来哪些影响？
李力行：数字技术的进步，包括大数据、区块链等的应用，的确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具体到平台经济，就是平台通过数字技术连接了供给方、需求方和相关服务提供者，比如金融服务和配送服务。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平台经济罗绍友的发展，让服务变得多样化，这其中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零工经济的盛行。
平台技术催生的“零工就业”模式让“打零工”变得切实可能，就业者通过一个APP就可以接单、获得工资收入和各种信息。
“零工经济”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在线劳动力市场，包括在线翻译、咨询、画图、编程等。其工作成果通过在线方式提供，供需双方在线下一般不见面。二是基于应用程序的按需服务，在本地提供，但通过在线的方式获取订单，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我们最熟悉的网约车、闪送、外卖配送就属于这种类型。
两类“零工经济”的数量都很庞大。综合来看，第一类的独立性比较强，主要在线上完成工作，与客户不直湖北省接见面。第二类的独立性相对弱一些，但与传统的雇员就业模式相比，已经独立很多。
国际上的一工商联些研究，以工作的波动性，获得收入的可持续性，工作会否被监督，就业者对下一阶段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的预期等指标，从不同的维度判断人们的工作是零工工作、传统的雇员雇主工作，还是自雇创业。
有研究指出，由于零工工工商联作极为灵活，通过传统的家户调查得出的统计数据可能失准，也就是说零工工作的就业数量往往被低估。
中国到底有多少零工就业者，关于这一点一直没有准确答案。因为零工就业是多样的、灵活的、非单一、非固定的。根据最新的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总数已超2亿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极大的规模。我罗绍友们在制定任何政策时都不能忽视这部分人，必须对其加以重视。
与此同时，平台的出现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创业选择。一方面，创业有风险，如果能通过平台接单并灵活地获得收入，有的人可能就选择不创业。但与此同时，零工就业也带来灵活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对冲了创业风险，可能使得更多人勇于尝试创业。
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就业和创业图谱。现在的就业和创业，除了传统的雇主、雇员和自我创业，还包括依赖平台创业、做零工、兼职、共享用工等。针对上述崭新的就业、创业类型，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高度重视。
此外，平台对就业还有重要的赋能作用，比如平台可以给贫困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工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推广自己的农产品。一些残疾人也在平台的帮助下，足不出户就能获得电话客服这一类的就业机会。
总体来看，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结构性变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平台经济催生新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种创造性破坏。一切技术变革皆是如此，有人受益就必定有人受损。如何保护受损者利益，尽量减轻相应的冲击，这是政策制定者和平台经济研究者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三、平台经济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沈艳：平台经济的发展引发全球结构性变革，好的方面是扩大了就业创业的图谱，同时平台经济也带来创造性的破坏，我们作为经济学研究者可能更关注对弱者的保护，正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席天扬老师，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无论国内国外，平台经济在促进公平公正方面有哪些可圈可点之处？
席天扬：平台经济的出现让我们对企业、市场和政府边界有了新认识。平台本身大多数情况下既是一家企业，又承担了很多市场基础设施的职能，比如在平台上会有很多小商户展业，因此平台需要制定一些基础市场规则、市场制度、发挥公共服务和管理功能。
如何评价平台对社会治理的影响？首先要认同平台的贡献。日常生活中，我们拿出手机，通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支付宝等平台，就可以连接公共服务部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通过手机平台提供面向当地居民和企业的政务服务，覆盖范围非常广，提升了便利程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公平公正。比如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弱势群体或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服务。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健康码、行程码等平台程序对疫情期间社会的平稳正常运行功不可没，不必因为个别时候的卡顿或瑕疵而否认健康码对于社会治理的贡献。
在疫情暴发初期，整个社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社会的信任网也变得非常脆弱。如果依赖传统制度和方法来管控这一风险，比如四处奔波开具行动轨迹证明或健康证明非常困难。哪些人群是安全的？哪些人可能被感染？如果没有移动平台提供的健康码等应用，一些地区只能通过户口、居住地、是否有房产、房产所有权、租赁合同等社会成本巨大的方式来甄别人群和管控风险，一定程度上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可迁移性。所以健康码是以一种相对成本最低、较为公平的方式在短时间内重建了社会信任的现代治理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从技术还是人文角度，健康码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而这些关键应用的底层技术正是由平台企业提供的。
当然，数字技术也会引发数字鸿沟问题，有些老人因不会操作健康码而无法乘坐地铁；前几天的一个热搜是一位老人因不熟悉相关操作，无法享受同等的购物优惠等等，过亿的阅读量，充分体现出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
在我看来，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平台引发的问题还需要通过平台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痛点和需求，往往是价值创造的新来源。比如有些企业已在着手开发一些适老化的智能应用平台，我对此很乐观。
四、平台经济与垄断问题
沈艳：我觉得席天扬老师提到的健康码贡献和黄益平老师讲到的降成本，给我们一个崭新的视角看待降成本的问题；平台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损失也是帮我们理解数字经济的一个非常新颖的角度。平台经济除了几位老师讲到的好处，也还有不少让人担忧的地方，比如大家对于垄断的争论。
汪浩老师，根据您的研究和判断，平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会利用规模经济，或者利用沉没成本来限制竞争？平台的这种做法多大程度上可以取得成功？
汪浩：关于平台垄断，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网络外部性问题。这实际上是个老概念，传统经济也有网络外部性问题。比如股票交易所，在交易所这个平台上投资的人越多，前来融资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多；融资的企业越多，投资者也越多，这就是网络的外部性，即用户越多，价值就越大。在传统经济中，很多地方都体现出网络外部性，比如用一个电话网打电话的人越多，这个电话网的价值就越大。
与传统经济中的网络相比，平台经济不仅有网络外部性，还兼具其他特点。比如免费服务是平台特有的现象，还有平台的数据和流量。这些因素集中在一起，可能使平台极有可能出现赢家通吃的效应。传统经济中，当某平台显露出赢家通吃的倾向时，政府就会介入干预。比如通讯行业很容易出现赢家通吃，这时政府会要求通讯网络间互联互通，即无论我使用哪家公司的通讯网络，我都可以给任意通讯网络的用户打电话。这是国家的规定，因此电信行业没有出现赢家通吃的局面。
网络外部性还有另一面。如果某领域已经有一家企业在运营，其他企业想进入该领域就非常困难。这个不难理解，在网购、社交等领域，这一类型企业的网络外部性非常明显。一家企业进入某领域后，一旦对别的企业产生负面外部性，会导致赢家通吃的局面。如果政府对平台经济完全不干预，确实有可能出现平台垄断。
沈艳：出现垄断的可能性有多大？
汪浩：我认为从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到答案。中国的大湖北省多数平台并没有形简介成垄断。比如网上购物，原来是阿里巴巴一家独大，现在有很多网购平台，竞争其实还比较充分。在外卖、快递等领域，情况也是如此，竞争比较充分。当然也不排除在个别领域的确存在垄断的可能性。
我认汪浩为国外的平台垄断情况似乎比我们还要严重一点。美国有些互联网平台的垄断程度更高一些，简介也有些互联网平台面临来自传统领域竞争对手的不断挑战。比如亚马逊，看起来好像是网购领域的垄断者，但它面临很多来自传统渠道的竞争。具体到某个行业，我们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难得出一般性结论。
五、如何看待平台经济的创新模式
沈艳：汪老师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方向，平台经济本身有网络外部性，有时可能导致赢家通吃的问题。关于平台经济，有关部门希望看到星辰大海、百花齐放的局面，希望平台企业走在创新的前沿。然而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平台通过大量烧钱，迅速形成市场规模，通过压低价格夺取市场，获得了市场势力。在这一过程中，有些企业成功了，有些企业没那么成汪浩功。请问黄老师，上述模式是否是好的创新？平台经济时代好的创新应该是什么样？
黄益平：关于如何看待平台竞争这一问题，我想做些补充。汪浩分析得非常好，我也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前面汪浩提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平台企业的普遍特征。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做得越大效率越高，范围经济就是平台做起来了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一般而言，我们说的反垄断，反对的就是平台企业市场份额过高。不难想象，一旦平台企业市场份额过高，可能会反竞争、欺负消费者。所以传统观念主要看市场份额，如果一家企业占到50%-80%的市场份额，可能就容易被视为具备很高的垄断可能性。这应该是平台企业遇到的新挑战，过去未曾有过。
然而平台经济还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对我们学者而言，就遇到一个两难问题，企业做得不好，规模就会很小，那就发展不起来；企业做好了做大了，可能有垄断嫌疑。
除了规模经济，平台经济还有一个特征叫范围经济，这也是汪浩提出来的。所谓范围经济，就是一家企业做大后可以跨界做业务，这个现象很普遍。比如微信上有微店，抖音也想做外卖和约车。我们知道，如果平台企业规模太小就很难得到回报，因此企业必须做大。企业做大后担心存在垄断嫌疑，此时如果范围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带来充足的跨界竞争。因此汪浩认为范围经济发展起来后，可以在规模经济和充分竞争之间实现平衡。
刚刚汪浩也提到，2013年阿里巴巴在电商市场领域的份额占比为92%，2020年这一占比为42%。这说明2020年时，阿里巴巴已经没有那么强的垄断能力，因为如果阿里巴巴垄断能力够强，别的企业根本无法进入电商领域。这就引出经济学中经常用的一个概念，可竞争性，即我们要关注的可能并非静态的市场份额，而是这个领域是否还有空间让其他企业也进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关注该领域的进入门槛是否足够低。如果一家平台企业的发展令其他企业再也无法进入这个领域，这就是垄断。但如果一家企业规模做大后，其他很多平台企业仍然可以陆续进入同样的领域发展，这家企业可能形成垄断的能力非常弱。目前中国的可竞争性还比较强，在现阶段，针对平台企业多制定一些行为规范可能更为重要。
以上这些都是汪浩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在很多领域内范围经济都很活跃，带来很多竞争。但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任意一家公司几乎都能追溯到最后两三家大公司，这样的情况很普遍。我认为这可以称之为一种“可竞争性悖论”。
刚刚沈艳老师提到创新问题，坦白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所有平台企业都是创新型的企业。这些企业都是白手起家，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做到全世界领先的地位，如果不靠创新是做不到这个程度的。
比如，在2010年时，支付宝每秒钟能处理300笔交易，今天大概每秒钟能处理50万笔的交易，这就是技术创新获得的成果。如果没有技术创新，支付宝、微信支付不可能成为我们每时每刻都能随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如此大家对大型平台企业仍有担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猎杀式并购”。很多大企业现金充裕后，四处购买那些创新公司。有的公司被买回来支持大企业自己的平台，有的公司被买回来后不再发展，因为大企业担心该公司再发展下去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对创新的未来发展可能带来何种影响，现在还说不清。
沈艳老师还问到该如何看待烧钱创新的模式。在平台创新过程中，很多企业都采用烧钱模式。比如一些网约车公司烧钱，看起来成功了，规模做得非常大。但也有一些公司烧了很多钱却没能成功，比如共享单车。烧钱到底好不好，真的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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