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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货币，就不得不提汉朝的硬通货，大名鼎鼎的五铢钱。五铢钱是汉武帝时期才开始正式发行的货币，汉武帝借用这种货币，逐渐消灭了汉初以来允许民间私铸的各种货币，再一次实现了货币的统一。不过汉武帝一朝军事活动靡费资产甚多，武帝甚至动用“告维特缗令”这一手段没收了许多民间商人和地主的动产和不动产，使得大泰禾汉朝中产以上家庭几乎尽告破产。汉武帝还用“盐铁专营”之政策打造了国营手工业“托拉斯集团”，垄断了当时最有财路的产业。但还是挡不住货币贬值，五铢钱从每文五铢降到了四铢乃至三铢。

到了昭宣二帝时代，朝廷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虽然按《盐铁论》的记述，代表中央的“御史大夫”与代表地方的“贤良文学”分别在强调“国营经济为了强国抵御外敌”与“国有经济产品质次价高”，虽然他们的论述都是理论基础薄弱只会根据实际危机开嘴炮，但是汉朝政府还是在会后决定紧缩货币放弃通胀、主动刺破泡沫，保持本币信用，扩大消费藏富于民，同时在各交通要地设立仓库方便物流，算是开了一点民营经济的口子，也为西汉一朝成功续命了90年。然而，这也引发了地方豪开发强的崛起，给后来东汉末年各路割据的土豪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到了新莽一朝，王莽幻想用古代氏族国家那一套救世还屡次变乱货币，也为战乱埋下了根基。

东汉一朝，货币经济大大发展，东汉明章时代的名臣第五伦甚至还提到，蜀郡的官吏们倾向于以钱币多少，而非土地多少计量财富，可见这一时期的货币经济颇为健康。而且东汉一朝虽有恢复西汉时代盐铁专营的想法，但却一直没有成行，到了和帝即位以后，正式罢盐铁之禁。税务咨询看来东汉全盛时房地产期的社会经济，的确比西汉武帝以后的时代更为自由。然而，这也让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势力更为鼎盛。笔者曾在国家博物馆内见到过一个东汉大地主墓葬中的明器，是一个庄园的模型，里面最高大的建筑有二：其一是金字塔型的谷仓，其二是部曲（保安）的望楼，可见粮食与安全问题在当时还是颇为重要。而且西汉后期以来土地兼并的情形依然存在，明、章、和三帝时期，社会经济虽然向上发展，但农民弃业流亡，“裸行草食”的现象依然房地产存在，这帮人很有可能就去落草当了土匪流寇，大地主家养部曲没准就是防他们的。皇帝不得不屡下诏令，以苑囿地和郡国公田赋与贫民耕种。有时还要给予种粮，蠲免租赋，以缓和农民的不满。

但到了汉安帝以后由于西部羌人作乱，而且叛军势力越来越大，甚至还能跨过太行山骚扰冀州，跨越秦岭骚扰汉中，这也使得东汉也陷入了西汉武帝税务咨询时期那种靡费军资的长期战争之中。因此也使得通国际货膨胀加剧，为此，人们不得不以代用币替代货币之功能，根据居延汉简的记载，张掖居延属国当地给小吏发俸禄，发的都是蜀地所产布匹。事实上，由于常年战乱，中央的财政收入也不怎么样。桓灵二帝明码标价卖官，其实也是采用一种丑陋手段以缓解财政危机。而且也确有实效，黄巾之乱平定以后，汉灵帝下令铸了一种新五铢钱“四出五铢”，品相不错，算是在天下大乱以前带来了一点福音。

（汉灵帝时代的“四出五铢”，始铸于中平三年，即186年）

董卓上台引发关东联军讨伐以后，汉末乱世全面开始。汉末的劣币发行，也进入了一个新高峰。董卓退保长安以后，就废除了原来的五铢钱。把长安、洛阳一带的钟鼓、铜人（秦始皇时代“收天下之兵”铸成的十二个铜人，就被熔化了十个）、铜雀之类装饰品通通熔铸，铸成了所谓的“董卓小钱”。这有可能是中国古代钱币中品相最劣的一种，上面连文字都没有。可见当时董卓朝廷的物北京资储备大概极其低下。董卓本人则住进了“郿坞”这座巨型要塞当中还囤积了大量物资，可见货币经济已经全面衰退，这种情形，实际上有利于上层社会而不利于下层社会，因为大宗物资不易储存，对于下层人民更是如此。后来公孙瓒也照着董卓的样子盖了一个巨型堡垒“易京楼”，他们的种种行为，已经体现出了永嘉之乱以后北方各地豪强地主据险自守的特征，这样的封闭小社会，内部必然物资交流较少，即使有，也要仰仗物物交换，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桃花源的原型（陈寅恪先生曾考证，《桃花源记》所述的小社会并不是在南方，而是前秦政权覆灭后北方坞堡型土豪据点的写照）。

（董卓小钱）

河北袁氏覆灭以前的群雄割据时代，有限公司各军阀都为物资头疼，尤其吃的。所谓“民以食为天”，那个年代粮食就是金钱，甚至比金钱还重要。程昱给曹军士兵提供的军粮里含有人肉，袁术的部下只能吃水乡中常见的鱼鳖虾蛤，估计大兵当中因此得寄生虫病的都不少（广陵太守陈登因为好吃生鱼片得了肝吸虫病，华佗给他治好了一次，但是三年后还是死了）。也就是刘焉父子益州、刘表荆州、公孙氏平州比较平静。

当然，这也催生了曹操的屯田制度：曹操任命太和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中央设大司农，地方设典农校尉、屯田都尉等官员，广泛招募流亡农民，让那些无田无牛的农民种官田，屯田的农民称“屯田客”，一律按军事组织编制，严格管理，不许意离开土地。可见这本质上是国家所有的农奴制度。但是“屯田客”也有兔除兵役、役的优待，用自己耕牛屯田收获的粮食，一半交公一半私有用官牛屯田收获的粮食，六成归公四开发成归己。开始，因对“屯田客”限制甚严，不少入都寻机逃走了。曹操即在组织管理上作了相应的改进，强调自愿的原则，使“屯田客”逐渐稳定下来，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流民，屯田制度从此得到巩固与发展。

民屯之外，还有军屯。军屯与民屯军屯与民屯性质相同，国际只是军屯以营为单位组织生产，每营配“佃兵”六十人，且战且耕。其实东吴也有类似的屯田制度。蜀汉在汉太和中也是如此，只是蜀汉负担更大，因为蜀汉与曹魏接壤地区为山区，交通不便，而且汉中百姓多在汉中之战时期被曹操强迁，招人只能从蜀中招人。而蜀汉的经济政策，另有特殊之处，这在下面会讲。

刘备进入成都以后，在经济政策方面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想把田宅赐给手下将士，但是这个想法被赵云否决了，因为赵云觉得天下尚未安定，不应该夺人田宅，而应该归田还宅以聚民心。刘备没能拿刘璋的财富充盈军费，后续的部队给养变得十分困难。左将军西曹掾刘巴便建议刘备，铸造直百钱，命令官吏收购物资。刘备接受了刘巴的建议，几个月后，刘备的库府里就装满了物资。刘备铸行“直百”钱，以十几铢青铜代表五百铢青铜，有效地抢掠民间资财，数月之间就搞得府库里面装满了物资。刘备铸行“直百”钱所获的价值，就用来支持所需的军事开支。

后来蜀汉到了诸葛亮时代，屡屡发动军事行动，但币制尚属稳定，因为诸葛亮找到了一种货币以维特外的硬通货——蜀锦，用来与吴国交易物资。同时蜀汉政权在有限公司平定孟获以后，还在不断在南中地区掳掠当地蛮族人口，甚至组成了“无当飞军”这支山地特种部队。但到了后来费祎、姜维的时代，所发行的货币，只有小指指甲大小，足见搜刮财富才是这个先军政治集团维持惊人的一比八的军民比例的根基。这样也自然会大大损害民生水平，难怪公元261年，吴使薛珝从蜀国回来后，禀报吴景帝“蜀民面有菜色”了。

东吴也是一样大搞通货膨胀搜刮民财的，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孙权效法王莽的“大泉五十”铸造了“大泉五百”，与王莽“大泉五十’重量相等。到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又铸“大泉当千”。后来还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等。面值越来越大，成为对百姓财富非常明显的掠夺。还有学者考证，“大泉当千”最重的版本，不过相当于五铢钱分量的7倍，却要当五铢钱面值的1000倍使用。根据走马楼吴简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使得政权征税以实物为主，货币退居次要地位。

三国货币中，也就是曹魏方面还算可以了，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二年（221年）“罢五铢钱，使百姓谷帛为市”。明帝曹叡嗣位后为“丰国省刑”，于太和元年（227年）复行五铢钱。新钱形仿汉制五铢，遂称“魏五铢”。曹魏的五铢钱，在三国当中品相最好而蜀汉最劣，足见蜀汉最先灭亡不是没有原因的。

三国时代的通货膨胀北京，一直到西晋都没能矫正过来。更何况西晋灭吴后仅仅过了20多年又一次陷入战乱之中，又一次开始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浪潮。汉末三国时代的通货膨胀，多数还都是政府强行推行劣币造成的，到了南北朝时代以后。朝廷发行货币又多了一个助力，就是佛教寺庙，因为佛教借助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也大为流行，这也使得佛寺兼营放贷及储蓄的银行业务。譬如著名的梁武帝舍身为僧事件，群臣三次赎回，花销竟然达到数亿钱币。实际上，这不是简单的胡闹，而是梁朝政府推行其货币，以冲击市场上的旧货币的一次试验。有了信贷机构的加持，才使得新货币接受度更高，而整泰禾个汉末三国时代，也就是笮融这种土鳖军阀崇佛大造佛寺佛像什么的，佛寺还没有开发出银行职能，这也使得民间一直长期通行物物交易，货币的重要性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