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默特代理记账一个月多少钱(代理记账公司一年的费用)

杭盖，土默特左旗最南边的一个普通村落，它属于铁帽公社管辖。当地乡亲把“杭”字发音成“韩”，它是蒙语译音，意思是洼地。从1968年9月中旬到1971年年底，我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就成了我生命中最为刻骨铭心的岁月，每每想起近半个世纪前记账的往事来，土默心情总是难免激动。

我是北京华嘉中学的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和我一同到杭盖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一共11个人 （5个女生和6个男生，分别来自京城的两个中学），在我们华嘉中学同学组成的知青小组中我的年龄最大，或许是为人正派，做事公平公正，也从不藏着掖着，大家比较“宾服”（服）我，而我也尽量作出一个老大哥的样子，所以我们知青小组团结搞得比较好。如果说我们知青小组是一个和谐的集体真是恰如其分。我曾向别的村的知青显摆说，在杭盖三年我很少自己洗衣服，都是女生帮助洗的，而且不光是我，其他男生差不多也是这样。虽小有夸大，但确是实情。几十年过去，常常怀念杭盖那个小小的知青群体。如今，当年的伙伴们风云流散各奔东西，有的竟驾鹤西去，想起又令人伤感。

知青小组的团结互助搞得比较好，应该首先归功于第二故乡——杭盖，在我们去的第一年，队里就分给了粮食。这可能是全旗独一份，当时国家的知青政策是第一年吃商品粮的。这样我们等于吃代理了双份口粮，所以当有的村知青闹粮荒，我们杭盖的知青吃饭无多少忧，正可谓仓廪实知礼仪。事后想来，真觉得有点对不住当时并不富裕的乡亲们。

我们村的格局是东西长南北窄，村子的南面是大片的荒地，荒地上只生长着一种牲畜都不吃的植物，我管它叫臭草。村里在这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脱坯、烧砖。荒地上还有一座高大的瞭望塔，没问过什么时候建的，好像被废弃了，我在村里三年多，从未见有人来光顾它。村子北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地，面积不小，空闲了常常到那里走走转转，那是一个好去处。村西是一条干涸了的河床，很宽。在河床的乱石荒草中有一口井，水质甘甜。村子里的井水水质都不如它，但由于离村子太远，平时人们很少到这里来取水，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不嫌远地跑到这里来担两担好水。村子里的土地集中在村东面，再向东就是塔布赛公社的土地了。

杭盖是个美丽的村庄，但我在那里时，村子里的人们并不富裕，是个穷村。村子里共有大大小小的八个生产小少钱队。我们来村的11个知青被安排在七队、成份为地主的云双罗家的北房。云双罗是蒙古族人。这是三间量的北房，5个女生住在靠西的那间，另外两间男生住。9个人分配到了七队，只有我和同班同学王和平被分配到了八队。

村里的八个生产小队从东向西依次排开，八队在村子的最西头，一个月社员也基本住在这边。队里的大户是杨、李两姓，其次是章姓和田姓，云姓的蒙族人家只有两三户，云双罗是其中之一。小队的领导班子由政治队长、生产队长、会计、保管和记工员组成。土默政治队长姓李，生产队长姓田。此人是个老庄稼把式，队里在农活方面他是当家作主的。保管员好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记忆里他不沾荤腥甚至连葱都不一吃），为人老实憨厚，慢慢成了与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关于政治队长我们知青还闹出点小笑话)。知青刚去时，由于分在七队和八队，知青也就称两个队长为七队长和八队长。巧了，八队李队长脸上有几个不大不小的麻子，咱土旗人管麻子不叫麻子，而是叫“巴子”。巴、八同音，所以知青一叫“八队长”就有老乡发笑，后来明白了才改称“李队长”。

1968年年底，大队会计李承祥（他是我们记账八队的人）一个月把我叫到大队部。一进屋，看到大队领导班子的人全都在，人人脸上都是一本正经端庄严肃。那时我刚刚到村里三个月，和村里的这些“大人物”还不是很熟悉，看到这阵式心里不免生出个问号来。闲谈了几句，村支书老丁突然说：“马子，大队想让你把八队的会计干起来，怎么样？”

让我当会计？！这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我连忙推脱说干不了。李承祥说，咋了干不了？你是个文化人嘛。我说，可我没有学过。大队长这时一费用指李会计说，让他教你。有文化的人一教就会，用不了三天就会啦。我还说干不了，这是心里话，我对多少农村根本就不了解，真不知道这个会计怎么干。丁书记掏出毛主席语录念了一段关于革命青年的话，然后问我，你来农村做甚来了？我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呵呵一笑说，这就对了嘛，现在贫下中农让你当会计，你听不听贫下中农的话？我一听，上纲上线了！只好答应下来，心想干不好，大不了贫下中农再让我下来。就这样我被鸭子赶上架当起了会计，一直干到我被选调进厂，整整三年。

从开始接手的那天起，我才知道小队的账目有多么混乱。我的前任是个叫呼悠子的中年人。据说他出生的时候正好地震，天地之间呼悠的那一下子他就落生了。他大灵光一现，就有了呼悠子这个名字。这个人脑子聪明，好使，会民间几乎已经失传的“一掌金”算法，算账的时候两手掐指尖扣)关节，冷眼一看像算命的。管他要账簿，他说没有，所有的账都在脑子里，只拿代理出一个存折，上面只有5元钱。这个呼悠子有吸大烟的毛病，老乡们说这小子把队里不多的几个大子全糟光了。幸亏保管员保留了一份简单的分配表，算是有了很粗疏的原始数据。

大队会计李承祥大哥手把手地教我，帮助我建账。他从大队的留档中帮我把全队200多口人造册。我没有动用那可怜的5元钱，自掏腰包购买了笔墨，自刻蜡版，用大队的油印机做了些记账表格，还刻了我的第一枚私人印章。忙活了几天，似乎有了些眉目，就算是走马上任了。

农村的会计账目说来也简单，沿用的是老式复式记账法：实物一本账；现金一本账。两本账单独存在，但相互有牵连有印证，相互之间不能有差错。这就要当会计的必须踏实认真地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不能有丝毫马虎。

当会计是老乡们对我的信任，我也暗自下了决心，绝不辜负贫下中农的期望，把会计工作做好。我还给自己立下了规矩，正常出工干农活（队长和会计是固定工分，不记考勤），多多联系群众接触实际，做一个合格的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青年。

当了三年会计，地里的活一点也没有少干。春种、夏锄、秋收、冬藏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农活。耕地、耙地、摇耧、磨地、打药、积肥、撒粪、赶大车我都干过。当了会计我也经常带队出工，领着妇女、儿童整地、叠圪棱……在与乡亲们日夜相处的三年时间里，我也学到许多农业知识，让我增长了才干。

我插队落户在杭盖时候，它不是富裕的村子，而我的八队更是一个穷小队，我在村里待了三一年年多，当了三年小队会计，三年基本没有分过红！家家户户都是负值，都欠着队里的钱。在我接呼悠子账时，看到保管保留下来的账目时，曾大吃一惊，有的家庭所欠队里的款项在当时看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几辈子都还不上。有句老话叫“寅吃卯粮”，我的八队可以说是“子（时）吃卯粮”。可是人年的们的心态倒年的也平和，反正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爱咋咋地！为什么会这样，那时我找不到原因。当了会计后曾经努力改变过，但有心无力，改变不了。

当了会计又随着在村里的时间长了，我常常到老乡家里坐坐聊聊天。好朋友保管家是我常去的地方特。有一次母亲给我寄来了点糕点（父母养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我排行老四。九个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上山下乡到了农村，父母每月给我寄10元钱，有时也寄点糕点，这些我都是和村里的老乡分享），晚饭后，我拿了几块去保管家串门。问他吃了没有，他说就算是吃了吧。我问，什么叫就算是吃了？他笑笑说，晚饭都叫老人和娃娃们吃了，自己不饿就算是吃了。我把妈妈寄来的糕点给了他，让他尝尝。他接过舍不得吃，拿在手里看着我说，你的妈妈真好。儿行千里母担忧。就怕你这个娃娃过得不好哇。说得我心里发酸。

那时，村里有一年这样的说法：够不够二百六。这说的是每口人的全年口粮标准。这样算下来每人每天只有不到六两的粮食吃。对于每天在田野里劳动的个月人来说哪里吃得饱。我队保管家的这种情况村里不只一户两户。还有，队里分不了红，老乡们花点零钱只有靠养猪、羊、鸡换取，日子过得真的很不容易。

在当会计的三年里，我以种种借口多分口粮；采取各种方式搞些副业增加队里的收入或改善社员的生活。这些做法都得到两个队长的全力支持。现在想想，我才感觉到，在当初我所提的方案无不是在两个队长的启发与暗示下完成，而最后又好像是我这个会计拍的板。在当时来说，这样做是有一定风险的。公社也的确不只一次来查我的账。另外，我还提出了按人口和出勤各占一半的分配方案，这样可以促进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也得到了多数人的欢迎，但也得罪了少数人。有的人就向公社打小报告。在一次分粮的时候，公社突然派人来查，但他们没有挑出我们的毛病。

这不算完。那年，队里种了几亩西瓜、香瓜、花兰柿。开园之前，公社的领导开着吉普车来到少钱了瓜地。四五个人又吃又拿。在他们正吃得红火热闹时我刚好也到了地头。看到他们的“揍性”不由得怒火中烧，我们辛辛苦苦一季，连个瓜子都没有见着，他们倒一点不客气!陪他们来的大队丁书记招呼我也来一块。我没有理他，只是冷言冷语地说，谁吃了谁留下吃瓜钱。几个吃得不亦乐乎的人听了我的话不由得有些诧异地看着我，一个和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问我是什么人，我说，种瓜的。丁书记见我说话不受听，忙着打圆场。在我的冲击下几一个人只好尴尬地离开，马屁精丁书记还忘不了往车上装了几个西瓜。临走前那个小伙子撇着嘴对我说：“不就是个知青嘛，你等着。”我大声回答：“我等着！看你们回去“窜稀”（肚泻）！”由此，我和公社的领导结下了梁子。

第二年初冬，队里开了豆腐房。为了避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我提出豆腐一律不卖，不见现金，而是用粮食换。公社的头头不知什么时候又闻到了豆腐味。这回他们打着检查工作的名义，说豆腐房不合手续。什么不合手续，他们丫就是想白吃豆腐！两位队长好生招待，临了包了两兜子豆腐走了。我无法改变局面，只能说上几句他们不受听的话，以解心头的闷气。

年底结账是会计最忙的时候。这时，村里各小队的会计往往三四个人结成小组互相帮忙。在这个过程中，轮到哪个队，哪个队就出点钱犒劳一下帮忙的会计，无非是吃喝一顿。当然，算账的时候是会计，吃喝的时候人就多了，大队的“圪蛋”是少不了的。我的酒量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这年年底，我和六队、七队的会计结成对子相互帮忙做账。忙完了那两个队正要做我的账时，公社领导开着吉普车又来了，还带着两个拿枪的民兵，一到就把我的账封了，说是例行的账目抽查。我心里明白这是冲我来的，不免有些心跳。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他们就是这里的土皇帝。我虽问心无愧，但也怕他们鸡蛋里挑骨头，硬找我的碴。那时，我又该怎么办，跟他们走呢还和他们来硬的？

心里正瞎琢磨着，一看他们让和我结对的两个会计帮他们的忙，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甚个月至想笑出来。这简直就是棒槌的做法。六队会计不是很熟，可七队会计不仅是我的老师还是忘年交。解放初，他曾在北京汇文中学读过书，也是个老北京了，和我特说得来。他又是多年的会计，我的许多会计知识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让他查我的账，不要说账没有问题，即便真有问题他也会帮我摆平。

鸡蛋里面没有骨头。磨磨唧唧的查账一直到前半夜。吃喝一顿是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一顿饭吃得我心疼。吃喝中间，公社领导还“谆谆教导”我凡事不要较真，假惺惺地解释这次查账并不是针对我，是例行公事，还说我的账很干净要坚持下去，听着他的官话套话假话，真想把酒杯砸在他脸上……

1971年年底，我离开了杭盖，告别了我的八队。离开前，队里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经全体与会人员的同意，当众烧了我三年来的所有账簿(。他们感谢我为社员做的一切，还说为了我费用的今后，这些账本没有用处了。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公司。我感谢杭盖的乡亲们，三年里他们教给了我受用终身的公司知识。

我忘不了杭盖，忘不了乡亲们。

马奇水，男。北京华嘉中学1966年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到土默特左旗铁帽公社杭盖大队插队落户。1971年12月选调呼和浩特市三里营铸造厂。1991年调北京焦化厂。现退休。

土默特左旗父老乡亲想念为土左旗特繁荣做出贡献的北京知青，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土默特左旗永远是您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