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戴海斌
《张舜徽集·清人文集别录》
章学诚（1738-1801）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
余嘉锡（1884-1955）
张舜徽《广校雠略》
阮元（1764-1849）
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
朱子曰：教学者如复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一人如是，一国亦然，一世亦然。大抵风气不能无偏重，偏之所在，弊矣随之。被观之世、或观者所处之世，既均有风气，则风气中人不能不有所惕厉憬悟，诚因“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且亦趋风气者未有不相率而入于伪也”（《文史通义》外篇一、三，《淮南子洪保辨》《上辛楣宫詹书》《答沈枫墀论学》）。风气一旦而成“时趋”，则必有“可畏”处，或借用章太炎更加决绝的刻深之言，“学术本以救偏，迹之所寄，偏亦由生”（《与国粹学报》），这也便是前引顾、张二氏在各自时代观察到的“三反”情状之根由。
章学诚言“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汝楠论学书》）张舜徽生平自励及所以教人者，乃“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旧学辑存叙目》）黄梨洲（1610-1695）所病“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之弊，可谓实斋纠之于前，沅江救之在后。窃以为张舜徽在《壮议轩日记》中发挥的最大精义，以及这部日记给予今世读者最大教益，尚非何种远不可及的“高明光大”之道，只在平实的“补偏救弊”四字。张先生盛推“乾嘉三通儒”之言为“消积良药”，表扬其“补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日记中又说，“余旧有志广采昔人识大之言，足以箴砭俗士之膏肓者，为之引申而赞论之，成《学蔀新辨》，以风厉士夫，苟可成书，亦盛业也”（钞撮语录散见于当年日记，后陆续纂辑而成《经传诸子语选》《清儒论学语录》《佚文辑录》等，均收入《霜红轩杂著》，或即《学蔀新辨》之流衍）。本文之作，即采择《壮议轩日记》中若干“识大之言”，复稍引申而赞论之，不贤识小，姑以自励。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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