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让所得入营业外收入(企业的技术转让收入应作为营业外收入处理)

于是，近几年中国生物医药企业之间普遍展开“互挖墙脚大战”——各企业为了短期内充实自己的研发团队，不惜代价去挖其他企业的技术人才。愈演愈烈的“互挖墙脚大战”，使得行业猎头赚得盆满钵满，但是也滋生了业内的浮躁风气。某些动机不纯的人，与猎头私下联手，借着行业崛起际遇开展“自我炒作”。

由该表格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投资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十几年间飞越了两个数量级；而相关专业的博士毕业数量只有缓慢的增长，用十几年的光景尚未翻倍。产业腾飞带来了丰富的就业机会，近年的毕业生应该算是赶上了最好的时代，但为什么还会出现找工作困难的情况呢？

类似经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在此，我很想给国内高校即将或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们一句诚恳的忠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也别拿自己太当回事。

别拿自己不当回事，指的是要对自己的人生高度负责，早早制订切实可行的职业发展规划，而不是毕业时仓促间找个饭碗。前两份工作非常重要，是积累宝贵业界经验、培养实践能力的好机会，一定要认真把握。如果只图钱多事少离家近，过不了两年整个人就废了——饿狼环伺，岂有剩骨？业内真正意义上的好机会终究有限，只可能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而不会无缘无故落到你的头上。

别拿自己太当回事，指的是对自身能力要有客观的认知。哪怕是“双一流”级别的高校，也无法保证毕业生直接掌握生物医药企业所需的实践能力，从高校毕业其实是另一场学习的开始。然而，有些毕业生竟然天真地以为，自己现在这点本事足够过舒服日子了，以后不再需要操心了。但站在用人单位的视角，这种真的不具备什么劳动能力，追求效益的企业没功夫哄你开心。哪怕你拥有硕士、博士学位，但是如果你缺乏必要的自我认知、不致力于自我完善，在人生其他的维度上，也很难有所建树。

时至今日，“新生代”的表现仍低于生物医药产业界的期待，对于这个问题，高校管理者应当承担比毕业生大得多的责任。作为实业企业的管理者，我对于“大学是象牙塔”这种说法深恶痛绝。公立高校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那么国家作为投资方，理所应当要求高校培养出国家亟需的各类人才。许多高校享用着民脂民膏，培养出的却是不具备劳动能力的“废物点心”，这是极为可耻的事情。

我认为，国家层面应当明确提出“教育为社会化大生产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服务”的口号，积极鼓励学以致用的教学和科研导向。基础研究学科可以另当别论，但所有的应用学科都应该以产业界为导向，研究产业界需要的技术，培养产业界需要的人才。这方面倒真有榜样，中国药科大学开展的科研改革堪称表率。

与国内许多高校类似，中国药科大学也曾面临体制僵化、科研成果转化不畅的问题。但是中国药科大学能够对症下药，近5年来的科研改革尺度很大、影响极深，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将应用研究的水平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

校一级领导的思路很清晰：本校以应用研究起家，向业界输出技术和人才、增强对业界的影响力，是本校发展的应有之义。那么，科研成果的价值，就应当以产业界的认可来评判，老学究们的相互吹捧毫无意义。于是，中国药科大学以产业界的认可为导向来分配科研资源，制订了这样的政策：

1.研究生名额的分配，不以职称为基准，而以实际到账的科研经费为基准。如果教职人员的研究真有价值，应该有生物医药企业愿意提供经费支持才对。每50万元换一个博士生名额，每20万元换一个硕士生名额——谁有真本事、谁能创造价值，谁就能分配到更多的研究生，加快研究进度。

2.将企业提供的横向科研经费，纳入科研考评之中。还是那句话，应用研究有没有价值，要看产业界的认可程度。每获得100万元由企业提供的科研经费，在科研考评中视同获得一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副教授要想晋升教授，必须有专利授权或转让获得100万元以上的收入。换言之，没钱就是没真本事，少提各种要求。

从目前来看，高端人才供给不足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与美国相比的短板。得益于业界长期积淀的人才“生力军”和诸多高校的良好生态，美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高端人才供给显得充裕得多。

既然生物医药产业已经凸显为中美竞争之中的一个关键领域，那就应当从战略视角来规划高端人才的供给，保证产业发展的后劲。一方面，中国生物医药企业无论大小，都应当普遍建立从内部培养人才的机制，挖人顶多能解决对人才的短期需求，而不可能满足长期需求。另一方面，中国高校迫切需要“商鞅变法”式的深刻改革，使得高校对应用研究的重视提升到全新高度，与产业界形成有效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