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工商公司名称查重(公司名字注册查重)

近日有媒体报道，天津大学软件学院软件工程专业2018届硕士毕业生刘宇宸的硕士学位论文《基于J2EE的环保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与同年毕业的厦门大学信息学院软件工程专业学生林鲤的硕士学位论文《基于J2EE的环保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出现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的结构及内容雷同或高度相似，多个段落一字不差。

对此，昨日（7月10日）晚间，天津大学、厦门大学就此事，分别发布调查处理通报。

两硕士论文雷同存在代写买卖

分别被撤销学位

天津大学研究生院通报，经学校调查认定，天津大学工程硕士刘宇宸的硕士学位论文存在由他人代写的事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0号《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六款规定的学术不端行为。经2020年7月10日天津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表决通过后，决定撤销刘宇宸所获硕士学位（学位证书编号：1005632018110690），并收回相应学位证书。

厦门大学研究生院通报，经厦门大学学风委员会调查核实，认定2014级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林鲤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撰写中存在买卖论文的学术作假，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厦门大学第十届学位评定委员会2020年7月10日审议表决，决定撤销林鲤的厦门大学硕士学位，撤回其硕士学位论文，注销其硕士学位证书（编号1038432018002369）。

此前有网友分析称，

所有毕业论文都需要进行查重环节，既然这两人的论文能够通过查重，并且公司顺利毕业拿到学位，说明它们不是抄袭已发表过的论文，很可能是同为购买自同一个的枪手的结果。

如果他们都是购买同一个枪手的论文，因为论文入库存在时间差，并且他们都是同一年份的论文，对方的论文均还没有入库，因此一起通过查重并不难。

论文代写太猖狂！

中科院院士：须严打地下产业链

今年5月，江苏泰州姜堰警方捣毁了一个以“代写代发论文”为诈骗由头的犯罪团伙，仅初高中文化的嫌疑人们2年内疯狂作案1000余起，涉案金额超600万。

即使代写文章质量差，压根不能发表，但“受害者”大多不愿报警。骗子被抓获时，墙上还挂着“诚信赢天下”与“天道酬勤”的牌子。

图片来源：微信公号“江苏警方”

据中国科公司学报此前报道，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在接受专访时，讲述了他对于打击论文交易产业链、营造学术诚信氛围的多项建议。

论文代写很猖狂，群发邮件求“润色”

为便于学术交流，科研工作者的邮箱通常很容易在网络上检索到。也因获取的开放性，丁奎岭也曾收到过邀请他“代写、润色论文”的“广告邮件”。

“如果很多人都能收到这种邮件，那你想这得是多大的事?”丁奎岭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有需求的“客户”，负责代写的“写手”，牵线双方的“中介”，论文代写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产业链。硕博论文、大牌期刊稿件，甚至基金本子，只有想不到、没有“代写”不了的。

为躲避监查，“生意”通常很隐蔽：明码标价地推销，却隐蔽在淘宝、微信、微博等常用社交软件里，隐蔽在润色、修改、翻译的代称里。

“发论文”居然成了诚信试金石。伴着世界第一的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中国论文撤稿总量也居于世界首位。

据艾普蕾全球撤稿数据库数据，2007年至2017年间，中国撤稿总量为2319篇。

大约每1000篇中国论文，就有超过1篇被撤稿。抄袭、伪造、盗用、重复发表、数据缺失……都是撤稿的原因。

“如果论文沾上了交易，那学术不就变味了注册吗？”丁奎岭感到愤慨。

扭正风气，要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假论文”

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曾发文表示要严惩代写论文、基金申请书等新形式学术不端；2018年教育部也进行了相关部署，严厉打击学位论文买卖、代写行为，对参与购买、代写学位论文的学生要给予开除学籍，已获学位证书、毕名字业证书的要依法予以撤销和注销。

不过，丁奎岭调研发现，虽然国家部委及学术机构对购买论文服务的科研人员已有严格的处罚措施，但现有政策对于以代写论文为生的“写手”和“中介”仍然缺少有效的法律监管。

丁奎岭建议，立法部门应尽快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论文代写行为的惩罚尺度，落实监管和执法主体。

“要像打击酒驾一样打击‘假论文’，违者必究，把风气彻底扭正。并且，还要为打击‘假论文’找到一个明确的执法主体，像药监局打击假药、消保委打击假商品一样明确。”丁奎岭如此形容。

最近，“中国65篇数学论文涉嫌批量造假”一事再次引发学术界对论文造假的关注。

　　论文作者中有3名高校学院院长级人物，涉及院校更是不乏吉林大学、湖南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985”“211”院校。

　　针对此事，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抄袭和造假现象“触目惊心，十分恶劣，必须予以杜绝”。

　　他同时指出，这也说明我们大环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科研考核方面，比较注重短期的效应和表面上、形式上的东西，而忽略了科研最根本的内涵。

　　杨乐还指出了数学领域存在的一种现象，即有些科研人员按照别人的框架来做，做完后便宣称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成果。“实际上，这种做法有点相当于小学生描红。”

　　在杨乐看来，真正的创新是要让国际同领域高水平学者惊呼“没想到”。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此次披露的数学论文涉嫌批量造假现象？

　　杨乐：

　　对于整个中国数学界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教育和科研事业十分重视，投入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数学研究队伍比过去大得多了，数学研究总体上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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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科协等机构在学风建设上非常注重，做了不少的工作。

　　但是，仍然存在抄袭、造假等学术不端的问题，国外也有类似现象。前不久，一下子被揭露出来的65篇论文涉嫌造假，这种现象触目惊心，十分恶劣，必须予以杜绝。

　　《中国科学报》：很多人觉得数学工商圈纯净。现在发生这种现象，您认为是哪些方面出了问题？

　　杨乐：

　　确实，数学看起来跟很多其他专业不同。通俗来讲，它是“硬碰硬的”，就是说经过了长期努力，你做得出来就做出来了，做不出来就是没有做出来，好像事情本来比较简单，造假本不应发生。

　　这说明，现在有些大学，对年轻老师、科研人员和学生在教育和引导方面还是做得不够；同时，也说明我们大环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科研考核方面，比较注重短期的效应和表面上、形式上的东西，而忽略了科研最根本的内涵。

　　事实上，科研考核非常重要，但考核不在于填表时的数字，而是要有实质性的内容。比如，一个大学数学系年终考核时，可以选择一些在数学理论问题上很有创新，或者很好地解决了其他专业的问题和任务的成果来汇报，希望大家尤其是年轻学者尽量向其学习。

　　用钱奖励发表论文是不好的做法，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

　　数学论文同行评审难度大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当前数学领域的同行评审？

　　杨乐：

　　事实上，数学同行评审并不太容易。举例说，陈景润在哥德巴工商赫猜想上十分重要的“1 2”的成果，也就是证明了“对充分大的偶数可以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当时是由北大教授闵嗣鹤（辈分相当于华罗庚先生）和中科院数学所王元研究员分别审稿，这两位都是当时数论领域著名的专家。

　　闵嗣鹤先生曾经说过，他审查完这篇文章大概花了3个月左右，而且审完了，血压就升高了。

　　这充分说明了审查数学论文要非常严谨，横跨时间长，难度很大。数学论文短则十几页，长则上百页，对于水准很高、很困难的数学论文，审稿人只有真正懂得很透彻，了解其中精神实质，才能判定它的对错。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花很多时间。

　　再举例说，比如费马大定理，虽然它的表述比较精炼，但其思想和推演有着很多创新的亮点。当时在国际上找了6位该领域的专家，将其推演的过程分为6个部分，最后才得到验证。

　　但现在，我们常常处在很躁动的状态，大家都希望能够短平快，能够尽快出成果。审稿人也希望自己做更多的成果，很难舍得花费大量时间评判别人的文章，找审稿人有时也很困难。

　　当然，在同行评议上造假，是非常恶劣的。

　　《中国科学报》：国外在审稿方面是什么情况？

　　杨乐：

　　相对来说，国外比较好一点。其一，国际上真正比较好的数学期刊，它是名称在全世界范围内挑选评审专家，而国内查重期刊的审稿人常常局限在国内或华人圈子里。

　　其二，长期以来，国外形成了比较务实的学术传统，审稿人会审阅论文采用的主要方法和步骤，并写出具体的审稿意见。

　　真正的创新：让世界尖端专家惊呼“没想到”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数学论文很难发、周期长，以及数学领域对于SCI论文、影响因子的追求？

　　杨乐：

　　我们不能用计量的办法来代替科研的本质，论文数量并不说明本质问题。科研最根本的、它的灵魂，在于科研工作的质量、有没有创新点、创新点是不是具有普遍的价值、能否在其他方面找到比较好的应用。

　　有些发表的论文有点像无病呻吟，不要厦门市说永久的流传，在当时可能就不被注意。

　　在中科院数学院，我们从20多年前成立时，就对研究生提出，要注重研究课题的重要学术意义，对研究生发表论文并没有提出要求。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真正的创新是什么？

　　杨乐：

　　真正的创新，就是做原来前人没有想到的一些研究内容。做这样的研究，就要有自己的思路、途径和方法。这样你做出自己的研究工作，拿到国际会议上演讲分享后，连国际上这一领域几位水平很高的专家都表示惊讶，说自己研究了多年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成果，这种创新是最重要的。

　　《中国科学报》：这名称种创新是如何实现的？

　　杨乐：

　　学生在研究生阶段要打好基础，要在导师引导下，进入专门的课题，认真地掌握它的思想、实质和当前动态，再经过努力探索，做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使其成为博士论文的重要部分。

　　所以，拿到博士学位，只是开始入门做科研工作。我们希望每一位博士毕业后再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比如三五年左右，能够做出更加具有创新亮点的研究成果。

　　在这3~5年里，他要继续对本领域以及相关领域的思想、方法和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并反复揣摩。这样他的科研能力就更加增强，科研水平也提高了一个新高度。

　　一位博士至少经过这样2~3次的提升，对这个领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和体会，同时对新的动态也更加厦门市了解。这样，他就应该能成为国际上该领域里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我们希望国内每个领域都有这么一批学者，那么中国的科研水平就比现在有了更好的提升。

　　但现实是，往往一名博士生申请博士后时，简历里要列出十几篇甚至几十篇论文。但是，这些文章的创新性并不强，并没有能引起同行学者的注意，这些论文数量并不说明本质问题。

　　初期可以“模仿”，但要有“自知之明”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当前数学领域还存在哪些问题？

　　杨乐：

　　目前，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有些研究人员也很认真地读了国际上著名数学家的研究工作，但他只是表面上和形式上的了解，并没有十分领会其中本质的含义和意图。在这个基础上模仿，他把条件放宽一点、过程更细化一些，但是还按照人家原来的框架来做，做完后便宣称自己有了一个很大的成果。实际上，这种做法有点相当于小学生描红。

　　在一些高水平的学者看来，比如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先生把这种行为也称为“抄袭”。因为这样做研究工作，其思路、步骤及方法、途径、框架都是人家现成的，而且这些模仿者并未作出清晰的说明。

　　我觉得，刚开始做科研工作时，可以做一点这样的工作。但是要有自知之明，一般不用发表，相当于通过练习，把某位数学家的工作了解清楚一点。

　　如果以后有可以用这种办法做的事情、或者查重创新性地做一些改变时，可以为自己所用。但是在提到人家的思想、方法和工具时，应该指出该数学家在哪一年、哪一篇文献中已经使用过了。

　　《中国科学报》：要如何改变现名字状？您有哪些建议？

　　杨乐：

　　首先，要引导年轻人有诚信，这是非常根本的。如果缺乏诚信，不仅仅是做科研，在其他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本来，为了取得某些奖励而努力做科研，就不是一个可取的、正常的目标。这次披露的现象就是论文抄袭拼凑，目的也很清楚，完全是为了发论文、争取个人名利、评比较高的职称，这样的目的可以说是非常糟糕的。

　　做科研，还是应该为了中国科技事业更加发展，或者从更大的方面，为了人类文明和进步能有较大的贡献，或者解决其他专业和实际工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要从这些出发，自己要很热忱地投身到研究工作中。

　　另外，大的环境也要改变，不要急功近利。有人认为数学没有直接的作用，而且比较辛苦，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如果有些学生对基础数学很感兴趣，我们要鼓励他们领会和理解数学的真与美，在基础数学的阵地留下来，从事创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