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炒股、买基金，只要不是内幕交易、只要不是上班天天盯大盘影响工作，并不是违纪，何谈犯罪。一旦涉及非上市公司股份，就已经涉及一个更宏大的问题：公职人员，尤其是国家机关人员，能不能一边当领导做裁判员，一般当商人下场做运动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故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政企职责分开、官商分离的原则”，指出“决不允许运用手中的权力，违反党和国家的规定去经营商业，兴办企业，谋取私利，与民相争”。

作为监察对象的公职人员，并非全部禁止经商办企业。但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由国家机关任命的人员，基本上都是不能自己经商办企业的。一旦被发现经商办企业，或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就构成了违纪处理，需要追缴没收违纪所得。

如果仅能是通能过自有资金投资获取股份，再通过股份分红，即便领导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企业的经营提供过帮助，也还是停留在违规经商办企业或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这个层面的违纪。真正涉及犯罪的，现实生活中有以下几类：

由请托人出资获取的股份（或合作经营份额），受贿数额是出资额

老板邀请领导一起经商办企业，领导表示办企业可以，但是没有“原始资金”，老板帮助领导出资10万元，即便后来一起经商办企业领导从这个原始股份中获取了巨大利益，分红累计10000万元，那么领导受贿的数额也是按照10万元计办理算，多出的分红是受贿的孳息。在这类案件中，一个重大难点，就是正确区分哪些是受贿数额，哪些怎么办是受贿孳息公职人员。当然，受贿孳息也是要被追缴的，但是可以不计入受贿数额，不体现在定罪量刑。

2007年《关于办理受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工商贿论处。工商”言外之意，要是国家工作人员有实际出资，按照实际出资比例获利就是正常投资获利而非受贿。

请托人给了干股，干股登记转让之日的股价是受贿数额；没有转让登记的话，分红多少受贿多少

并不是每个企业个体都是能盈利、能帮助领导实现财富自由的。实践中，也不乏一些所谓的企业一直亏损，老板给领导股份当时，这个企业可能已经资不抵债濒临破产办理。所以，股价评估是这类案件的重中之重。根据07年《意见》，“进行了股权转执照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怎么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可见，区个体分受贿数额和受贿孳息的分水岭就是转让登记时的股价：转让登记时的股价是受贿数额；超过这个的部分就是受贿孳息。

超过实际股金获取股份或者怎么办分红的部分是受贿

领导有实际出资，谁投资、谁受益，只要他没有超过应得份额获利，就不能说是受贿，这也是2007年《意见》予以明确，也是最高吗法《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予以明确的。

第585号《蒋勇、唐薇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的共同受贿行为》：蒋勇是国家工作人员，唐薇是他的情人，老板柏某之前受到蒋勇的关照。2006年唐薇与开发商柏某约定共同开发房地产项目，唐薇实际出资100万元，柏某出资1900万元，期间蒋勇利用职权帮助协调项目规划，最终唐薇获得项目利润的49%，柏某获得利润的51%。

一审法院将唐薇的49%利润全部认定为了受贿，二审以唐薇有5%的实际出资，将唐薇获得的49%的利润减去实际出资部分得出的44%才是受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了二审的做法，明确提出“我们认为，虽然唐薇享有了49%的利润分配比例，但是考虑到唐薇在该项目中毕竟实际有5%的出资，故不能直接以该项目49%的利润作为蒋勇、唐薇的受贿数额，二人共同受贿的数额应当是唐薇在该项目中占有的高于实际出资比例的那部分利润”。可见，未高于实际出资比例的利润吗，不是受贿。

第1250号《张帆受贿案》，在这个指导案例中，最高法提出的尺度对被告人更加有利，强调执照有实际出资，“超过出资比例所获分红系其非法收受的他人财物”“明显公职人员超出出资比例的分红行为”怎么构成受贿。在之前的基础上增加了“明显”这个形容词，表明最高法在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更加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