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坊合伙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限合伙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周村区：张坊村

关心民瘼的谏官

王氏家族中官职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九世孙王桢。王桢字大木，号雨岚，晚年号何思先生。

王桢是顺治三年进士，长期担任给事中。给事中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谏官，只有谏言的责任，没有办事的实权。王桢八年担任给事中，前后 21 道奏疏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直陈时弊，补失救偏，言之凿凿。顺治十年，秋天连降大雨，黄河泛滥，沿河一带城郭庐舍淹没，灾区数万百姓逃往丰稔地区，但清朝原有处置流民之法，地方官不敢安置。王桢上疏建议允许灾民向暂住州县衙门各投供单，由地方官府安排租田或屯垦，使其自食其力，免于冻馁。皇帝立即批准了他的奏折，敕令督抚立行招徕安置，使数十万人改变了流离失所的命运。西安一带百姓缴纳粮米，原来规定一石粮食折银一两，但有一年米价暴涨，四两银子才能买到一石米。老百姓花四两银子买来一石米，交到官府只顶一两正赋。秦民困苦，几不聊生。陕西督抚与户部交涉，户部回答说这是定例不能变更。王桢上疏力争说：“这是让百姓一年纳四年之粮，他们怎么承受得了？何况秦地西连羌番，一旦激成民变，朝廷再行征剿，所费岂止数百万金钱？”皇上顿悟，立即停征秦地赋税。

王桢分析问题都是从大局上考虑利害得失：清查田产，蠲免荒粮，清弥盗源，安置流民，禁用劣官，清理铨政，清漕去弊，整顿吏治。每件奏疏都令人折服。凡对邪恶奸佞，他指名道姓，毫不退缩遮掩。顺治十一年，他上疏参劾不负责任、推诿怕事的大学士吕宫；顺治十二年，他上疏揭露江浙粮道敲诈勒索钱财，要求严查惩处；顺治十三年，他参劾恃权敛财、知过不改的大学士陈之遴。在当时，王桢是冒着很大风险揭露奸佞的。

王桢没有做过地方官，而对地方政务的利弊却洞若观火，虑事长远，避免纠一弊而添一弊。在《漕米折征疏》中的一段分析就很有代表性：臣籍长山距德州四百余里，运米一车不过五石，米价不过四两上下，而雇觅车牛人夫往来便非四五两不可。是输之官者一倍，而费之道路者且再倍矣。……可定除附近水次州县在二百里内者照旧征运外，其距水次窎远州县预先申文督粮道酌定时值，批行州县照数征银，州县差的当官役赴水次买米交纳，不得听州县官任意多派，亦不 许豪强包解私议加增以累小民。

在一定范围之内，改实物税为银税，运用市场机制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又防止州县官、粮道官舞弊，这确实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王桢不仅是一位循吏，还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者。王桢自年轻时墨守“静和”二字， 能保持胸襟坦荡、心地空灵，不为名利所羁。他的一生中，读书考功名 20 年，为官 14 年，致仕赋闲 29 年。当年是他自己主动辞官回乡的。王渔洋评价他“器量凝重，平生无疾言怒色。在言路侃侃正论，不引嫌，不避怨，不摭拾细故以饰虚誉，庶几矫矫古风节之臣矣”。这种人生态度与其理学修养是密不可分的。

南官宅与王遂善

张坊村大街路北，有一片砖瓦宅第，高门深院，占地 5 亩，世代称为南官宅，这是清末南皮知县王遂善的宅第。

王遂善（1854—1917），字念褚，号季良。光绪十六年进士。王遂善幼年时读书刻苦，矢志报国，常常追慕文天祥、史可法等民族英雄。入仕后曾任平山、临城、南皮等县知县。行保甲，办学校，兴实业，戒烟毒，推广植桑养蚕，竭力改善民生，莅任之处颇有循声。但此时正是内忧外患纷乱如麻、政治腐败的时期，一个正直官吏的抱负是难以实现的。王遂善义愤填膺又无力回天。他的朋友国晋卿记述：“晚岁鉴于清政之不纲，学术之已坏，世运之将穷，断然卸职归田。”（《古愚轩文集》）不久，清室灭亡，民国鼎立。他参与周村地方自治，创建女子小学，担任周村商会会长，为发展地方实业谋划奔走。

他是一个亦旧亦新的读书人。他以四书五经起家，晚年案头除六经之外无他籍， 并且由衷地感叹：“余涉猎半生，终属枝叶，今始恍然六经为万学之宗祖，唯世人不 认识耳。”可是，他对西方文明也曾倾慕向往，1909 年在《重修仙龙桥碑记》时写道：“悔不作欧美之游。”为官河北时10次去天津，看到外国租界内道路桥梁矢直矢平而无纤尘，偶有蛰陷也立即修复，很是羡慕，发出“是采何术哉”的感叹。他曾以研求实学自励， 鼓励他人研求所操之业。在县官任上，竟然苦志精研“西学之根”，钻研西方数学。辞官回乡后一见到朋友周嘉坦，便与之研讨微积分。作为一位科甲出身的官僚，也应该说是超迈时流了。

王遂善作为一位封建遗老，却对裹足深恶痛绝。他认为女子缠足，“其现象则形容尽成蹩足，其结果则种族恶化僬侥”（《古愚轩文集》）。辛亥革命后，便不顾家人反对、乡人讥讽，立即让女儿把脚放了。这是长山县第一个放脚的女子。

王遂善辞官回乡不久，就被推举为周村商会会长。周村街是商贾云集的“旱码头”，商会便是权力最大的组织，并且有商团武装。赋税分担、修路护城、挂灯闹玩以及应酬官府、军队、强盗、土匪，都由商会出面。王遂善为争取减轻税赋和政府收费用于地方建设而上下奔走，为维护地方利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曾经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山东省上书劝进的 61 人之一。1916 年 5 月，革命党人吴大洲、薄子明突袭周村，树起了“山东护国军政府”的大旗，通电全国讨袁。几天中，队伍急剧膨胀，编成 3 个团，有五六千人之多。这支队伍上边无拨款，供应无后方，只能就地筹粮、筹款、筹军备。加上内中不少胡匪出身者乘机抢掠，周村市面一时大乱，殃及四乡及淄川、邹平。王遂善首当其冲。他数次被逼、被抓捕、被重笞，软缠硬磨，东躲西藏与之周旋拖延。

他又天性刚毅，遇事不屈不挠。出于保护地方利益，他与京议员周嘉坦等组织地方乡绅跑省城、进京师，游说权要，开展“倒吴驱吴”活动。数经周折，最后竟然得胜。吴大洲被诱进北京，下狱判刑。护国军整编调离。事后，他将护国军在周村的经过写出一篇长文《痛定思》。

1917 年 10 月，王遂善病逝于周村，著有《古愚轩文集》《古愚轩诗集》。

王道善舍身救父

王遂善的哥哥王道善，号雪帆。他性情平和，沉默寡言，从无疾言厉色。年幼时家贫失学，到了 18 岁才从师于村中一位有学识的长者学习文化。他喜欢读《左传》《三国志》等书，很迷信谶纬理论，经常预测人生吉凶祸福。

同治六年（1867 年）十月，捻军赖文光、任柱的部队转战青州，西奔长山县境。周村一带老百姓人心惶惶，纷纷外出避难。十月初三早晨，天下着小雨。张坊村突然骚动起来，继而人声鼎沸，只听人们高声吆喝：“长毛子来了！快逃啊！……”王道善一家人也乱起来了，道善的母亲侯氏要去跳井自杀。道善赶忙拉起母亲，边哭边背起她，冒着雨急奔出村。一家老小 20 口人跟在后面落荒而逃。他们从仇家庄过孝妇河，逃到圈头庄躲了起来。果然，两天中平安无事。

十月初五这天，仍然不见捻军的动静，大家都以为捻军早已撤走了。道善和父亲王伯麟，一人执一柄红缨枪，出村南行，想回家看看。刚走不远，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东南方有七骑飞奔而来。他们头裹包头，手执长蛇矛，驰若旋风，片刻间已来到王氏父子跟前。王伯麟看看无处逃身，心一横，挺枪向前迎击，搏斗数个回合，刺中了一人。那人坠马倒地嗷嗷喊疼。那六人看看只有他们两人，便四面围了起来。父子二人寡不敌众就擒。这时候，那个躺在地上叫唤的捻军连声说：“杀了他！杀了他！疼死我了！”道善急忙上前说：“这是我爹。你们把他放了，让我留下。我家是财主，我爹会拿很多银子来赎我。”捻军就对王伯麟说：“你快回去拿银子吧，晚了你儿就没命了 !”王伯麟知道家中没钱，犹犹豫豫，不肯答应。他又催促父亲说：“你快回去拿钱吧！快走！快走！”王伯麟明白了儿子的意思，就答应下来，很不情愿地走了。

道善看到父亲走远了，昂首对那几个捻军说：“你们杀了老子吧！20 年后，我又是一条好汉！”捻军见他突然变卦，就问：“你爹不是回去拿银子来赎你么？”王道善毫无惧色，说：“家里没钱！”捻军说：“刚才你还说家里有钱么？”“哼！不那样说，你们能放走我爹么？死我一人，保住我爹，我死而无憾！”那些捻军被激怒了， 挺矛将他刺死，怒冲冲地走了。这年，王道善 24 岁，身后留下一子。（李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