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秦农银行开户行找不到(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客服)

2015年5月，陕西信合（陕西省辖内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合作（商业）金融机构的集体简称）原西安城六区联社作为发起人组建设立了秦农银行；而在2011至2016年，6家联社当中的5家不仅是西安一得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一得公司‘）集资行为的积极协助方，而且“依约”将相关活动“融入日常工作当中”；持续5年多的合作，贯穿于陕西信合与秦农银行两个时期，银行方面因此获得约755万元佣金。

开庭审理期间，吴德鸿对秦农银行这曾经的合作方不无怨言。对于一得公司崩盘的主要原因，吴德鸿当庭解释称，他做的这种黄金理财生意赚钱要靠规模，2015年规模做到了5个亿，当时运转正常，如果继续下去，假设做到10亿规模，滚动起来利润可达10%。但2015年5月6家信用社组建为秦农银行之后，开始对其收贷。后续放贷前的尽职调查持续了14个月，在此期间被迫向民间借高利贷，导致负担越来越重。“然后，就全乱了。”吴德鸿说。

公开信息显示，秦农银行股东总数8804人，其中法人股东45户，自然人股东8759户，法人股份占股份总额的81.42%。但秦农银行的大股东股权对外质押比例非常高，公开信息显示，其主要股东中有6家现已将股权对外质押，其中三家法人股东质押股份占股份总额的14.01%，3名自然人股东质押股份占股份总额的2.625%，全部质押股份占股份总额比例达16.635%。

其中一名自然人刘某的6499万股已遭司法拍卖，西安曲江金控表示愿意接手，正在走报批流程。此种局面下，主要股东构成的稳定性并不乐观。

“股权结构作为法人治理的基础，股权集中程度、大股东组成及性质对农商行的法人治理有着深远影响，如果大股东经营状况不佳就难以成为眼光长远的战略投资者，更容易产生通过授信、资产转移或‘搭便车’方式转移银行资源的动力，继而给法人治理机制的建设、完善带来障碍。”前述资深金融人士分析称。

团队初定与治理瓶颈

2019年末遭遇的那次集体处罚当中，除了关联交易之外另一个较为瞩目的受罚事项是管理团队的不稳定，该项处罚事由称，秦农银行“董事长长期缺位，未指定符合任职资格条件的相关人员代为履职”。

事实上，秦农银行不仅是“董事长长期缺位”，行长也频频“跳槽”。其组建后的首任行长彭祖佑仅干了一年多（2015年4月到2016年9月）就递交辞呈去了农行；2016年9月，原农行陕西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郝光耀成为秦农银行新任行长，2019年11月辞职转任铜川市。

2019年12月30日，秦农银行终于配齐了董事长、行长，二人分别于2020年4月、7月获得任职资格核准，至此领导班子才算落定。

虽然从股东结构到管理团队都存在不稳定问题，但肩负陕西农信社第二轮改革的秦农银行依然保持高速扩张。

快速扩张下，原农信社信用贷款比重较大、不良逾期数量多、管理模式落后等固有因素随之集中而来，虽然资产规模保持增长，但在中国银行业百强榜单上的排名，已经从最高时的81位，逐年下滑至2020年的99位。而横跨农信联社与商业银行两个时期的“一得黄金非吸案”，已成为秦农银行深陷法人治理瓶颈的集中写照。

“一得案发生、发展的背景，其实是不断改制后，市场竞争和高速发展的压力与以往农信社老毛病碰撞下，结出的畸形创新’果实‘。当时一得公司手里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席位有一定吸引力，而陕西信合有创新营销需求，加上合规意识淡漠就走了极端。”一位已经离职的陕西信合资深人士这样分析。

2020年5月8日，陕西发布《关于成立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在全国率先再启农信社改革。此时，秦农银行在省内的“超级农商行”架构雏形已是初现，未来如何成为新一轮农信社改革之引领，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