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质量要对得住巨额版税

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第十三届作家富豪榜的发布，提前点燃了一个与阅读相关的话题：郑渊洁发微博直指北大某教授进校园开讲座卖书，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增加了学生负担。这一话题也引出有关童书市场的一些数据，据南都大数据研究院统计，童书作家版税收入远高于其他作家的收入，比如这次公布的作家富豪榜，排在童书榜第一位的杨红樱，以5600万元的收入，遥遥领先于《三体》作者刘慈欣的1800万元，是后者的三倍之多。

数据还显示：在过去12年，童书版税总收入领先青春类图书88.5%，2017年，8本童书总版税为14400万元，比上一年增长了65.5%……无论是总收入还是增长速度，童书的“吸金”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这似乎验证了“女人和孩子的钱最好赚”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果真是孩子们愿意买书，作家富豪榜上榜的童书作家们的巨额版税，都是学生们心甘情愿付出的吗？这个问题，也正是郑渊洁的质疑方向。

按照郑渊洁的说法，作家进校园卖书，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比如“书店实现童书销售有效转化的3种模式”被公开推广，“锁定名家和校园”排在第一位；有老师拿打印的书单交给学生，要求家长去指定的书店买书……网友在相关新闻下的留言，更是呈现出作家进校园卖书的“千姿百态”。做法虽然花样百出，但无一不有权力的影子在驱动。

这种权力的构成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出版机构、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老师等组成的一个链条式的“通道”。对于学生而言，上述组织、单位与个人，都能借用手中权力，为“作家进校园”卖书创造通途。郑渊洁提出批评，不是全部否定作家进校园的意义，而是想要关闭这个隐藏在幕后的权力通道，让学生自主选择与哪些作家交流、自由决定是否购买作家作品。

这些年来，童书作家借助各种渠道与推广方式，赚得了大量版税，同时也承受着来自外界的一些质疑，这些质疑除了借讲座名义强硬推销图书外，还包括对作品质量、内容价值观等方面的批评。比如有的童书作家，就被指性别观落后，一青少年刊物编辑曾撰文指出，在某位童书作家的儿童观中，“儿童是工具而非目的”。这种批评声音在公开发表后，曾引起一些议论，但这并未影响童书作家的作品持续“畅销”。

郑渊洁这次公开发难，引起外界对童书推销乱象的进一步关注，有望推动相关部门对进校园卖书行为强化监管。但与此同样重要的是，童书质量也要引起业内、评论界、家长们的重视。近十年来，有关童书的粗制滥造、内容成人化的批评经常见诸舆论，但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然没能得到有效改善。童书乱象的难以遏制，是否与这块市场不够透明有关？与五花八门的推销有关？这需要人们严肃地审视，找出问题所在。

优秀的童话，故事性与文学性皆强，大人与小孩均可阅读，但中国畅销的童话书，有些只能借助一个接近于封闭的环境传播，并没法进入更多读者群的视野。无法接受大众读者的严苛要求，也使得童书作家丢失了使命感与责任心，“萝卜快了不洗泥”，流水线生产模式，作品数量可观，但质量堪忧。进校园违规卖书，这个还比较容易操作些，但想要童书质量普遍达优，甚至出现真正配得上、对得住巨额版税的经典之作，这才是最难的。 □韩浩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