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政府办公厅郑洵(四川省政府办公厅研究一处郑园宗)

敢叫大地换新颜

文/余存琮

隆昌沱江提水灌溉工程，是在大江大河中修建拦河大坝的水轮泵站。工程地跨内江县（今东兴区）隆昌县。自1972年8月动工，至2002年全部竣工，历时30载。

这是一场有全县广大农民参加、主体工程历经八年抗战的水利大战。工程建设基本靠人海战术，肩挑背磨，艰苦卓绝令人难以想象。

隆昌沱灌的兴建，是隆昌市水利工程建设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也是隆昌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战天斗地雄心壮志的具体展现；更承载着78万隆昌人民勤劳智慧，“敢叫大地换新颜”的豪迈气魄！

隆昌沱江提灌工程，也是四川省水利提灌史上的第一次。

　　　　　　　　　　　　　　　——题记

左四为余存琮

我的水利情缘

自幼听祖辈言说，丙子年(1936年)隆昌发生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田土寸草难生，饥民以白泥为食，饿死者不计其数。

青少年时，亲身经历了县人民政府动员县城机关、学校、厂矿、居民到农村支援抗旱，我也随学校老师、同学一起到农村抗旱，深知隆昌因缺水吃尽苦头。我从1955年参加工作开始，到1996年退休，41年来一直从事隆昌县的水利工作。工作经历使我充分认识到，隆昌境内无大江大河，水资源匮乏，是阻碍隆昌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我忠诚于隆昌的水利事业，决心要为彻底解决隆昌干旱缺水问题不懈奋斗，竭尽全力。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我曾多次率领本县水利工程技术人员，配合四川省河流规划二队的水利规划勘察人员，冒着酷暑寒冬，风餐露宿，身背测量工具，足迹遍及县境内外，寻找水源，力求解决隆昌工农业生产用水及人畜饮水困难。但没有结果。

1971年9月初，四川省河流规划队两名队长向我们推荐了在内江沱江石盘滩拦河筑坝，抬高水位，将沱江水引入隆昌灌溉农田的方案。中共隆昌县委派我率队前去沱江石盘滩勘测。经过近一年艰苦的勘测工作，终将沱江石盘滩拦河筑坝提水到隆昌的设计方案向上级呈报。经四川省建设委员会和计划经济委员会审查批准，同意隆昌县在内江沱江石盘滩修建石盘滩水轮泵站。从此，隆昌拉开了沱灌工程项目的力争，以及长达30年工程建设的序幕！

从1971年开始到1987年，我参加了隆昌县沱灌一、二、三期工程建设和管理。16载自始至终战斗在沱灌工程第一线，我先后担任沱灌工程指挥部设计施工组组长、电站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沱灌工程指挥部副指挥长、常务副指挥长，并亲历亲见亲闻了许许多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我也深深感到，沱灌精神，就是隆昌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敢于战天斗地改变自己命运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子孙后代去传承，去发扬，以激励后人。为此，我将修建沱灌的艰苦历程回忆如下。

沱灌工程的诞生

隆昌地跨东经105度02分至105度26分、北纬29度11分至29度32分之间。东邻重庆市荣昌区、南接泸州市泸县，西连自贡市富顺县和自贡市大安区，北与东兴区相邻：距成都市210公里、重庆市138公里。地处沱江水系濑溪河与大清流分水岭上，地势呈锅盖形，中间高四周低，沱江从隆昌地界擦肩而过往西流，县境内只有几条小溪，水源缺少且常年断流，十年九旱，地瘠民贫，农业生产上不去，粮食总产量长期在9.5万吨上下徘徊，风调雨顺增点产，一遇干旱掉下来，古往今来，长期缺水，旱魔猖横，县人必受干旱缺水之苦。引沱江水入县，实为隆昌人民的夙愿。

1951年秋、冬季节降雨偏少，自11月上旬开始干旱，延续至1952年春3月初，全县干旱严重，麦苗尺多高就抽穗，碗豆苗仅长得三寸多高，稻田三分之二无水，3月中旬未降大雨，4月中旬气温再度升高，每天蒸发田水四五分，水田一两天之内变成倒旱田。是年，春旱时间长达60余天，县人民政府动员组织全县开展生产抗旱运动。1959年春、夏、伏旱，隆昌县的柏林寺水库刚修建完成，当年只蓄水几十万立方米，县委决定安装十几台柴油抽水机，将水库死水抽出，解决城里居民生活饮水。当年隆昌气矿用300马力柴油机从30里外的隆昌河下游傅家桥抽水到矿区维持生产、生活用水；隆昌火车站用龙骨车在隆昌河上游的罗汉寺撵凼凼水维持机车用水；隆昌双凤、迎祥两个火车站用火车到沱江拉水，供应站上职工及场镇居民生活饮用水。7月降雨47.2毫米，为历史上所罕见，造成春、夏、伏连续干旱。当年全县水稻受旱面积18万亩，干死4263亩，高粮4.1万亩，受旱2.5万亩，干死0.5万亩，玉米2.3万亩，受旱1.8万亩，干死0.3万亩，红召9.5万亩，受旱2.9万亩，杂粮3.7万亩，受旱2.2万亩。全县粮食总产量10.9万吨，比1957年减产3.59万吨，其中稻谷总产5.32万吨，比1957年减产0.47万吨。

自1959年干旱，全县粮食严重减产之后，1960年又遇春旱，3月1日至30日降雨8毫米，4月降雨32.1毫米，8月伏旱，降雨46.4毫米，晚稻被旱受灾面积4.5万亩，全县粮食总产量下降到9.832万吨，比1959年减产1.068万吨。其中水稻总产量4.762万吨，比上年减产0.558万吨。

1961年夏、伏旱，全县粮食再度减产，总产量下降到7万吨，比上年减少2.832万吨，其中水稻总产量3.895万吨，比上年减少0.867万吨。

1969年干旱，隆昌县城饮用水告急，县委、县政府仍然采取抽柏林寺水库库底死水，流入县城供居民饮水，可是沿途农民架起水车，下河撵水灌田保栽水稻。眼看水库库底死水即将抽干，水也到不了城区，居民生活饮水迫在眉睫，亟待解决，县委副书记杨祖华亲自率武装民兵，沿途向农民讲清道理，要求农民节约，放点水入城救居民饮水于水火之中。井下作业处用汽车在20多公里外的隆昌河蛮子沱拉水回矿区，供职工饮水；我于2018年专程赶往迎祥火车站，走访了现年94岁的老站长姚文成，他回忆当年天旱缺水的情况说：” 当时站上职工及家属挑起水桶四处找不到饮用水，无奈之下我亲自打电话给内江车站，请求党总支部书记孙洪义、李俊章调用油罐车从内江拉水到迎祥，供车站职工及场镇居民饮用水”。因缺水，该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6313万元，比上年减少11.7%，粮食总产9.5万吨，减产20%，农民全年人平只有300斤粮食，除了上缴国家公粮统购，所剩无几，类似情况太多。因此，每年荒季都有不少农民逃荒外流，大批农民挑着罈罈罐罐，带着隆昌的夏布等土特产，爬火车(无钱购车票)到资阳、简阳一带换粮食。为了求生，有的农民上下火车被摔伤，有的年轻女子另嫁他乡。

隆昌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都为隆昌干旱缺水发愁。历年干旱、教训深刻，因缺水不仅农业生产上不去，也阻碍了隆昌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发展。因缺水，隆昌失去了很多发展机遇。成渝公路、成渝铁路从隆昌穿境而过，泸州地委考虑到隆昌交通方便，于1952年1月迁署隆昌，称隆昌专区，管辖隆昌、富顺、泸州、纳溪、合江、叙永、古蔺、古宋八个县。1952年隆昌遭遇特大干旱，县城居民饮水困难，农村庄稼种不下，县委动员全县机关、学校、厂矿、居民下乡抗旱。由于严重缺水，隆昌专区、地委刚挂牌子不到一年，于当年12月20日就撤销返迁泸州，隆昌专区改为泸州专区，隆昌归属泸州专区。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隆昌设机务段，在隆昌河矮子坡距隆昌火车站较近处兴建石河堤一座，专供上下行火车加水。可隆昌河每年枯水季节断流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加水站不能满足火车加水需要，只好迁内江火车站设机务段加水。还有晨光化工厂、长江挖掘机厂、长江起重机厂等，于60年代先后来隆昌考察选址，都因隆昌缺水而放弃建厂。

1965年秋，山川机械厂选择在隆昌建厂，厂方要求县上帮助解决该厂生活生产饮用水，县政府指派县水电局协助厂家规划设计。当时我担任基建股长，由我率领罗坤厚、梁高生、邹育昌，在山川厂上游渔箭公社境内的渔箭河鹅公滩下，勘测规划兴建一座专供该厂生产生活饮用水的黑水凼水库。水库为坝高16米的单拱溢流石坝，总库容396万立方米，由罗坤厚设计，我（时任黑水凼水库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兼工程施工组组长）和罗坤厚自始至终参加水库工程修建施工。1966年6月，水库建成蓄水，山川机械厂的生产生活饮用水得到了解决。

到60年代末，全县发展起来的水利工程，仍然解决不了隆昌县水资源贫乏与工农业生产日益迅速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需水日益增加的根本矛盾，只有引沱江水补充隆昌水资源才是唯一出路。

引沱江水入隆，早在民国时期就曾有动议。民国34年(1945年)6月，在隆昌县参议会第一届二次会议上，议员郑洵、王敬修等首次正式提出引沱江水，灌溉隆昌境内农田的提案，因财力不敷而成一纸空文。

中共隆昌县委也有过从沱江引水补充隆昌水源的设想。六十年代初，我们同四川省水利厅河流规划二队合作，共同组织规划勘测队，从沱江椑木镇小河口沿扁担河，经二十多公里入隆昌境内的界市石河沟，沿扁担河兴建七道梯级石河堰，并修建七座电力提灌站，引水到界市镇石河沟修一座水库屯蓄(今红旗水库)。此方案由于工程浩大且地处外县，沿途地势平坦，淹地面积大，七级提灌站相距较远，分散不易管理，且耗资巨大，经隆昌县委、县政府研究放弃了此方案。

不久，机缘来了。1971年9月4日上午，四川省河流规划二队队长万永其、七队队长李元乔专程从成都乘火车，来到隆昌县农水局找到我。万队长说：“在我的记忆中，隆昌是全省出名的干旱县，我们负责泸州片区（含隆昌）的水利规划，也多次到隆昌帮助寻找水源，都没有结果。这次我们在成都学习期间（文化大革命），大家一致提及怎样解决隆昌长期干旱缺水的问题。讨论时又将隆昌周边地图反复查找，终于找到在距隆昌较近的沱江石盘滩可以修建拦河大坝，抬高水位，将沱江水提到山顶，再修一条输水渠道入隆昌境内，灌溉全县耕地的动议。我们认为此方案可行，必须尽快将此消息告诉隆昌。但是来隆昌找谁呢？思来想去，只有找隆昌县水利局的余存琮”！他们是向领导请了一天假，专程到隆昌找我的。

60年代初，我曾经同规划二队水利勘测工程技术人员一道，勘测从沱江引水到隆昌灌溉农田的规划，当时规划二队派出兰承海等6位水利勘测人员，配合隆昌水利技术人员，共同组织勘察队，李队长也多次和我见过面，彼此很熟悉。我记得是在1962年的一个炎热夏天，兰承海他们不辞辛苦来到隆昌，和我们一起勘测扁担河。他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顶烈日冒酷暑，和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苦。勘测路经椑木镇那天晚上，镇上旅店满员，因天气太热，时间又太晚，大家肚子又饿，既找不到吃的，又找不到住宿，我心急如焚。我几乎走遍全镇街头巷尾，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副食品店，急忙买了点干粮给大伙临时充饥，又找茶馆老板商量借宿，我们用两张茶桌相靠当一床，茶桌硬绑绑的，茶馆瓦房屋矮，没有电风扇，也无法洗澡，大家既没吃好，也没睡好，就这样凑合忍耐。没有照顾好上面来的同志，我至今还觉得过意不去。现在二位队长不辞辛劳，又一次专程前来隆昌，推荐在沱江石盘滩拦河筑坝抬高水位，引水入隆。我听后很兴奋，高兴的是可以解决隆昌人民的生产生活饮用水，担心这个工程抽水上山耗资、耗材、耗工还是很大，说不定又要夭折。二位队长向我解释说：“这项工程，拟采用大型水轮泵群集中提水，且不用油不用电，利用修筑拦河大坝抬高的水位动力，即可抽水上山顶，有利于集中管理，然后修一条输水渠到隆昌就可灌溉耕地。”听了两位队长这话，我非常激动：“真是太好了！隆昌县自古至今的缺水问题终于有办法可以解决了。”这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大喜事啊！

随后我在办公室将航测图拿出来，三人迅速从航测图上查找到了沱江石盘滩的准确位置。大家一边看图一边继续谈论隆昌干旱缺水的话题。不知不觉到了中午，与两位队长一起随便吃了点便饭，打算让他们中午休息一会儿，下午上班我们一同去向分管农业的县革委副主任曹金木汇报。两位队长忙说：“不用了，学习很紧，领导只同意我们一天假，下午必须赶回成都。”于是午餐后，三人握手告别。

当天下午，我立刻到县革委，将上午省水利厅河流规划队二位队长专程来隆昌，推荐在内江沱江石盘滩修建拦河大坝，引水到隆昌灌溉，解决长期干旱缺水方案一事，向县革委副主任曹金木作了全面汇报。曹副主任听后非常高兴，觉得事关重大，事不宜迟，趁热打铁。二人一起赶到县委，及时将引沱江水入隆昌灌溉方案向县委副书记翟慎强作了汇报。翟副书记听了汇报当即拍板，指派曹金木、娄增田(县农水局副局长)和我前去沱江石盘滩现场实地考察，将情况了解准确，以便县委研究。

9月5日上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曹金木、娄增田和我乘火车到达内江椑木镇。向当地老乡问路，老乡告诉我们，到石盘滩大约有二十多华里的小路。我们沿着老乡指的方向，一边走一路问，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了石盘滩附近的林家大院子，问到了在坡上干活的内江县新中公社杨桥大队一生产队陈队长。我向陈队长说明来意，陈队长非常热情带我们来到沱江边，他指向前方江中说：那就是石盘滩，现江水未退看不到江中大石头，待枯水期水退后，可以看到江中一大块像盘子一样的石滩露在江心，故名石盘滩。我们三人异口同声：原来石盘滩是这么得来的呀！我立刻将带上的航测图从图筒中取出，摊在地上对照，并请陈队长确认。陈队长看后说：没有错，就是这个地方。我说：没想到这沱江中还有这么一大片石滩，你看这山还那么陡峭，那么高，真是天助我也。看来，解决隆昌历史缺水可能有希望了。四人在江边聊了一阵，一同来到陈队长家休息。陈队长说，你们当官的为了老百姓，老远跑到我们乡旮旮来，真是太辛苦了。乡坝头没得啥子好吃的招待你们，煮点红苕稀饭下点小菜充饥。我们十分感谢陈队长。他一边煮饭一边同曹副主任聊起家常。曹副主任问了陈队长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以及对修建沱灌工程有什么想法？陈队长说：我们这里距场镇最近都有20多华里小路，交通又不方便，看不见听不到外面的消息，一年四季只晓得种庄稼，我们的田很少，但土多，细粮少，粗粮、蔬菜多，吃得饱，你们隆昌没有大江大河，田多土少，天旱缺水庄稼种不下，生产生活困难，挑着窖货爬火车到内江、简阳换粮食回家度荒月，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你们老远到我们内江乡旮旮来修水利，为老百姓解难，你们真辛苦，是老百姓的好官，我们当然要支持嘛！曹说：今后给你们添麻烦的事情还很多，希望你们大力支持。陈队长说：只要我们能办到的事情一定照办。你们那么多人来此修水利，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田很少，但土场宽，可以大量种植蔬菜、红苕，卖给你们伙食团，你们也少走路到场镇去买，我们也少走路挑着菜去很远 卖，大家都可以节省劳力，你们可以买到新鲜便宜蔬菜，节约伙食开支，我们也增加了收入。况且你们伙食团的潲水，菜渣我们可以捡来喂猪，人畜粪便可以浇菜，到时我们还要感谢你们呐！转眼红苕稀饭煮好，大家一起吃过午饭，我们付清钱粮，向陈队长告辞，三人踏上回隆昌的路。

9月6日上午，曹金木、娄增田和我一同来到县委副书记翟慎强办公室，曹金木将昨日去沱江石盘滩现场察看了解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翟副书记听完后非常满意地说：看来隆昌县历年干旱缺水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你们要抓紧时间，组织力量作进一步地勘察，尽快将勘察结果整理出来，以便县委研究上报。当场翟、曹二位领导说：老余长期在水利部门工作，跑农村，野外勘测又熟悉，这个任务交给余存琮来完成最合适，现在就定下来。当即征求娄增田意见，娄增田说：我是部队转业到地方来的，外行，不懂业务，将此次勘测任务交给老余我赞成。我说：既然县、局领导都信任我，将此重任交给我，我愉快接受。

离开县委后，曹副主任一再嘱咐我说：这个担子不轻，你一定要多动脑筋，千方百计努力完成这次野外勘测任务，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一定要向局、县领导反映，以便及时研究帮助解决。我说请领导放心，既然组织和领导相信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去面对，再苦再累也要克服。

当天下午我召集全股同志开会，将最近两天的情况向大家作了传达，并宣布了县委副书记翟慎强及县革委副主任曹金木交给我们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大家纷纷表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我说，本次野外勘测任务很重，时间较长，离家较远，交通不便，且在外县勘测，人生地不熟，可能遇到的困难较多，因此大家一定要作好思想准备。我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带队，并挑选梁高生、邹育昌、许正忠、冷世泉、肖开楞等六人，组成这次沱江石盘滩野外勘测队。这次选派的其他五位同志和我都是三十岁左右，身体好，年富力强，工作积极努力，干劲大，有多年的野外勘测实践经验。抽调这几位同志一定会不负重托，早日圆满完成野外勘测任务。后来又增加了孙胤瀚管后勤。人员确定后，各自作好准备，带上所有测量工具，个人换洗衣服及钱、粮票等。

1971年9月8日，我们一行7人组成的野外勘测队，从隆昌出发了。

艰苦的野外勘测

沱灌工程建设成败的先决条件，是拦河大坝坝址的定位和输水总干渠流向路线的确定，它是依靠勘察测量来完成的。 1971年9月，一支由县农水局组成的野外勘测队，踏上了为期一年的艰苦征程。首批勘测由余存琮、梁高生、邹育昌、许正忠、冷世泉、肖开楞、孙胤瀚7人承担。我们携带着经纬仪、水准仪及各种测量工具和自己的行李，乘火车到达椑木镇车站下车后，负重步行了20多华里小路，直奔内江沱江的石盘滩，投入到野外勘测工作中。

测量沱江石盘滩拦河大坝枢纽工程地形、地貌、纵横断面、起水点及渠首总干渠线路时，初期的工地距离内江椑木镇、白马镇、隆昌的双凤镇都有几十里路，距离内江县新中公社最近，约5华里。于是，我们与新中公社办公室联系，借了一间约20多平方米的房屋，租了7套被盖，买了一些稻草铺在潮湿的地上，打好地铺，吃饭在公社食堂搭伙。

沱江石盘滩，江面宽约300米，江水湍急。为方便勘察两岸地形及江心水流的流速、流量和水位，我们专门租了一艘大木船，用于运送人员和江中断面测量。为避免来回奔波，中午就近在农民家搭伙，饭后在竹林草地上小憩一会儿，便又开始工作，天黑才收工赶回新中公社驻地。公社没有电灯，晚上整理野外作业资料，只有用煤油灯照明。同时还要开会总结一天测量的效果、经验和存在那些不足，并安排第二天勘测任务及工作分工。天热无澡堂洗澡，晚上就在公社附近的山坡上，大伙轮流提一桶热水，到坡上避静点的路边洗澡，待稍微凉爽一点才能回到闷热的屋里睡觉。无论在新中公社食堂搭伙，或是在农民家吃饭，除了交钱粮外，没有食油、肉食供应计划，没有油票、肉票可交(当时每人每月定量供应菜油2两、猪肉半斤，隆昌不属内江管辖，隔了地区的隆昌票证在内江不能使用)，测量人员在公社食堂搭伙，炒菜食油都是当地公社职工凭证供应的，当月吃完就没有了，故经常都要吃“红锅菜”(无油下锅，待锅烧红后，再将菜倒入锅内铲几铲，称红锅菜)，公社人不多，供应量很少，我们明知占了别人的便宜，但没有其他办法解决，心里很内疚。由于彼此相处很和谐，公社的职工没一点怨言，让我们很受感动。经过20多天的紧张工作，完成了沱江石盘滩拦河筑坝各项野外测量。

紧接着转入输

水总干渠测量。首先选择几条渠线走向，反复测量比较，最后确定选择渠线短，渡槽短、隧洞少，明渠土石方开挖或回填方量较少的走向作为正式方案测量。

这时，尽管我们有多年的野外勘测实践经验，但地处外县，人生地不熟，同时山野中大面积的甘蔗丛林，给勘测工作带来诸多不便和困难。我们一边测量一边依靠当地干部群众，向他们宣传解释，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理解支持，因此在勘测过程中没有阻力，进展很顺利。特别使我们感动难忘的，是内江县椑南公社党委书记李朝炳。此前，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交往，当我们从新中公社勘测到椑南公社境内时，李书记不仅没有为难我们，还非常支持并亲自给我们勘测队带路选渠线，使我们不走或少走弯路，使测量工作顺利进行，效率大大提高了。

测量进行到了椑南公社，晚上再回新中公社就比较远了，而距由椑南公社管辖的牛棚子场上较近，因此住牛棚子更方便。但牛棚子只有一个旅店，铺位很少，测量收工较晚回旅馆，一是无铺位，二是没有饭吃。为此，李书记为我们考虑得非常周到，提前在牛棚子旅馆为我们测量队预订好住宿铺位；他怕我们收工晚了回旅馆没有饭吃，特向旅馆打招呼，为我们留好饭菜。他非常同情我们野外测量辛苦，每天工作时间又长又劳累，还将凭证供应的白酒送来给我们测量队员喝，解除一天的疲劳。就这样，不管我们测量收工多晚，回去都有饭吃，有热水洗澡，能休息好，这些都是李书记事前给我们安排好的，至今我们难以忘怀。

勘测工作进入到了隆昌境内，尽管人熟地熟，勘测工作好干得多，但要选择多条渠道线路比较，那条渠线最短，建筑物最少，工程量最小，交通运输条件最便利，灌溉面积最大，我们用了很多时间，反复测量对比。比如从隆昌双凤小屋基到隆昌城区，我们选择了三条渠线走向作比较测量，每条渠线长30多公里，一条从双凤沿成渝铁路、成渝公路，往隆昌县城方向；一条从双凤经龙市到木匠冲、千担丘至隆昌城区附近；一条从双凤经黄家到响石、前锋、水口至隆昌县城下游。三条渠线反复测量比较，第一条渠线交通运输条件好，但地形复杂，多处与铁路、公路交叉，土石方开挖工程量巨大，耗工多，建设时间长，投资太大；第二条渠线工程量仍然大；第三条渠线较前两条渠线短，沿途自流灌溉面积大，有屯蓄水库，土石方开挖量比前两条渠线少很多，该渠线最优，最后选择其为最佳方案进行实测。为了抢时间赶任务，大家每天天亮出发，天黑收工，摸夜赶路，点灯吃饭，深夜睡觉就成了家常便饭。

当坝址和渠线走向初步选定后，我们将所有野外勘测资料初步整理完成，然后交给省规划二队及宜宾地区水电局派驻隆昌，协助沱灌工程设计的高徽尤、文国桢、严增武等工程师。他们接过资料后加班加点忙于设计。

在艰苦的环境、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我们齐心协力很快完成了初步设计，经县委、县革委研究讨论决定，及时上报宜宾地委、地革委审批。

既要确保拦河大坝的安全可靠，又得方便计算今后对当地的经济赔偿，为此必须勘察清楚“回水淹没”数据。1971年深秋，我再次带领梁高生、邹育昌、许正忠、冷世泉、肖开楞、兰家金，在宜宾地区水电勘测设计队文国桢工程师的率领下，冒着刺骨寒风，第二次来到沱江石盘滩拦河大坝坝址，就回水问题进行走访调查与实地测量。

我们租来的木船，既作交通工具，又作为食宿之用。我们从旅社租来薄被，深夜极累，薄被一裹，倒床便睡。船上伙食极为简单，兰家金负责后勤兼做炊事员，凭计划供应发的粮票、油票购来菜油、大米、红苕及大头菜度日，并自已做泡菜，偶尔从附近农户那里买到一点新鲜蔬菜，大伙高兴得尤如打牙祭。船上小锅小灶，从山上、河边捡来树枝、芦苇叶等作柴烧，热一盆水几个人轮流洗脸洗脚。几乎没办法洗澡。天冷无处挡风，锅小热不了水，只好等待测量完毕后回家才能洗澡。在船上吃住的日子里，既苦又乐，苦的是吃不好睡不暖。记得有一天晚上，大家忙累一天，正熟睡时，一只老鼠从我头上跑过去，将我从梦中惊醒，我大声呼喊，一下惊动了船上所有人。船工说：船上有老鼠并不奇怪，我们见得多了。我说：在船上见到老鼠，还是第一次，不知所措，特别是晚上熟睡时从头上跑过去，真让人后怕。乐的是每天早上起床后，每个人满脸都是烟灰，就像唱川剧化妆打得花脸一样，你看我，我看你，都忍不住发笑。特别是文国桢工程师，年龄较大，个子矮小，满睑灰尘就像唱花脸的一样，逗得大家乐不可支。有的说，文工你这身行头，戴顶烂草帽，背个破背兜，拿根打狗棍，再拿个烂碗，活像个讨饭的。我对大家说，文工这样大的年纪，又是从宜宾地区派来帮助我们隆昌修建沱灌工程的技术权威，还跟我们一起吃苦受累，既没有工程师的架子，又对工作极端负责，平易近人，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文工说：“没有关系，年轻人说说笑笑是好事，一天到晚沉默寡言，愁眉苦脸才遭了。你这个当队长的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种苦中取乐的氛围才好。”大家洗了脸，吃了早餐，带上测量工具，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测量工作。

我们每天很早出发，沿沱江两岸往上游方向访问、测量，用红、绿、白三种不同颜色的小旗分别做正常水位淹没、十年一遇洪水淹没、最大洪水淹没的标志物。前面在测量安插标志，后面队员跟随记录，并会同当地干部登记不同水位下被淹没的耕地、荒地、芦苇、竹木、房屋的数量，作为隆昌县今后对内江当地农民经济赔偿的依据。

1972年夏天，测量队第三次来到沱江石盘滩坝址，对上次测量作复查印证。沱江两岸芦苇丛生，5米长的塔尺立在芦苇丛中，只能看到顶端一小节，人站其中根本不见踪影，测量工作全凭口哨指挥。在炎热的夏天，身穿背心短裤的小伙子们不停在芦苇丛中穿梭，被锋利的芦苇叶刺割得全身上下都是伤口，汗水浸入，痛得难以忍受。有一次黄昏时分，我们收工后，背着测量工具刚翻过三元井，天就黑了。山路崎岖，高一脚矮一脚地走到距内江火车站不远处，天空浓云密布，突然雷电交加，顷刻间大雨倾盆，无处躲避，个个全身湿透，只好硬着头皮放小跑，跑到内江火车站侯车室躲雨，将被雨水湿透的衣裤脱下，搭在肩上，大家都只剩下一条打湿的短裤穿在身上。等到雨小了，我们又抓紧时间急忙小跑赶到内江旅馆，已是晚上十点半钟，旅馆登记室早已关门，并挂上了“客满”的牌子。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便往住宿楼上走去。找来服务员，服务员是一位年轻女同志，瞟了我们一眼，看着个个上身光着，只穿一条湿淋淋的短裤，提着仪器箱，拿着棒棒（测量塔尺），便懒洋洋地说了一声“今晚客已满号，到别处去住吧。”一句话激怒了队员肖开楞，他一双眼睛鼓得像铜铃，声音洪亮，责备服务员不通人情，又用塔尺往木楼板上咚咚直捣。顿时，惊动了整个一层楼的旅客，他们纷纷走出寝室看个究竟。见此情景，我赶紧发话：“各位旅客对不住，刚才我们的同志情绪激动，影响了你们的休息，我们是隆昌县水电局来测量沱江石盘滩水利工程的职工，因天黑又下大雨，个个全身湿透，现在已经快11点了，我们既无住处，又未吃晚饭。”这一说还真管用，全楼旅客你一言我一语，不仅没责怪，反而还十分同情我们，纷纷在服务员面前为我们说好话：“你看，他们都是国家干部，又那么辛苦，不给他们想办法解决吃住，于心何忍？”服务员被旅客的话打动了，很快找来了旅馆经理。经理向我们赔礼道歉，又召来炊事员专门为我们煮饭、烧洗澡水，还为我们烘干了衣裤，安排了舒适的住宿。这一切，使我们非常感动，心里得到了极大安慰。就这样，我们完成了沱江石盘滩大坝坝址地形及回水淹没的勘测工作，为拦河大坝坝址的选定和施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输水总干渠的最后正式定线勘测，其艰巨程度不亚于坝址地形勘测。总干渠西起内江县新中公社蚊虫山，东止于隆昌县双凤公社小屋基，全长14公里多，途经三个公社。输水渠道虽不很长，但野外勘测工作，却非一朝一夕，轻而易举能够完成的。

首先要对上次实地勘察，进一步详细核实准确，对局部渠线还要反复比较，尽最大努力选择路程近、占地少、建筑物少、开挖工程量小的线路。从初选的几条线路中反复比较选优，确定干渠路线后，立即进行定线测量，每20米栽一个木桩，地形复杂处，木桩需加密。每个木桩还需作横断面，以便计算土石方挖掘量。如遇渠线上的渡槽、隧洞等建筑物，则需测量地形图，便于内业设计。这样的测量工作，如果不遇建筑物等，一天可测1到2公里；若遇建筑物等，则一天测量不足1公里。

总干渠道的全程，几乎全在山顶和山腰，田少土多，大多栽种甘蔗。这种山高坡多一路障碍的路线走势，给测量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困难。为减少对庄稼的损坏，队员们只能用手或塔尺把甘蔗叶轻轻往两边扒开，测量仪观测塔尺度数从扒开的夹缝中近距离地一段一段地往前延伸测量。山上测量，无现成的道路，我们只好逢山开道，遇坎跳坎，不是被甘蔗叶割伤，就是被荆棘绊倒。特别是雨后测量工作，更艰巨辛苦，路滑难行，又怕摔倒打坏了测量仪器，仪器损坏不仅花钱多且不易买到，更重要的是勘测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完不成组织交给的重任，内心过意不去，因此不得不小心翼翼，将仪器卸下装入仪器箱，待站稳后再开箱安上仪器测量，这样做尽管麻烦但较稳当。野外作业，除早餐可定时外，中晚餐全依作业需要，时早时晚。每天野外测量时间长达10小时以上，披星戴月成了家常便饭。

测量工作进入隆昌双凤公社小屋基后，分左右两条干渠进行，左干渠是提灌渠，在双凤小屋基尚需修建电力提灌站，净扬程35米，渠线沿双凤、太平、迎祥、普润、界市等高台地入红旗水库和柏林寺水库屯蓄。右干渠为自流渠，沿双凤小屋基直接往太平、黄家、响石、水口等公社，入古宇庙水库屯蓄。左右两条干渠全长40多公里，正逢盛夏，室外气温高达40度。一天，测量工作刚达到该路线白洋沟水库附近天就黑了，如要赶回旅馆住宿，尚需步行二十多华里，场镇小旅店铺位少，去晚了不一定有铺位，即使有铺位住宿，吃饭也成问题，且第二天又需返回继续作业。为了抓紧时间勘测，几名队员只得分头在渠线附近寻得几家农户，经过通融方才住下。我和三名队员住一家，睡一张四尺宽有麻布蚊帐的床。矮屋内，四个大汉横躺一床，闷得气都透不过来，热得合不上眼。折腾到深夜一点过，蚊子又钻进蚊帐大叮大咬，搅得你一掌我一掌的肉莲花拍得啪啪响，也不知闹到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睡”了几个钟头。又有一次，我们测到福庆公社千担丘天又黑了，怎么办？我们事前作好了准备，带上了电筒，准备摸黑赶路照明。此时我们拿出手电筒，一支电筒照在测量仪镜头前，一支电筒照在塔尺前，就这样用了2个多小时，多测了4公里。但摸黑回到住地，夜深人静找不到东西吃，只好饿着肚子熬过一夜。野外勘测经常都是早餐五六点钟，午餐下午两三点钟，晚餐要九点过十点钟才能吃上饭，每餐间距六七个小时，因此我们的测量队员，年纪轻轻就多数都患上了胃病，但为了按时园满完成勘测工作，队员们均无抱怨情绪。

艰苦的环境，艰苦的条件，艰苦的工作考验着我们的测量队员。小伙子们凭着满腔热情对事业的忠诚，怀着一颗为隆昌父老乡亲造福的赤子之心，硬是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在整整一年的测量工作中，没一个怕苦而后退的，没一个畏难而懈怠的。“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难不难，学学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成了测量队员们的口头禅，这就是我们在那个时代表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